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餐桌上的南非鮑魚，背後竟是一場毒品、生態與漁業的戰爭

每年新春，鮑魚例必出現在賀年酒席與春茗聚餐中，取其兆頭好、鮮味濃郁，據說更有滋陰補脾的食療作用，其象徵意義從「鮑參翅肚」以「鮑」居首可見一斑。南非鮮鮑更是粵菜酒樓筳席首選，原隻上碟可售接近2000港元，是全球需求量最高的鮮鮑之一。但近年，南非野生鮑魚的濫捕與走私現象泛濫，使得這南非海岸的原生物種面臨絕種危機。

「南非的野生鮑魚較重，鮮味與質感都比以人工飼養的日本吉品鮑魚與澳洲鮑魚好一點。」「香港阿一鮑魚」總經理劉哲宇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如此解釋，「我們的南非鮮鮑全經由合法途徑入口的，那些走私的應該是乾鮑，在香港倒沒怎麼聽說過。」

但在南非最大的城市約翰內斯堡，走私鮑魚是當地媒體關注的重點議題之一，當地有不少從事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保育人士皆相信，走私鮑魚與象牙及犀牛角交易背後所牽涉的利益實是一環扣一環，同樣受中國市場需求所帶動。

在市中心的舊唐人街，只有幾家華人商店營業，街上行人寥落，較難想像這曾經是19世紀南非淘金熱以降華工聚落生息的社區。不少商戶都在店外加設大閘與防盜裝置，當地華人說，因為舊唐人街治安日差，很多華人店主與華裔新移民相繼遷至西羅町（Cyrildene）大街的「新唐人街」，甚至為此籌建了一個大牌坊。

仍留在舊唐人街的老一輩華僑，大多來自廣東番禺或順德一帶。不少在南非本土出生的移民後代，受益於1994年種族隔離結束後的政策開放，紛紛接受高等教育並從商。大街上的華僑會館，成為了鄉親聯誼的去處、華人脫離二等公民身份的歷史見證。

也許是因為社群地位與尊嚴得來不易，這些「舊移民」似乎很小心翼翼，將自己與從事「不法勾當」的中國人區分開來。在華僑會館內，一個年約六十歲的婦人用廣東話對我說，「畢竟私自買賣鮑魚是犯法的，這裡沒有華人願意說話的，也不會隨便介紹知道行情的人。」南非杜省中華公會會長潘明怡則說，「因為政府對鮑魚的牌照管制非常嚴格，只有一兩間持牌餐室，能合法地採購並銷售新鮮鮑魚。至於走私問題，我想大多與新僑有關。」

來到西羅町，一種不成文的地下市場活動模式隱約見形。在其中一家海鮮批發店內，我向福建籍的年輕女店員問及乾鮑的價格。一臉靦腆的她答，「我們這裡不賣鮑魚的。」正當我打算離開之際，坐在收銀機旁的中年男子突然開腔，「你要鮑魚的話，算1400蘭特（約800港幣）一公斤，每次至少要買五公斤，下午五時後來交收。」在大街上的另一端，另一家海鮮批發店的女店主則在空白的收據紙上給我寫下一個電話號碼，「鮑魚現在大概1200蘭特一公斤，已經比以前貴了。我不方便給你地址，你要鮑魚就打電話去跟他買。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只是我們都叫他『小弟』。」

這背後的交易鏈與銷售網到底有多龐大？究竟南非鮑魚是如何從海礁間被採，再經烘烤處理製成乾鮑，偷運到城市然後走私出境到海洋的彼端？

當毒品成為黑市貨幣

新春前夕，在香港俗稱「海味街」的上環永樂街及德輔道西一帶，不少舊式海味店都有售賣來自不同產地的乾鮑，而來自南非的乾鮑又會按大小標價逐斤出售。其中一間海味店店主李先生對記者說，沒聽說過有同行會賣走私乾鮑，「走私又不見得便宜多少，又會惹麻煩，不值得冒這個險。」另外一間有兼營批發的海味店店員也向記者強調「沒聽過」走私一事，堅持他們貨源完全正當。

