他們想做大陸最棒的中學生雜誌，卻先學會了接受「新聞審查」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簡稱師大附中）坐落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條老街上，被高大的樹木和古樸的舊宅包圍。這是一所擁有116年歷史的傳統名校，學生多是來自北京本地的精英，他們的目標是在高考中取勝，考進中國最好的大學。

今年24歲的北京男孩郭旭崢，回想當年在師大附中讀書的歲月，自認是一個「異類」。他的成績全班倒數第一，最大的愛好是躲在教室後面翻雜誌，比如《少年電腦世界》和《最小說》（均是當時在中國大陸流行的少年雜誌，前者是IT類，後者是文學類），還尤其愛看印在雜誌最後一頁的「編讀往來」，暢想「編輯部的故事」。

2010年，郭旭崢上高中二年級，他加入了師大附中的校刊編輯部。那時的校刊沒有固定出版日期，內容敷衍，排版簡陋，黑白印刷，「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郭旭崢和他的同學楊雅芳，充當雜誌社僅有的兩個編輯人員，從零開始學習採訪、寫作和攝影，用一台笨重的聯想牌電腦，仿照當時最流行的雜誌進行設計、排版，歷時半年之久，推出了全新的《附中人》校刊。新校刊的紙張光滑細緻，色彩飽滿，且頗有設計感。為了引起學校的重視，他們將發刊詞擬為「回顧與展望」，梳理了校史，並「將校史和這本校刊的歷史纏繞起來」。為了打出品牌，他們為校刊取英文名「Further」，諧音「附中」，也寓意「越走越遠」。

當年十元一本的《附中人》，首印1000本，三天賣光。那時全校兩千個學生，相當於每兩個學生中就有一個購買了校刊，市場佔有率50%。因為熱愛，他報考了中國傳媒大學的編輯出版專業，並且在2014年大學二年級時，作為兼職教師重新回到師大附中，開設選修課程「雜誌編輯與製作」，帶着師弟師妹繼續做《附中人》。現在，《附中人》是中國大陸最知名也最暢銷的學生雜誌之一，甚至很多大學生和媒體從業者也是他們的讀者。只不過，這個美好故事中夾雜着郭旭崢和學生們的困惑與妥協——比如，被教育得很「乖」的孩子們如何做出有批判精神的報導；再比如，這些剛剛萌芽的獨立思考能力如何在「新聞審查」下存活。

學校是校刊編輯部的「上級監管部門」

最初，郭旭崢為師弟師妹們定下的標準是「書寫具有廣泛意義的校園故事。」

「這個事情發生在校園裏，但不是只有師大附中的學生看了才有共鳴，」郭旭崢解釋。「雜誌編輯與製作」這門選修課上30個學生，每週報選題、開評刊會、研究新聞時事，郭旭崢負責幫他們把「選題半徑拓寬一些」。

比如，2015年12月重度霧霾籠罩北京城，北京市教委首次向中小學發出停課通知。郭旭崢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他提出模仿當時《人物》雜誌記者錢楊的名作《霾困北京時》，以非虛構的寫作手法記錄霧霾對校園生活的影響。

當時負責採訪報導的舒馨雨同學回憶，「班裏一下子炸了」，接到停課通知的同學們歡呼雀躍，「喜悅、瘋狂、顯擺，不一而足……」而老師們的忙碌才剛剛開始，因為「停課不停學」，要為學生們準備在家用功的學習材料。舒馨雨在停課那天進行了密集的採訪，她跑遍了學校的各個角落，採訪對象包括唯一來上學的走讀生、不能回家的住宿生、學習環境工程的畢業生、辦公室裏的任課老師和後勤老師、號召集資買空氣淨化器的家長……當時讀高中二年級的她第一次意識到霧霾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兩位攝影師也是師大附中的學生，他們拍下了同學們面戴口罩、靜靜站立在霧蒙蒙的校園裏的模樣。背景畫面都是霧霾的淺灰色，只有同學們身上黑色和紅色相間的校服分外顯眼。

為了向記者前輩致敬，這篇報導的標題擬為《霾困附中時》。「沒有人知道一場霧霾會在什麼時候散去，更沒有人知道下一場霧霾將在什麼時候到來。」舒馨雨在報導裏頗為深沉地寫道。

可是學校領導提出了異議。「領導說不能（在標題）用『困』這個字，感覺『被困住了』，輿論導向不好。」郭旭崢回憶。

學校管理層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上級監管部門」的角色。學校要求郭旭崢這樣的選修課教師注意言行，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每期校刊的選題要上報，經學校同意後才可操作；稿件和圖片要經學校領導過目，才可以印刷出版。這個「監管部門」非常謹慎和保守，「細緻到一個字都會較真，」郭旭崢說。

領導們也不認可非虛構寫作這種文體，認為缺少中心思想、主題不明確。「學校一直跟我們說，你這個文章得有導向、有引導……」學校認為校刊是宣傳工具，而郭旭崢的理念是做新聞要客觀中立，要有批判性思維和社會關懷。

《附中人》想用一期封面報導學校給學生提供的午餐盒飯（即便當）不好吃，一位學生記者追蹤到每天清晨盒飯被做出來的情景，以及經過長途運輸送到同學手裏的模樣，並寫出了一篇6000字的調查報導，但是被學校領導斃掉，因為「攪動學生的情緒」、「激化矛盾」。結果那期封面換成了學生們去泰山、承德和西安遊學的作文選登。

