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文學小組：如果我不寫，百年後有人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初中畢業後，父親問過小海到底喜歡什麼，小海沒敢說喜歡音樂。父親賣掉麥子，交了一千塊學費送他進了技校，然後他跟着招工去了深圳的工廠。那年小海16歲。

他在富士康的流水線上檢測成品：將加工好的手機從流水線上取出，放進檢測盒子裏等一分鐘，再取出放回流水線上，週而復始，一刻不停。

小海痴迷於海子的詩和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嚎叫》，上班時就在工友面前唸詩。他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嚎叫的狀態，「有的時候你的嚎叫是無聲的，但你的靈魂就是一種極力渴望掙脱的狀態。」

在流水線上度過了14年青春後，小海搬到北京，加入了皮村文學小組，無聲的嚎叫終於結束了。

皮村是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座村莊，位於東五環和東六環之間。從天安門廣場到皮村約30公里，車程超過50分鐘。因靠近首都國際機場和通州新城，皮村周邊及鄉村工廠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這個本地村民僅千餘人的村莊居住着兩萬多名外來務工者。

2002年，音樂老師孫恆、搖滾青年許多和相聲演員王德志組建了「工友之家」，在皮村開辦了打工子弟小學、工人大學和圖書館。2014年，皮村文學小組成立，由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張慧瑜擔任指導，每週末為工友開設兩個小時的文學課。

皮村最近一次走入主流視線是在2017年4月25日，大陸媒體界面新聞發表的文章《我是范雨素》，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三天內達到四百萬閲讀量。作者范雨素來自湖北農村，在北京做育兒嫂，她是皮村文學小組的一員。文章中，范雨素自述了一家三代人的命運，碰觸到的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等中國社會痛點。

之後，媒體蜂擁至皮村尋找范雨素。皮村文學小組也因此名聲大噪。

「媒體關注范雨素是好事情，讓別人知道在中國底層還有這樣生活的人，不然，他們以為都像電視裏一樣歌舞昇平，」皮村文學小組成員郭福來說，「現在很多年輕人所理解的現實，和我們所生活的現實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

「這兩個世界就是當下中國的隱喻」

每週日晚上，張慧瑜從聚集着北大、清華等中國頂級高校的海淀區出發，駕車一個多小時到皮村，就像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

城市裏的繁華、擁堵和霓虹燈，與皮村昏暗的燈光、夜幕下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樣兩個世界就是當下中國的隱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沒有皮村，沒有幾億新工人，像北京這種超級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現的。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中國有接近三億「新工人」。他們雖然戶籍仍在農村，但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是長年在城市打工。這一龐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和夾縫中，鮮被主流文化所關注。皮村文學小組，成為他們發出微弱聲音的小小舞台之一。

50歲的洗車工王春玉記得在文學小組聽的第一堂課，張慧瑜講魯迅的作品，王春玉聽了沒一會兒就走了，「他們知識分子說話有時候文縐縐的。」

張慧瑜也意識到自己與工友有距離，學習使用更通俗的語言，他發現當工友們點評彼此作品時，課堂一下子就熱鬧起來。張慧瑜開始使用經典作品分析加工友作品展示的講課模式。王春玉從第三堂課開始聽了進去，直到現在。

老師對工友的作品只做點評不做修改。一來工友不是專業的作家，寫東西不為發表；二來老師都是坐辦公室的，沒有經歷過打工生活，一改就失去了原來的味道。工友的作品整理成一本名為《皮村文學》的冊子，由張慧瑜自掏腰包印刷。

得知王春玉參加了文學小組，同事們看他的眼光也變得別樣，「他們說平時看你不作聲，還有這麼兩下子，寫的東西還能上書呢。」王春玉很自豪，他打算跟着文學小組一直走下去，「有家的感覺，有時候心裏的煩惱在單位是不可能說的，但是在這兒可以說。」

4月28日，被媒體「圍攻」的皮村文學小組決定開一場媒體說明會暨慶五一勞動節晚會。聞風而來的記者圍着文學小組的老師和成員採訪。小海是很受青睞的一個，他身上穿一件印有汪峰頭像和「活着還是存在」字樣的T恤，帶着記者走進工會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聊得手舞足蹈。

