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蕭鳳霞：在大國邊緣，別讓香港被壓成一個官僚細胞

蕭鳳霞不僅不用傳統主流的方法觀察中國，她也不是站在中國的中心觀察中國，華南在中國歷史上的帝國空間中，長期被視為邊陲和具有顛覆性。蕭鳳霞曾寫過，她自己就是一個在邊緣的他者，但她欣賞在邊緣，享受做他者，不僅可以漠視周邊常規禮數，更容易「越界」，有無限的空間可以悠遊、可以發揮創意，想像一切不可能——而且在邊緣，無論是地緣上的，歷史上的，還是權力上的，更可能找到在帝國式一統話語之外的想像，找到對既有觀念和權力關係的另一種打開方式。

「嶺南雖然在中國的邊緣，但給了中國非常光芒的貢獻，也變成了大整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為它有背靠中國，放眼世界，」蕭鳳霞說，「香港也要這樣做。」

「『一國』當然要，但是『兩制』怎麼尊重？就是要層層尊重local（本地）、regional（地區）、global（全球）的歷史。」

「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

「我騙了他，說要去廣東農村好好地做些研究，但其實不是啦！我就是要去找革命！」一頭清爽短髮的蕭鳳霞說起大學時代的自己施的小詭計，還是笑得得意洋洋。

那是火紅的70年代，留著黑色長髮、愛彈吉他的蕭鳳霞在史丹福大學念人類學，「反越戰、反帝國主義的政治活動我都參與了」，「那時在海外，看到的完全就是『四人幫』的宣傳」。一方面是有幾分天真，另一方面也是對正處於十年「文化大革命」後期的社會主義中國產生了學術上的興趣——「中國式的革命對那些正在經歷後殖民時代發展陣痛的社會來說，說不定會是一服良藥」，蕭鳳霞便向她的老師、人類學家William Skinner撒謊，奔去「找革命」。

但是，在70年代的廣東農村，蕭鳳霞想像中火紅的革命「當然找不了，我看到的是貧窮和封閉，全國一片紅，可是生活一點顏色都沒有。」蕭鳳霞並沒有以這樣的廣東農村作為自己的研究的起點，她困惑，村子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貧瘠、一無所有的，是什麼讓它變成這樣？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下，她發現，農村失去色彩的過程，正正是她要研究的對象。變革人類學研究的種子，也從此埋下。

「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

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作為橋頭堡的廣東，成為大批農民工湧向目的地，蕭鳳霞便跟著他們，一路跑進廣東的小城鎮，去找「市場新動力、商業復興」，但是，又沒有找到，「看到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太子黨』和賣貨郎，完全沒有商業復興，也沒有私營部門」。

90年代，中國社會整體洋溢著一種「向前看」、充滿希望和機會的氣氛，蕭鳳霞又跟著農民工跑道大城市，看看他們是否也分享到了這種「新希望」，如何參與整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她要找「現代性」。但是，又沒有找到，「看到的就是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分化，很多針對農民工的障礙，他們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很苦的。」

失落、反差和悖謬讓蕭鳳霞看到了中國急速變動的社會中，國家權力和普通個人之間超越二元對立的複雜關係。她在1989年出版的《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一書中，落下這樣的結語：「某種意義上，我懷著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來到華南，但離開的時候，我卻滿懷韋伯（Max Weber）的恐懼。」韋伯的理論強調，作為實施有目的行動的能動主體，人們追求有意義的生活的同時，總會有意無意地塑造了社會、歷史和他們自身，人們的行動及其出乎意料的結果，讓歷史變遷顯得紛呈、厚重、多向。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中文譯名：《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中國農村革命的共謀》

作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1989年

作為70年代最早在中國大陸從事嚴肅田野研究的學者，蕭鳳霞開始自我反省——「1989年，是我自己社會科學思考的一個大轉變，從70年代非常馬克思的觀念，變成一個非常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觀念，權力關係是辯證的、互動的，每個人一起做出來的，不是壓迫和反抗這麼簡單」。這時候，她也開始與她的「五人幫」夥伴——陳春聲、劉志偉、羅一星、科大衞（David Faure）一同，一邊在華南的田野裏行走，一邊開始思考跨學科人類學研究的實驗和理論提煉，去「追尋富有意義的生活寶藏，而非受限於非常僵化、桎梏的社會學理論和概念」。