還有一期，他們採訪高三年級的同學「為了高考而放棄了什麼？」一位男同學直率地答「放棄了泡妹子」。這段視頻和文字被發在《附中人》的微信平台上，當天郭旭崢就接到學校電話要求撤稿，因為如此明目張膽地宣揚校園戀愛，影響不好。

還有一些審查是沒由來的。「稿子裏有個詞，叫『笑作一團』，學校覺得這個詞不好，改成『會心一笑』。」直到現在郭旭崢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附中人》經歷的最嚴苛的審查事件，是刊登在第48期的報導《南新華街中學往事》。記錄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師大附中被改名為「南新華街中學」，學校進入全面停課狀態。郭旭崢帶着同學們採訪了當年經歷文革的校友，回憶那段在遊行、寫大字報、開批鬥會的日子。文章提及當時學校已無班級概念，班改成「排」，四個排為一個「連」，實施完全的軍事化管理；還寫到為了響應毛主席的「學工、學農、學軍」，師大附中開辦自己的校辦工廠和農場。其中一位老校友對同學們回憶那段時間「懵懵懂懂，稀裏糊塗，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麼解放全人類。」

這期《附中人》在微信的零售平台微店上售賣，遭到審查直接下架。這次的監管方不是學校，「微店都沒有通知我們，直接被幹掉。」郭旭崢說。

「我們只是想還原這段歷史而已，因為官方校史很少有記載。」直到現在，郭旭崢仍有不忿。

「老師，我能把這個人的缺點寫進文章裏嗎？」

這讓人不免聯想到曾風靡一時的深圳中學校刊《涅槃》。2002年開始任職的校長王錚是一位改革者，提倡學生自治，用八年時間在學生中間促成「校園民主」等概念。那之後，《涅槃》編輯部曾報導Google退出中國一事，指出「資訊渴望自由」，並曾刊名為《牆》的文化評論，從古代中國的城牆寫到現今的網絡防火牆，被外界評價「膽子很大」、「選題很猛」。但是，隨着社交媒體的出現和言論環境的改變，《涅槃》也漸漸偃旗息鼓，目前名為「涅槃新聞」的網絡平台尚在運營當中。

「外界覺得現在做媒體的社會審查那麼嚴格，學校裏會不會好一點？其實學校裏更嚴格。」郭旭崢說。

中國大陸的公立學校是行政制度的延伸，享受財政撥款，大多數教師都擁有事業編制，是體制內的一員。一群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對一份校園媒體寄予的浪漫想像和美好願景，或許無法獲得學校管理層的真正理解。一份過於活躍的學生雜誌，可能會帶來潛在的政治風險。而在探索開放和保守的邊界時，做出妥協的往往是學生那一方。

對比曾處改革漩渦裏的深圳中學，師大附中這間百年老校的學生們，在嚴密和周到的管理之下，郭旭崢覺得已經算是「非常乖」。

這種「乖」指的是言行循規蹈矩，不質疑權威，妥協已成慣性，不出格。有的學生會跑來問郭旭崢：「老師，我能把這個人的缺點寫進文章裏嗎？」

「這些問題背後其實都是我們把一個複雜的人簡單化、標籤化、甚至兩面化。」郭旭崢察覺到了學生們的慣用思維模式，「這大到影響我們對一個人的理解，小到在寫作中對一個詞、一個句子的運用。」

他試圖告訴學生去尋找事實，比如儘可能採訪到細節，去和採訪對象相處一段時間，要做外圍採訪，做交叉印證，不要只聽一方觀點，甚至不要把一方觀點放大。在寫作時，要少用形容詞，多用動詞，因為每次使用形容詞都會造成對採訪對象的一次判斷。

總之，就是能通過採訪與寫作「看到事實的價值和複雜性」。

帶學生辦校刊的同時，郭旭崢還在《人物》雜誌做實習編輯，他的新聞實踐經驗也與《人物》息息相關，他很熱衷把實習經驗傳遞給師大附中的同學們，幾乎是「一邊學、一邊教」。

彼時《人物》雜誌是中國大陸最著名的媒體平台之一，曾有《北京零點後》、《2000萬種死法》等作品引發現象級討論。郭旭崢覺得《人物》帶給他最重要的影響是「眼界」，聚焦與社會變遷、政治文化息息相關的人物故事，而不僅僅是追逐明星和商界人士。同時，《人物》的報導格外突出現場感，注重對細節的描述，這都讓郭旭崢非常痴迷。他覺得，《附中人》也應該擁有這樣的眼界，「站在校園裏面，但面朝遠方、面向外面的世界的」。

曾在《附中人》擔任主編的崔孟蓉同學對端傳媒評價郭旭崢是「很理想主義的」。但回到現實之中，作為一名只能在課業的縫隙時間裏辦雜誌的高中生，她的心情是「我做到力所能及，那是最好；實在突破不上去了，我也可以接受。」

郭旭崢時而會感到挫敗。在高考的指揮棒下，他倡導的「探尋真實世界的學習模式」總是很快就宣告終結。每當同學們升入高三年級，就會搬進一街之隔的另一校區，過起「與世無爭」的備考生活，他們在《附中人》的短暫事業也會劃上句號。

郭旭崢會迎來高一年級新生，在他們之中招募《附中人》的新班底，開始新一輪對審查和監管底線的試探，以及新一輪對言論邊界的摸索。但他總是要繼續回答「能把這個人的缺點寫進文章裏嗎」這樣的舊問題。

「我從來沒有對自己做的事產生過質疑。」崔孟蓉回憶那些在監管下的採訪寫作時光，她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讀書，「回想一下自己高中生活，可能其他都被忘了，這個不會被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