小海語速很快，他笑自己，「平時工作跟人很少說話，聊起音樂和自己喜歡的事就話很多。」

二十歲時，小海從汪峰、許巍、張楚身上找到了流行歌曲沒有給他的力量。他本名胡留帥，1987年出生，筆名「小海」是為了向詩人海子致敬。小海還沉迷於唐詩宋詞，模仿着寫了一兩百首古體詩。他買的第一本書是盜版的《成語大詞典》，這本書他走到哪兒扛到哪兒，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翻過一遍，喜歡的詞就在小本子上記下來。

小海最開始寫詩，純粹是「發牢騷」。在服裝廠做衣服的間隙，只要靈感一來，他抓起身邊的紙就寫——工作日程安排表、記錄數量的發貨單……都被他寫滿，潦草的過幾天都認不出來。寫完了有時揣在兜裏，有時扔在工作台下找不到了，還有時被監工的組長撕得粉碎。晚上十點多下班後，小海去網吧把稿子謄進電腦裏，只有這時才是屬於自己的時刻。

後來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詩集，名字就叫《工廠的嚎叫》。有許多詩寫的是對工廠的感受，《中國工人》中小海寫到， 「我是一名中國工人／在鋼筋水泥的慾望大樓裏圈養着我們的廉價青春／春夏秋冬的變遷不屬於我們／糧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們關心／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將 Made in China 的神秘字符瘋狂流淌到四大洋和七大洲的每條河流和街道的中心。」

《一腳踏在工廠 一手托着太陽》中他寫，「我一腳踏在工廠／一手托着太陽／鐘錶天天搖擺／流水年年流淌／他們說東方是二十一世紀加工製造的領頭羊／是不是我們是已麻木了腐朽了習慣了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你知道我時常備受生活的煎熬／但大多數時候我不在其中。

有一天下着大雨，小海沒有趕上班車，眼看着車從眼前開走，他突然丟掉了傘，向着反方向瘋跑。

小海曾在蘇州參加過選秀節目《中國達人秀》，在台上激情澎湃地唸自己的詩，被人稱為「咆哮哥」，但是沒有晉級。他翹班跑到上海聽汪峰的演唱會，「第一次聽的時候幾乎要瘋了，旁邊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演唱會結束後，小海隨便坐上一趟班車，去到個偏僻的地方，在一家便宜的網吧貓了一宿，早上夢醒了，回去繼續上班。

後來小海開始在微博上給喜歡的歌手發自己寫的詩，十之八九石沉大海。但張楚回覆了他，還介紹小海認識了「工友之家」的創辦人、搖滾青年許多。

小海被震撼了。「聽到他們的歌曲，我慢慢從搖滾青年的憤怒轉為更關注我們自身群體的生活，靈魂有了安寧厚實的力量，不會再是純粹的情緒抒發了。」

他決定搬到北京生活。為了參加文學小組，小海在皮村工友之家開辦的同心互惠商店做銷售員——這家商店以極低廉的價格將二手衣物賣給打工者。

「當一個人坐下表達自己的時候，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都一樣。」小海喜歡引用汪峰的這句話。加入文學小組後，他越來越覺得要為自己的群體發聲：「他們的流行歌曲，唱的是他們的喜怒哀樂，拍個劇多少億，那是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流水線上的人生，也需要用我們的精神力量更好地去面對現實的難題。」

「寫幾段文字，讓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4月29日，晚上七點半，文學小組準時開課。這是有史以來最熱鬧的一堂課，在場的除了文學小組成員，還有幾位記者和想做志願者的大學生。有兩個中年女性費盡辛苦找到了這裏，她們都是做月嫂工作的，看了范雨素的文章，想來參加文學小組。