蕭鳳霞在《反思歷史人類學》和《廿載華南研究》中如此總結這種「人類學的韋伯式轉向」：文化不再是靜態的、可量化的、擺在那兒的，而是人們創造的、賦予意義的，歷史亦然，要研究的不是歷史的內容、文化的分類，而是內容的構建、分類的變異和具體化——文化、社會、族群、宗教、國家、民族等名詞，也不再是不證自明的研究起點，而恰恰是研究的對象；權力不只運行於政治機器及其制度體系中，也可以內化到我們每個人的知識、語言和行為之中，要研究的不僅是權力制度，更是權力作為一套語言如何實現滲透，並被普通人內化之後，在他們的日常言行中重現；就連時空，也是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用不同方式想像、構建和磨合的結果。

「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我就去，還是去研究中國。」

由此，意義、過程、對人類主觀能動性的批判性闡釋，逐漸成為人類學分析的核心。具體到蕭鳳霞最感興趣的「中國」，就不應被單純視為「一個政體、一個經濟實體、一個人口大國、一片有疆有界的疆域、一個脱離時間而存在的文化」或「一個固定不變的單元（bounded unit）」，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國作為過程」在歷史上、文化上是如何形成的，有關中國的概念分類，暗含了怎樣的敘事策略和論述意涵，在這些建構和分類的過程中，中國的「人」不應是「群眾」「農民」「革命主體」等抽象概念，而應被視為活生生的、有利害關係的、懂得運用文化策略的、具有歷史經驗、有矛盾心理和情緒的人——比如在蕭鳳霞研究的中國農村革命中，農民「既是變化的主體，也是其中的受害人，一同創造他們所說的那個革命」。

後來，人們把蕭鳳霞他們稱為「華南學派」，但她對此並不認可，一方面因為他們重新思考的問題不限於華南地區，而是人類學研究中比較抽象、高層次的學術概念，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的世界是比較大的」。

大到哪兒去？

「很快中國就要走出世界，我也跟著很多非常成功、非常有朝氣、非常努力的企業家，跑到中東，跑到非洲。人家會說，為什麼你做中國研究這麼多年，現在跑到非洲去了？我說，不是啊，中國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最有意思、最激動人心的，我就去，還是去研究中國。走出世界，很多人帶著他們的希望和努力跑出去了，所以我就跟他們去看了嘛！」

這次看到了什麼？

「2007年開始，我就一直去跑杜拜。看到的最後現代的（建築），很多都是中國的工程師、建築師、公司去建的——這不止是在杜拜。實際上，（當地）很多地產實在就是被温州的商人買走了，所以很多物業的主人是中國人。在杜拜的機場，2007年你能看到英國人、美國人、歐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北非人，到了2009、2010年，金融危機之後，剩下的就是中國人了。」

「在廣州……（能買到）非洲的土布。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可能不是完全是最好的。什麼人沒有工作？現在這個布，就是完全在中國做。」「我們在坦桑尼亞北部，看到地標，當地人跟我們說，連綿無盡的農地都被他們（中國公司）買了，旁邊就建了路，旁邊是輸電線和鐵路。要問的是，中國的投資是為了什麼？」

「我以為看到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新秩序，可是看到的當然也有很多不擇手段的力量，非常根深蒂固的國家空間，跟我在耶魯很多同事看到的新自由主義市場不同的世界，」蕭鳳霞說。在蕭鳳霞展示的一張在非洲拍攝的照片裏，一個中非合作項目的大門口招牌上，被人用紅色油漆，打了個叉。

「在野」40年，蕭鳳霞說，自己仍然好奇，仍然有非常開放的心態和消耗不盡的熱情，她還在尋找關於「中國過程」的新問題的答案：「21世紀，我們怎麼跟著那些（歷史）軌跡，重新尋找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跨地區連結）？」

中央要給地方空間，香港要避免細胞化

對和她一樣位於「邊緣」、充滿「他者」特徵的故鄉香港，蕭鳳霞也是用這種「跨地區連結」的框架來看。

她說自己根本就不是一個研究香港的學者，在德國漢堡的法學院邀她去談一國兩制、談2014年的雨傘運動，她便給人播起梅艷芳、Beyond、何韻詩的歌，竟把那些德國大狀聽哭了，聽她講了兩個小時還不願放她走。

