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陸影迷心目中的《明月幾時有》、許鞍華和今日香港

1.

東江縱隊是一個傳奇組織。

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投降，此後三年，香港淪陷，在此期間港島的抗日，全靠東江縱隊。

電影《明月幾時有》的開頭就展現了東江縱隊一場著名的營救行動——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同時，發起了對香港的襲擊。當年，茅盾、鄒韜奮等700多名文化名人在港滯留，為了安全，大家一致決定轉移到內地的敵後陣地。

轉移是在東江縱隊的安排下秘密進行的，這些文化名人從銅鑼灣出發，坐上一艘事前準備好的大駁船，趁日軍換崗之際，疾風渡海。這場營救延續了100天，上千文化名人在日軍的眼皮下從香港「人間蒸發」了，奇蹟般，無一人被抓捕。

「這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茅盾曾說過這樣的話，因為東江縱隊為中國保留了文化火種。

導演許鞍華在準備拍攝《黃金時代》時就拿到了「東江縱隊」的腳本，她非常感興趣，一是可以在香港拍，二是游擊題材令她興奮——作為香港人，她也不了解東江縱隊。一邊拍《黃金時代》，一邊蒐集東江縱隊的資料，最終，許鞍華選擇了兩個故事：第一個就是營救文化名人的故事，第二是一對母女的故事，母親由葉德嫻扮演，女兒是周迅。

以上主人公存在於真實的歷史：因為仰慕茅盾，陰差陽錯加入游擊隊的周迅；從街頭混混成長為游擊隊長的彭于晏，潛入日軍憲兵總隊的間諜霍建華……

真實，又顯得零散。

許鞍華無意講述大場面的抗日故事。這一點，被我的一個編劇朋友詬病，她堅持認為導演在基本技術上出現了bug——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主人公是隱晦的，含幽暗的，他們紀律鬆散，更多藏在地下。最激烈的場面，也不過是彭于晏和周迅和十幾個日軍在叢林的一場躲避戰。

講人，也無意刻畫光輝人物。就是日常生活，怎麼吃飯，如何捱餓，怎麼把情報偷偷放在竹籃，如何為了掩蓋身分在去表姐的婚禮路上送情報。

接受採訪時，許鞍華曾解釋，她更關注人的命運，普通人的命運，所以電影刻意模糊了歷史大背景。當年，香港的情況太複雜了，有重慶政府、南京政府、共產黨、日本人、英國人，政治複雜，「主要講人物，不會講太多立場」。

我是上映第一天就去看了，看完很喜歡。許鞍華的作品都非常樸素，從不試圖「教育」觀眾，也不大驚小怪，她擅長不動聲色描述日常，日常之下卻是波濤洶湧的潮水和時代，她的作品觀眾的情緒大多是後置的，就是很久之後回想，還會心有漣漪。

看完後，我晚上翻看豆瓣影評，電影評分很低，有時候我也搞不太懂豆瓣的評分標準——接下來，我看了一些許鞍華的採訪，很高興，她也沒抱怨什麼。

三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位知名的導演，他近些年的作品確實大不如前，一部好，一部壞，當觀眾不買賬時，他感到「沮喪」、「極度被傷害」，並堅定地認為，這個時代太壞了。「這個時代太壞了」，他反反覆覆說了好多次。

後來，我琢磨過，這位導演應該是真的老了，優秀的藝術家要保持對大眾文化的絕對碾壓感才能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一個不再自信的導演只剩下患得患失了。

許鞍華還是很鎮定的，她的大意是，只要製片商博納不賠錢就行了。當時博納總裁于東要求這部作品改到7月1日上映，作為香港回歸的獻禮片，她也沒有意見。很平和。

可是，《明月幾時有》根本不是獻禮片啊，除了香港元素和「回歸」有關係，電影沒有拍攝到「抗日勝利」，戛然而止在周迅決定放棄營救母親。在碼頭，她和戰友彭于晏告別，彭說，去惠州繼續抗日，周迅提醒他，要記住自己的真名，日後知道了真名，好找。

兩人就此一別，「勝利時再見」。

那應該是1942年，離抗日勝利還有三年，此後，真生活中周迅扮演的方姑回本島組建游擊隊，彭于晏飾演的劉黑仔死於1946年的國共內戰。

等到「勝利」，但沒有等到「再見」，這是大多數東江縱隊游擊隊員的結局，他們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這支隊伍只走出了一個著名人物——袁庚，改革開放的先驅者。

我曾經試圖設想過東江縱隊的工作：那時，他們傳一次情報需要徒步山路二十多公里，而聯絡總部一次少則四個月。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得不到「上級的指示」。

就是這樣一支由普通人組織的游擊隊，在長久的蟄伏中，學會了一種安撫內心的方法：遙望天空，明月照千里。

我猜電影的名字也許來自於此。明月幾時有，天涯共此時。好的故事都有時代的側影。

2.