這堂課的主題是：「范雨素火了，我們怎麼看？」張慧瑜給大家展示了兩篇文章，作為文學小組成員對這件事情的回應。

其中一篇是郭福來寫的《為什麼寫詩》：「要說我想力挽中國詩歌之狂瀾或想開創新詩創作的新紀元，確實是不自量力。但是誰能說微風不是風，細雨不是雨……那我就學學撞鐘的和尚吧！只要活着，就每天都撞鐘不止……」

郭福來因為工作而缺席，上課前，他托另一位工友將這篇文章帶來。

郭福來今年48歲，河北滄州吳橋人，在北京一家布展公司做電焊工，工作沒有固定地點，常年四處奔波。

「打字用『你』比較方便，也顯得平等不拘束，別用『您』了。」他在微信上對端傳媒記者說，「工友之家的朋友都管我叫福來大哥。」

因為沒有閒錢買書，郭福來都是去廢品收購站以六毛錢一斤的價格淘舊書和雜誌。老闆和郭福來熟了，會專門把收來的文學書放到一邊留給他。後來郭福來聽說皮村有一個免費的圖書室，便決定租房子住在皮村。

郭福來愛上文學，是因為做中學代課教師的父親常常給他講唐詩宋詞。他語文課成績很好，卻因偏科沒能考上高中。去山西當兵的四年，郭福來開始寫東西。那是80年代文學氛圍濃厚的時候，正值瓊瑤、金庸流行，他在河北省一份當地報紙上發表過作品，一篇文章有十元錢稿費。

退伍回到吳橋後，郭福來開始打零工。他騎着自行車每天往返四十公里賣青菜，車後座上綁着兩個大竹筐，裝滿菜後，再噴些水，大約二百斤重。後來他又在建築隊打工，每天跟沙子水泥和紅磚打交道，雙手被磨得起繭冒血。他還開過一個小賣部，收集廢棄的香煙外包裝盒，在上面寫下詩句。此外，他家裏還種着十畝地，夏天的時候，天氣越熱，他越是要在地裏跟雜草戰鬥。

我在社會上四十多年沒遇到過這麼一個地方，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個人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年前，因為糧價太低，郭福來不得不來到北京謀生。在布展公司，郭福來和十幾個人睡一個通鋪，經常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有時直接到天亮。他隨身帶着書，有機會就在紙上寫下幾行字，「總在勞累之餘，拿一本書看或寫幾段文字，才能讓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

在北京的第二年春節，郭福來加入皮村文學小組：「我在社會上四十多年沒遇到過這麼一個地方，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都可以像一家人似的坐在一起，每個人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很快成為文學小組的主力。郭福來和十幾個工友住在皮村路邊的一個工棚裏，工棚裏抓到的小老鼠和垃圾桶裏撿來的小狗，給工友們的枯燥生活帶來了温馨和樂趣。他寫下《工棚記鼠》和《工棚記狗》，都在媒體上發表了。

「寫東西也可以說是苦中作樂，讓自己的精神不空虛，很多工友下班後喝酒打麻將，我感覺他們過十天和過一天是沒有區別的。」郭福來的文字帶着苦澀，然而更多的是倔強和積極，「雖然自己處於社會最底層，但是一定要有一顆積極向上的心。」他不喜歡把生活寫得過於悲苦，「好像是在抱怨，好像是把自己的傷疤塞給別人看一樣」。

郭福來十歲的兒子郭舒欣和二十一歲的女兒郭俊，都在《皮村文學》上發表了作品。郭舒欣在老家讀初中，寫過一篇《我的爸爸》，在他的文章裏，爸爸愛下象棋，會在夏天去樹林裏捕蟬蛹給他吃，爸爸還愛寫文章。「我問他為什麼寫，他說工資不夠花，掙些稿費補貼家用。我聽後再也不纏着他給我買玩具了。而且，我也學着爸爸的樣子開始寫文章。」

女兒郭俊輟了學，在北京國貿附近一家冰激淋店打工。她在《皮村文學》上發表了很多抒情詩歌。在一篇文章裏，有她不能繼續上學的痛苦：「我只能用雙手不停地工作，拼命地工作，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勉強湊合一家的温飽。我也想像弟弟一樣坐在教室裏沐着知識的雨露。可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也說不清真實的原因，是男女不平等嗎？是性別歧視嗎？」她吶喊道：「我們女工有話要說，我們要說出自己的心聲：平等！」