然而，貿易數據卻說出另一個版本。「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TRAFFIC）東非與南非分部項目主管 Markus Burgener 分析香港進口數據，發現香港自2001年起從東非與南非一帶進口的乾鮑量逾3萬噸，比南非政府在同一期間所規限的合法總可捕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多達10倍，當中的龐大落差，說明有大量乾鮑透過走私進入香港市場，再轉口到其他亞洲地區。這意味著香港人在市場上買到的南非乾鮑，大有可能來自非法途徑，而消費者以至部份批發商亦未必能分辨其來源。

「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組織」（TRAFFIC）東非與南非分部項目主管 Markus Burgener 分析香港進口數據，發現香港自2001年起從東非與南非一帶進口的乾鮑量逾3萬噸，比南非政府在同一期間所規限的合法總可捕量多達10倍，當中的龐大落差，說明有大量乾鮑透過走私進入香港市場，再轉口到其他亞洲地區。

南非農林漁業部（DAFF）在去年發布的數據亦估計，在南非海岸非法採捕的野生鮑魚數量已由2008年的每年4百萬增至7百萬隻。換言之，政府的配額制度成效不彰，根本無力打擊濫捕現象。在2007年，南非鮑魚因而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三中，惟三年後因為執法困難而被南非政府撤回。

南非鮑魚面對的生態危機，始於上世紀70年代。當時，南非政府首次引入配額制度與刑事罰則，以確保野生鮑魚數量維持穩定。但種族隔離政策導致白人控制絕大部份商業漁權，傳統的黑人漁民社群被排拒於外，促使部份漁民以身試法，加入非法採捕行列。

同時，隨著南非的邊境限制在80年代末起漸趨寬鬆，以華裔與亞裔為主導的有組織犯罪集團開始乘市場之虛隙，在南非沿海社區招兵買馬，大舉偷運與走私非法採捕的鮑魚，由此掌握這個利潤豐厚的黑市交易至今。自此，南非野生鮑魚數量一直銳減，政府設下的總可捕量只好不斷相應下調；在1983年開放的休閒許可證（Recreational licenses）制度，亦因濫捕現象惡化而在2003年被廢除。

在開普敦東部約50公里外的小鎮斯泰倫博斯（Stellenbosch），退休工程師 Ken 在家中向記者展示他在90年代獲批的休閒許可證、保育資料單張與量尺，用以指導一般市民能在不影響其物種繁衍的情況下，出海潛採鮑魚及小龍蝦。當年令他齒頰留香的野生鮑魚，如今只能到部份高級餐廳才可食用。「這本來是我們的飲食文化，從前我家裡甚至有鮑魚食譜，濫捕問題卻令這文化自我們的尋常餐桌上永遠消失。」

「這本來是我們的飲食文化，從前我家裡甚至有鮑魚食譜，濫捕問題卻令這文化自我們的尋常餐桌上永遠消失。」

而在鮑魚濫捕活動的前沿、西開普省（Western Cape）沿岸小鎮貝蒂灣（Betty’s Bay）一所面朝大海的小平房裡，年屆76歲的 Mike Tannet 翻著一本黑皮厚筆記本，內頁密密麻麻，寫滿他處理過的市民個案。「我自12歲開始潛水，成年後，我在西開普沿岸的珊瑚礁潛水，驚覺鮑魚數量一直在減少，大量鮑魚未屆成年便被濫捕，直接影響其繁衍，而海藻亦因此失去『天敵』而數量激增。」有專家曾經指出，這令鯊魚的「主食」海豹更易在海藻之間藏身、避開鯊魚的獵食，長遠令鯊魚數量減少，對整個海洋生物鏈起上難以預料的影響。