扮演周迅母親的香港演員葉德嫻真是一個太好的演員了。

她也演過《桃姐》。《桃姐》裏有一個細節，劉德華扮演的少爺Roger陪桃姐散步，Roger看桃姐步履蹣跚，問「累不累」，「不累。」桃姐回答迅速，一分鐘都不敢怠慢和猶豫。她一輩子怕麻煩少爺，一輩子怕麻煩別人，她是一個僕人。

類似這樣的表演細節在《明月幾時有》也有。電影開頭，方母初上閣樓，端着一盤糕點，當得知房客不再續租時，她又滿臉鄙夷，端着糕點走下了樓，連一盒糕點都捨不得留給房客，她是一個精明慳吝的香港主婦；影片的結尾，當她替女兒送情報被抓的一瞬，脱口而出告訴女兒的戰友「打死也不要說認識我」時，那張滿是皺紋的老臉布滿了驚恐、絕望。

最終，方母被日本人槍斃了，她誓死捍衞了秘密，沒有供出女兒和她的戰友。她是電影中的華彩片段，也是擁有高光時刻的人物，哪怕她並不是女主角——她是一個胸中有大義的革命母親嗎？未必，她不識字，連「革命」兩個字都不會寫。她愛祖國嗎？不知道，女兒參加革命後，她常常失眠，反覆唸叨：你那麼瘦，革命也連累別人。潛台詞是，別惹事。

如果沒有最後的捨生取義，葉德嫻扮演的母親是粗鄙的、自私的，有着小市民的算計和精明，面孔又是很難被一錘定音，是複雜的，含混的。而在最後，她偶然死於革命，她無意識的保護女兒的行為，忽然有了一種崇高的價值感。

多有意思。總有一些人在尚未搞懂「意義」的情況下突然被生活賦予了溫柔的理想。這是日常，是真實的生活。黃繼光那種，是樣板戲。

葉德嫻的面孔真的太適合大屏幕了。電影裏，她出現的每一幀，就像一件在時間和空間之間平衡得很好的藝術品，不斷提醒男主角霍建華：表達驚訝，不僅是挑眉，傷心，也不是瞪圓眼睛，面對死亡時面部猙獰的痛苦感，只是一千萬種表演方法中最最膚淺的一種。

3.

和許鞍華同為香港背景的導演陳可辛曾經說過，在《中國合夥人》之後，按照商業邏輯，他應該繼續拍相似的創業題材，因為這樣才是合理的資本邏輯，但他卻選擇拍攝《親愛的》。

每個導演選擇拍什麼電影，肯定代表了他/她的價值觀，想想電影真是奢侈品，從準備到拍攝到上映，短則一年，長則4至5年，王家衛那種一任性拍攝十年更磨人耗力。一個自愛的創作者根本禁不起浪費時間，比如許鞍華，70歲了，拍一部少一部。

和《黃金時代》相比，《明月幾時有》的群像更為凌亂，導演的水準線在慣常之下，130多分鐘的時長，主題除了「抗日」以外，其他支離破碎，像紀錄片又像故事片。

沒有高潮，沒有結局，連勝利後英雄凱旋的喜悅都吝嗇描述。它的界面很不友好，按照商業片角度評判，完全沒有考慮大眾的娛樂性和觀影感。

試圖換一個角度理解，《明月幾時有》也許不是一部故事片，而是一部記錄香港1944年前後的歷史片。長久以來，香港政治之複雜是遺留問題。抗日時期，港中的關係更加割裂，香港人是怎麼抗日的？是否有廣粵一帶的支援？內地缺乏對香港那段歷史的了解，正如香港缺乏對內地了解。感謝此片，我們才得以看到1944年香港真實的抗日圖景。

影片的最後，彭于晏飾演的革命者在銅鑼灣江邊和周迅話別。忽然一下，鏡頭兜轉，香江兩岸，霓虹燈閃耀，變成我們如日熟悉的香港模樣，高樓大廈，鱗次櫛比。

電影終結於梁家輝的追憶。年輕時，他作為先鋒隊員追隨周迅鬧革命，如今，他是東江縱隊唯一存活的見證者。他面對鏡頭，講完半個世紀前的那段往事後，走出寫字樓，鑽入一輛的士，發動，消失在滾滾車流中。

70歲的老人，前東江縱隊的游擊隊員，如今，是香港一名普通的的士司機。

我忽然明白，這才是許鞍華最終想表達的東西。以她為代表的40年代港人精英的價值和情懷：他們年輕時誓死捍衛祖國的動力，並不是希望成為革命勝利後的既得利益者。不是誰推翻誰成為誰的邏輯，而是踐行一個真正的理想國：自由平等，人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生活，這世界也永遠沒有特權階級。

電影真是一個奇妙的藝術品類，和觀看者的心境和所處的時局息息相關。而好壞評判，本身就極為「私人」，又與觀看者的年齡、閲歷緊密相連。

《明月幾時有》受人詬病之處也不少，從技術角度來說，許鞍華的技術撐不起她的立意。但對我來說，此時此刻，它有着一部好電影金子般的品質——情懷與信仰，她的表達堅定而純粹。PS：這部電影上映一週後，豆瓣評分升到7分了。

當我們以這樣的角度重新打量《明月幾時有》時，似乎更能理解今日之香港，人們到底在堅持什麼，反抗什麼？為什麼我們可以「忍受」的種種，在香港卻是底線不可侵犯。

畢竟，香港精英從令我們陌生的文化土壤中走過，一代又一代，矢志不渝，從未改變。

原標題為《要相信，溫柔的理想正在另一片國土發生 |《明月幾時有》和1941年的香港》，原文刊於微信公號《超級故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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