郭福來希望孩子們不會再像自己一樣，為生活四處奔波。他覺得「階層固化」是「失去進取心的底層人的自我搪塞。」

但城市似乎沒有給他們進取的機會。

「如果我不寫出來，幾百年後的人會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儘管在城市生活了二十餘年，40歲的李若仍覺得自己是個農民。「我頭上頂的天、腳下踩的地都不是我的，我出去坐地鐵坐公交只是路過。」她在城市裏沒有安全感，睡得也沒有躺在老家自己床上香。

最開始出來打工的時候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現在看了那麼多年了，我不想看，想要回家的時候，發現我回去不知道幹嘛。

李若2015年在網易「人間」欄目發表過一系列文章，被編輯稱為「流量女王」。那時她只旁聽過皮村文學小組兩次課。《人間》的編輯來約稿，李若正好有一篇寫自己姐姐的隨筆，便交了上去。沒想到交上去的十篇稿子中，只有李若一個人的發表了。李若開始參加文學小組，「一下子有信心了，感覺這樣都可以，那我還可以寫。」

李若來自河南信陽。高一那年，家裏養的豬染上豬瘟死掉了，李若和弟弟兩人的學費沒了着落。李若輟學南下打工，在電子廠、服裝廠、鞋廠都工作過。2012年她來到北京，偶然看到工友之家的招聘啟示，便來了。「因為覺得這裏的人是有共同語言的人。」

在4月29日的課堂上，《我是范雨素》被打印出來，每人發了一份。大家圍坐在桌前，一人讀一段，然後進行文本分析。

「沒看出來范大姐寫得有什麼特殊之處，因為我們都身在其中，寫的是我們平常的生活。」李若說。坐在李若旁邊的小海講，范大姐讀書最多，寫得打動人，「火」是應該的。

李若也讀了不少書。圖書館是李若來皮村的原因，在工廠和老家，她幾乎沒有書看。

李若喜歡文字，家裏擀麪條，下面用報紙墊着，李若就邊擀邊看，繞着桌子轉圈；有時候別人家裏用報紙糊牆，李若也趴在牆上看。她從工友之家的圖書館借了很多書回去，在床頭和辦公桌堆起高高的一摞。問她喜歡看什麼書，她說，「太雜了，只要是帶字的我都會看」，想了想，又說更喜歡看歷史書，喜歡作家李娟，因為可以學習。

有次上課，老師建議大家寫寫家鄉的事，李若寫了《八個生老病死的故事》，又在《人間》獲得超過50萬次瀏覽量。這篇文章裏，李若寫到農村只有老人種田，遠處的田地只好拋荒，除草劑和殺蟲劑的藥袋子隨處可見，小孩誤食農藥死去；寫到爺爺帶着兩歲的孫子下田，燒菜杆時誤將孫子燒死，爺爺喝敵敵畏自殺了；寫到村民因長期在電子廠倉庫裏接觸化學品換上尿毒症，看病花光全家積蓄；寫到留守老人無人贍養，最後一個人死在借住的廂房……

除了人名、地名是虛構的，李若寫的都是家鄉的真事。」現成的我都寫不完，不用去編。」「李若」是筆名，她不敢用真名，怕老家的人看到。母親知道李若寫作，但覺得這些太傷腦子，農村很多人說讀書讀傻了，她怕女兒有一天寫成了神經病。「她希望我好好上班拿工資吃飯就行了，別整這些。」

但李若不同意母親的看法：「如果我不寫出來，在幾百年或者一千年之後，那時候的人會知道發生了這些事嗎？」

晚上十點，在場的工友已經每人輪流朗讀過范雨素文章中的段落，坐在老師身邊的王春玉最後一個讀完，靦腆地笑了笑。張慧瑜宣布下課，大家三三兩兩走出教室，院門口的一盞燈照亮了工友們身上僵硬的工裝，也照亮着牆上紅色顏料刷着的「勞動最光榮」五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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