Tannet 於是在95年與幾位義工共同成立「Sea Watch」，監察該地一帶沿岸的非法採捕活動，並開設了「熱線」，讓目擊過程的市民能隨時來電，紀錄事件資料、向警方報案，甚至開車前往現場試圖阻止偷獵者帶同鮑魚離開。

「20年來，我們共紀錄6000多宗個案。」為此，他和妻子都曾經遭有幫派背景的偷獵者襲擊受傷，更有義工的住所險些被縱火。「他們在夜裡作案，配備武器、快艇，有時連水警都無力還擊，不敢全速追捕。我相信亦有警員收授了賄賂，默許甚至配合偷獵者逃離現場。即使是他們成功被捕及起訴，有關的刑罰亦僅僅止於罰款或非常短的刑期，遠遠起不上阻嚇作用。」

Burgener 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據我們所了解，南非鮑魚的走私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情況是，這些鮑魚先被加工烘乾製成乾鮑，偷運出境到沒有立法管制鮑魚貿易的鄰近東非國家，如莫桑比克或津巴布韋，然後再重新『入境』到南非再轉口到香港。第二種情況是透過偽造出口文件、或賄賂海關人員，直接從南非經由空運或船運送到香港。」

南非當地的研究與報導顯示，在西開普省沿岸被幫派控制的漁民社區與港口，鮑魚走私助長了另一項非法活動的肆虐：毒品的交易與流通。在2009年，《南華早報》亦曾引述，有證據顯示有香港與中國的黑幫組織一直與南非的幫派合作，走私南非乾鮑至香港。

「這是走私鮑魚一個重要的倫理面向：很多漁民是因為缺乏就業機會而被迫鋌而走險，為黑幫偷獵鮑魚謀生。這等同跟毒梟簽合約，他們無法回頭，只能一直被奴役、連同家人一起遭毒品控制。」Burgener 說。

換句話說，走私鮑魚不只加快了物種的滅絕，同時亦在助長一個由犯罪集團控制、牟利的跨國黑市交易鏈。在開普敦市，不少當地人告誡我，千萬不要試圖前往被幫派控制的西開普省赫斯頓（Hawston）港口，否則隨時會招致殺身之禍。

走私鮑魚不只加快了物種的滅絕，同時亦在助長一個由犯罪集團控制、牟利的跨國黑市交易鏈。

以採捕鮑魚維生的漁夫

在開普敦市中心，記者所見市內有幾家高級中餐館都有售賣手掌般大的野生活鮑魚，每隻標價2000至3000蘭特不等。其中一家中餐館店員興致勃勃地跟我介紹店內水缸裡一隻大鮑魚，「我看它應該有60歲了。」

但在開普敦市中心以南的沿海小城豪特灣（Hout Bay）、一個名為漢貝格（Hangberg）的沿山腰而建的社區裡，一位以偷獵鮑魚維生的漁民 Louis（化名）對我說，他們每次冒險下水所得的漁獲，酬金只值每公斤200多蘭特。

「有時碰巧遇上華人中介的話，他們一般會願意付高一點的酬金，即大約每公斤350至400蘭特。但我們一般覺得由熟悉的當地人作中介比較安心，至少遇上被截查沒收等狀況，也不會算到我們頭上。每次出海帶同鮑魚回來，我們就打給他，安排交收與付款，就是這樣，之後那些鮑魚會運去甚麼工場、賣給誰，我都不想知道。」

但他們的薪酬十多年來都未有隨市場價格而得到增加。Louis 邀請我進屋，他在狹小的客廳沙發旁一邊抽著大麻捲煙，一邊對我說，「錢都全給那些中介人賺了。」他指一指我們身處的這座簡陋又略呈破舊的木屋，「你看，十五年來我一直都只能住在這種房子，但那些中介人，白人與華人都有，他們都住小洋房，有自己的快艇。而我們甚麼工具都要自己買、自己保管。」