蕭鳳霞給德國律師們播放了一段何韻詩2016年Dear Friend演唱會的片段。「你們知道Dear Friend是什麼嗎？」她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廳問台下的觀眾，「Dear Friend是1942年，甘地寫給希特勒的一封信的address（抬頭），就是我們可以完全不同，但我們可以共存，尊重你，也尊重我自己，你不要go into war（發動戰爭）。」

對於近年每況愈下的中港關係，蕭鳳霞坦言感覺「不舒服」（uncomfortable）。她當然認為香港是獨特的。早在回歸前夕的1997年6月29日，她就公開發表過這樣的文字：

我們必須認清一點，「主權」可以恢復，歷史卻不能「回歸」;「認祖歸宗」應該立足現在，「民族感情」務必首先尊重自己。只有承認這些事實，「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部份才有可能得到體現。 畢竟，「一國」牽涉到的是主權問題，而主權問題相對容易地在外 交和政治層面上得到解決；「兩制」則拖着沉重的歷史包袱、纏繞 着複雜矛盾的情感,要得到充分的尊重與落實，實有待時間的考驗。 經過了多年的歷史發展，香港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 「香港人」的身份已變得多元龐雜，不是簡單地用「西方」或者 「殖民地」等語詞可以涵蓋。抽象一點說，「香港人」所依存的這片土地已經再沒有清楚的界線，她裝載了多層次的社會意涵、經濟 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夠放眼國際，同時又心懷中國、立足本土。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也好，華南什麼地方也好，一層又一層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機制，慢慢被削減為兩點，一點叫『中央』，一點叫『地方』。」

回歸將滿20年，蕭鳳霞仍然相信，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香港的「兩制」，在於「立足香港、背靠中國、放眼世界」的辯證關係，「只有本土的boundedness（界定）的話，這三方的辯證斷了的話，可能是有問題的」。

她認為，香港要避免「細胞化」——避免變成70年代她在廣東看到的農村，「什麼都沒有了，只是一個細胞化的單位」。如她在《華南的「能動者」與「受害人」》一書中寫到，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滲透鄉村社區，沉重的政治行政及其逐漸取代了層層疊疊的「民間」社會，原本繁複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鄉村共同體，被壓縮為單一的官僚細胞，日常生活的定義也被階級和革命的語言所主導。

「80年代在（廣東的）小城鎮還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大房子，還能找到石碑，（上面寫著）規定誰不可以在這裏建祠堂什麼的，這是權力的語言、譜系的語言，」蕭鳳霞說起田野調查的例子，「45歲以下的人，我問他們，這個祠堂是什麼，沒有人可以給我講，最後有人說，『你說的是個什麼什麼工廠嗎？』這就是毛時代革命造成的文化真空，兩代人之間，有意義的生活寶藏都沒有了。」

蕭鳳霞的學生、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與歷史系教授程美寶在與蕭對談中說：「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也好，華南什麼地方也好，一層又一層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機制，慢慢被削減為兩點，一點叫『中央』，一點叫『地方』，現在不是這樣嗎？動不動就問那裏什麼看法，怎麼做」——程一手向上指了指，「動不動就說該怎麼做。我們之間本來有很多層的，這一層層可以是鄉下，可以是地區，可以是世界，現在實際上也有的，但我們的言詞，我們的言說，慢慢沒有了這一層一層，這一點是讓我比較心驚膽跳的。」

「當中央沒給地方空間的時候，緊張就出現了……沒機會他們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轉過身來反你了。」

怎麼辦？

蕭鳳霞想，香港與北京，要解決的是邊緣與中心如何獲得積極的互動能量——她曾在《廿載華南研究》中寫過，香港人在「邊緣」處觀看著政權和民族尊嚴此起彼落，處境和其他「少數民族」不相上下，都是在運用權威（帝國）的隱喻，在時刻變動的政治環境中定位自己。