「你要知道，我們每次出海下水都要大約七個人分工合作，那些酬金是要攤分給我們七個家庭的。我們不工作，家裡的小孩就要捱餓。」從客廳掀起布幔進內，則是 Louis 一家的廚房與睡房，幾乎沒有多餘的傢俱。雪櫃旁放著一個用作捕魚與小龍蝦的漁網，兩個年約六七的小孩在準備他們與小狗的午餐。從廚房的小窗外，可以窺見遠處的港口、景色如畫的海岸線一瞥。但這道風景畢竟不是屬於他們的。

「當這個制度虧待你，你就要創造自己的制度。」他斬釘截鐵的說。

Louis 續說，「吸毒者」的標籤不適用在他們身上。「我知道在西開普省有幫派控制的港口，你說的我都知道。但你看，我們胼手胝足，也只是僅能過活而已。我們還有小孩要供養，哪裡有閒錢買毒品？我們靠潛泳謀生，需要正常體魄，又怎能沾毒？」

為了避開警方追蹤，偷獵者一般帶備潛水用具與照明燈，在晚上乘大浪出動。但風浪的危險再大，也不及被警方截獲時遇上的對待可怕。「他們會毆打你，取走你所有財物，甚至出動橡膠子彈、或是用步槍狠狠向你迎頭一擊。這是一個平靜的社區，沒有甚麼幫派暴力，唯一的暴力來自警察。」

「如果我們有權利，我們會比政府更懂得去管理這片水域的資源。」

這時，Louis 客廳裡另一位較年長的同伴 Kopano（化名）開始插話。「對我們來說，捕魚是我們唯一知道的謀生之道。這是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我們世代相傳的權利。我們甚麼資格都理應符合，但現在連配額也分不到，全都分了給企業，一切都被加上了形形色色的法律管制。為甚麼政府不正視我們的權利？如果我們有權利，我們會比政府更懂得去管理這片水域的資源。」

偷獵成風揭示種族隔離遺痕

「在仍有種族隔離制度的年頭，最初開始偷獵鮑魚的都是白人。有個白人警察參與其中，發財就在鎮外買了大屋和汽車，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但又能拿他甚麼辦法？從前白人做這些事都能逍遙法外，但到我們為了謀生要做同一樣的事情，他們就在我們身上加以無數的標籤。」Kopano 續說，語氣猶有不忿。

「從前白人做這些事都能逍遙法外，但到我們為了謀生要做同一樣的事情，他們就在我們身上加以無數的標籤。」

「大約二十年前，我們每個人都替大漁商做過零散工，每次工作滿三個月，他們就著我們離開。我們不是沒嘗試過反抗──在90年代初，我們組織罷工，嘗試爭取較好的待遇，但結果他們把我們全都辭退，因為覺得我們這些『有色人種』學得太聰明了。現在，港口越來越多來自剛果、津巴布韋的外勞，因為他們連100蘭特薪水的活也會搶著做。」

Louis 和 Kopano 一眾伙伴，是在2000年後才開始以偷獵鮑魚為生。「令我最難過的，是外人不知道，我們此前從來都沒有捕過鮑魚，甚示不知道鮑魚值多少錢。」Louis 清楚記得，那是他還在唸高中的時候。

「那時，鎮上有一個無人不識的白人，他駕著一艘快艇出海去捕小龍蝦，船上還有人替他即場烤熟作午餐。然後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替他出潛捕鮑魚。當天工作結束後，他拿著四大袋漁獲，給了我20蘭特，然後問我明天要不要再來。」就這樣，Louis 開始了「偷獵者」的生涯。

22年過去，種族隔離政策結束所應許的進步與平等，似乎沒有在他們身上實現。

在種族隔離時代，漢貝格是一個為有色人種特設的安置區。Louis 與同伴們其中一個常訪的海礁，是開普敦對出的羅本島（Robben Island），亦即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與其他政治犯被囚禁之地。諷刺的是，22年過去，種族隔離政策結束所應許的進步與平等，似乎沒有在他們身上實現。

「過去我們一直住在豪特灣的村莊裡，海邊留給他們。現在，他們也想要我們在山腰上的土地了。」Kopano 說，「我們從不會叫自己做『偷獵者』（poachers）。我們是漁民，是這裡的原住民。」

各執一詞的保育與執法觀點

當物種保育與謀生權利產生的矛盾無從化解，執法與施政的失效，皆助長了雙方對現存政治體制的不信任。

Louis 與 Kopano 相信那些在海岸做生物調研的科學家在誇大鮑魚面對的存亡危機，事實上是收取利益為大漁商效力；Tannet 則相信，控制鮑魚走私的貪腐現象不獨見於地方警察部門，政府的農林漁業部亦有動機不去加強執法：「政府的現行做法是將在執法行動期間所充公的鮑魚拍賣，價高者得，所得款額歸部門所有。既然如此，他們放軟手腳，繼續縱容採捕行動，不是沒有可能的。」

在1999年，農林漁業部正式展開一連串針對濫捕鮑魚的執法行動，更在2003年設立「環保法庭」，提控涉案的偷獵者。但這些執法行動機制後來相繼於2006年前後終止。在 Tannet 眼中，這是政策失誤的明證，「在我的社區裡，市民信任我們多於信任警察與農漁林業部的督察們。」

不過，農漁林業部轄下的海洋保育專責高級督察 Brenton Holloway 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解釋，「拍賣充公鮑魚由專責合規管理的辦事處主持，所得的錢根本沒有回到我們的編制裡。事實上，是我們面對的官僚程序與部門間的資源爭奪實在太多，我們的人手、資源與裝備，跟那些專業、有組織的偷獵者皆不可比。」

他的同僚 Johan Kruger 在旁補充，「他們的船比我們的更大、更快。我們試過獲批槍械，可是彈匣裡根本沒有子彈！就連警方的物資儲存單位也曾被縱火燒毀。我們也沒有軍方的支援，根本達不到防範於未然之效。」

但 Holloway 不諱言說，「將沒收的非法鮑魚拍賣確實是不理想的，因為這樣變相容許了黑市集團操控市場。我不知道部門裡有沒有人在追查拍賣所得後的去向，但我所知道的是，在南非，合法市場和黑市的界線其實是很模糊的。」

「真正可行與有效的出路，是重建『環保法庭』一類的執法機制，同時在社區擴大基建投資與漁業支援。偷獵鮑魚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就業的問題。」

面對這些漁民的困境與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執法部門再加強阻嚇之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治標不治本之舉。「真正可行與有效的出路，是重建『環保法庭』一類的執法機制，同時在社區擴大基建投資與漁業支援。偷獵鮑魚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就業的問題。」Burgener 如此解釋。

但 Louis 對這些堂皇的計劃不存寄望。去年初，農漁林部落實推行的小規模捕魚政策支援，但他認為不見得能帶來太大的實效。「現在政府定的總可捕量是每年98噸，即使我們能分下一半配額，那還是遠遠不夠我們整個社區的需要。所以，就算有了這些政策，我們恐怕還是要繼續去偷獵鮑魚的。」黑市交易量畢竟太難匹敵，捨棄渡海偷獵生涯的機會成本太高了。

養殖作為出路？

南非新興的養殖鮑魚產業，彷彿能成為下一代的出路。「我們是知道野生鮑魚數量在減少的，到我們的孩子長大時，它們可能就會消失了。如果我們將來都能參與這個產業，成為個體經營戶，那我們也許就可以脫離這個循環了。」Louis 說。