她曾與劉志偉合作，研究帝國時代的中央與華南地方的關係，從中可以對中港關係觀照一二：「明清時候，政治中心不是太明確的時候……當中央給了地方很多空間，很多的文化、社會、精英，可以用他們不同的資源跟中央站在一起，變成中央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這樣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可以互補，（形成）有建設性的互動過程。當中央沒給地方空間的時候，緊張就出現了……沒機會他們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轉過身來反你了。」如她在回歸前夕所寫：「只要中央給予地方足夠的空間，容許並尊重『兩制』甚至『多制』並存，『一國』便越能夠得到落實與鞏固。」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中文譯名：《帝國之於邊緣：近代中國文化、族群性與邊界》

編者：Pamela Kyle Crossley（柯嬌燕）, Helen F. Siu（蕭鳳霞）, Donald S. Sutton（蘇堂棣）

出版：2006年

如今香港，「最好多一點跟省港澳一層層歷史文化，再重新看看有沒有互動。這樣才是背靠中國。在文化上是可以這樣做的。英國的殖民地經驗帶來香港的是一個非常全球化的網絡，完全不是『英國和中國的矛盾』這樣的東西。一層層的文化資源，（讓）我們可以立足香港、背靠中國——背靠嶺南，尤其是嶺南——盡量利用以前的歷史性全球性，香港一方面可能可以找回自己的定位，在世界，在中國，也可以並存。」

但問題是，「以前的國家機器和現在的有什麼分別，」蕭鳳霞說，「還是我很想找到答案的一個題目。」

知識分子，胸前戴三個毛章的上訪者是你嗎？

無論是農民與國家，還是地方與中央，蕭鳳霞一直在注視著人與權力的關係，對於參與權力「共謀」而不自知的知識分子同儕，更是毫不客氣。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後三個星期，蕭鳳霞將《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的書稿交給史丹福大學，準備出版，書中附錄只放了一張照片，是蕭鳳霞的一位攝影師朋友在1976年在北京拍攝的。

照片中是一名上訪老人，衣衫襤褸，風霜憔悴，但他的胸前掛著三個奪人眼球的毛澤東大像章——讓老人感到自豪、給他庇佑的東西，恰恰是將他至於如此慘境的緣由——「那個震撼是我很難用社會科學講出來的，可是我的知識分子朋友，說的是農民，我問他一句，這個形象就不是你嗎？」蕭鳳霞說。她曾經這樣總結：「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好像中國的農民一樣……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創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受害者」。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中文譯名：《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

編者：蕭鳳霞（Helen Siu）

出版：1990年

「你可以知道我（交書稿時）的心情是什麼，」現在說來，蕭鳳霞神色尤肅然而隱隱有憤慨，「我實在就是批判我的知識分子朋友的，你們沒做過文化批判，（沒）把自己跟歷代政權……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定位，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政權用了你們的熱情，用了你們的理想，然後搞到這樣，不是什麼人的錯。」

「這個照片是我對我的知識分子朋友那個時候做的比較強的批評，之後5年，被他們罵到要死，『天安門已經搞成這樣，妳還在罵我們』。可是這本書已經出版了20多年，還在賣，這本書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因為它問的問題，是一個已經超越了歷史時空的東西。」

「很多時候，很多不同的政權用了你們的熱情，用了你們的理想，然後搞到這樣，不是什麼人的錯。」

「要好好地自我反省自我定位」，不僅對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如此，蕭鳳霞對學術研究亦是如此，「我們老了，很快走不動了怎麼辦，我們的想像、我們的熱情還可以去（田野），但跑田野的是靠你們兩代（年輕）人。」她鼓勵年輕的人類學者不必再走他們走過的華南老路，而應該走出華南，到別的地方去闖一闖，只要裝備好理論和方法工具，到哪兒都可以，「所以我就跑到非洲了嘛！」

蕭鳳霞在中大的演講現場又播了一首何韻詩的歌：「脱下透明的盔甲，你說什麼都不怕，對著北風呼喊，你說勝過裝聾扮啞，原來我已愛上屬於你的一種傻，你說西伯利亞有你的臘梅花……」

「我為什麼要播何韻詩的這首歌？你們不怕冷的話，還是要到西伯利亞去找你的臘梅花，」著一件草綠舊毛衣的蕭鳳霞笑著，如田野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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