鮑魚出口的可觀市場份額與「永續鮑魚」的願景，催生了養殖鮑產業的迅速崛起。在西開普省南端的沿岸小城赫曼努斯（Hermanus），南非最大的鮑魚養殖與出口企業之一「足金鮑」（Abagold）的市場營銷經理 Werner Piek 帶我參觀在辦公室對出的養殖場與加工場。「我們全以有機養殖，以天然海藻餵飼，不施加任何化學品，鮑魚收成後，會立即送往隔鄰的加工場除腸、清潔、浸泡、監控品質，然後入罐，出口至亞洲各大城市。我們是市面上唯一一個有『海洋之友』（Friends of the Sea）認證的罐裝鮑魚品牌。」

目前，南非的持牌養殖鮑魚總年產量大約為1500噸，其中「足金鮑」約佔五分一產量。要是這個產業持續增長，會否能紓減野生鮑魚的濫捕威脅？

但保育人士傾向認為，按目前養殖產業的規模及其高昂的前期投資成本，養殖鮑魚的價格與產量尚難跟野生鮑魚競爭，遑論取代。「至於把養殖鮑魚放到海裡協助物種重新繁衍的建議，目前我認為是言之尚早。試行計劃顯示，這些鮑魚不太能適應複雜的海洋環境，難以繁殖下一代，存活率亦較低。兩個生境的轉換實在包含太多可變因數，需要更多研究觀察。」Burgener 如此解釋。

那位處鮑魚銷售鏈中心的香港，又能做甚麼？

Piek 認為，嚴謹的進口標籤制度有助消費者分辦乾鮑來源。「南非出口的罐裝鮑魚一定是合法的，因為生產期間需要經過非常嚴謹的發牌與審查程序。但非法乾鮑卻是一個監管漏洞。其實，非法乾鮑製作過程中往往加入了很多不適宜食用的化學材料，只要香港政府要求入口乾鮑需要提交食安證明，甚至要求進口商申領環保證書，那很多非法乾鮑就應會在關口被攔下。這個可以在南非一方去推動，但問題是，香港不主動提出，這邊就沒有人會落實。」

香港能做甚麼？

但明顯地，南非走私鮑魚的問題，並未有得到香港政府部門的重視。首先，由於南非政府已經撤回原生鮑魚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定義下的保育地位，香港漁農自然護理處缺乏具重大效力的法律依據去遏止走私鮑魚入境；其次，雖然香港海關在過去曾經有就個別走私案例跟南非的執法部門合作，但海關在回覆端傳媒記者的書面提問時，僅表示有關部門「並無此項分類數字」，公眾因而無法查閱相關案例的趨勢與資料。

但明顯地，南非走私鮑魚的問題，並未有得到香港政府部門的重視。

要是呼籲大眾要減少食用南非乾鮑？這同樣存在兩難。對消費者來說，南非乾鮑的價格確實是最大眾化也最穩定的；像漢貝格這樣的南非沿岸漁鄉裡，採捕鮑魚仍然是漁夫們在貧困裡試圖養活家人、不得不如此的謀生之法。

「從前在英國有所謂『Bobby on the beach』一說，意即駐守在沿岸的社區警察（註：『bobby』在英式俚語中有警察之意），盡忠職守，關顧鄰里，得到所有人的信賴。我們現在需要是這樣的人，因為有時我實在不知道該信任誰。」一頭白髮的 Tannet 不無感觸地說。在他剩餘的歲月裡，守護海岸的任務似乎不會輕易終結。他更提議記者可以留意非洲企鵝：「牠們的數量一直在減少，相信是與非洲西南岸一帶過度捕魚有關…」

在海岸線的另一端，Louis 帶記者走到屋外後園，展示他們近一周的工作後所遺下的一地鮑魚硬殼，在陽光下閃著銀綠色的珠光。然後他說，「那個寓意土地屬於眾人的『彩虹之國』並不存在。我想，直至我離開人世的一天，我仍會在繼續等待。」。

（本文作者得到南非金山大學的中非報導項目支持；南非記者 Kimon de Greef 對本文報導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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