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下）：期待兩岸交流「對等互惠」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2016年的電影金馬獎，再次出現中國大陸的影片和參賽者抱走多數主要獎項。這引發兩個問題：第一，這是不是表示台灣電影工業的基本面有所不足，例如市場規模太小？第二，也難免有一些「金馬獎老是頒給大陸人」的聲音，部長怎麼看待這樣的批評？

鄭麗君（以下簡稱「鄭」）：首先，金馬獎的評審委員會有相當的獨立性，也都是聲譽卓著的電影工作者。它發展到今天，已經發展成一座跨國電影獎，如何讓它的國際性和民間獨立性更強，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其次，我們先拋開「台灣電影輸、贏」這樣的想法，這不是政府要思考的課題。而是先回來看，如果我們要用金馬獎來催生台灣的影視工業生態系，我們要如何定位它。

不管金馬獎以往的歷史，例如它開辦之際負擔的政策任務等等，現在的金馬獎是一座華語電影獎，同時有影展部分。如果對照國外的情況，這類獎項有兩種：一種是國家電影獎；另一種是影展獎，屬於專業競賽獎。

例如法國有坎城影展（康城影展，戛納電影節），但它也有凱薩獎（César Award），前者是國際影展，後者獎勵法國電影獎；德國有柏林影展，另外也有德國電影獎（Deutscher Filmpreis），這都不矛盾。所以對於本國電影本身，要不要辦一個以台灣電影為範圍的「國家獎」，如果台灣電影產製量能夠再有提升，這當然是另一個可以考慮的議題，文化部很願意來催生。不過，現在已經有了「台北電影節」，它的性質已經類似「國家獎」，所以我會優先和台北電影節主辦單位和相關專業人士討論這個議題。

如果我們回去看60年來的台語電影、台灣電影的「新浪潮運動」，可以發現我們一直有很豐沛的影視創作人才資源……但是就我剛才講的那個過程（加入WTO）而言，台灣電影工業在強勢資本和文化產品的競爭下，沒有站穩腳步。

對於「影視音工業生態系」，這是從我上任以來，一直努力的事；用「生態系」的意思是，我相信台灣在影視音產業上的軟實力，也就是工作人才。這可以從台灣電影發展史上證明，我們的確有豐富的人才庫，但我們一直缺的是健全的電影工業的環境和結構。

從歷史上來看，在解嚴之前（編按：1949年5月19日頒布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台灣也曾經發展出本土的台語電影，今年是台語電影60年。但之後國家介入，先接手了投資人的角色，成立影視公司，同時進行了政治管控，建立了審查制度。

民主化之後，照理說可以激發民間的創作爆發出來，但又因為加入了WTO（世界貿易組織），開放了配額，好萊塢（荷里活）的作品大量湧進，這對於一個剛要起步的電影工業而言，是非常辛苦、吃力的事。

不過同時，如果我們回去看60年來的台語電影、台灣電影的「新浪潮運動」，可以發現我們一直有很豐沛的影視創作人才資源，例如侯孝賢和已故的楊德昌導演，連同一大批中生代的電影人才。但是就我剛才講的那個過程而言，台灣電影工業在強勢資本和文化產品的競爭下，沒有站穩腳步。所以要重新催生生態系，我把這種工作形容為「打底」。

端：為影視音產業「打底」，有哪些具體政策？

鄭：台灣電影過去平均每年市佔率在10%左右，2016年產製量差不多，但市佔率低一點，因為過去幾年每年有一些大賣座的電影，撐起了市佔率，今年沒有那樣的大片。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台灣電影產製量要提高；第二個問題是台灣電影院的設施不夠，如果以買票進電影院看電影的人口來比較，台灣的人次大概只有南韓的四分之一：台灣每人每年平均看1.4部電影，但南韓是4點多。你從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出我們電影院設施不夠的情況。

講到這裏有人會質疑：戲院不夠真的是問題嗎？我舉一個例子：台中市大里區，20萬人口，沒有一間電影院；在東部，整個花蓮縣也只有一間電影院。從這看出來，戲院設施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因此反過來看，以10%的市佔率，每人一年平均看1.4部電影這樣的量看來，如果能夠有效吸引更多觀眾進戲院看電影，台灣市場應該可以撐起中級製作規格的投資。所以有人就論定「台灣市場小」，我不認為。由內而外，先站穩國內腳步，再尋求對外輸出作品，的確是有可能的。因此，像戲院這樣的基礎設施還是很重要的。

從基礎設施就談到了通路的問題。在2015年6月修訂新版《電影法》時，其中放進了「成立國片院線」的文字。現在的政策是「對（放映）廳補貼」，將來希望的是有實體的國片院線，我們正在準備這個政策，要打開台灣電影的通路。

關於成立國片院線

其實電影院的「通路」不只有戲院，還有電視、OTT（網絡影音內容服務）都要一起看待。這些都要以「文化主體」的概念，確保台灣業者產製的內容有一定比例的通路。

我們和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一個工作平台，在現任的詹（婷怡）主委上任後我們就密集討論。因此她上任之初，就宣布了自製比例，接下來我們要參與配套，鼓勵內容自製。

在電視上，我們要保障播出一定比例的本國戲劇，在OTT上，我們現在就要思考，即使是其他國家業者提供的服務，也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台灣業者製作的節目。這些都要一起處理，總的目的是提升台灣創作者作品的能見度。

對於如何鼓勵上市上櫃公司願意投資影視產品，現在規定50億以上的上市上櫃公司要踐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我們希望將投資影音產品納入CSR的範圍。

第二，擴大產製端，就是擴大投資。2017年初，我們會啟動「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的「影視投資專案」。但只有政府投資是不夠的，因為要催生的是一個生態系，最終還是要建立影視音產業的資本市場。我們目前希望和金融體系合作，擴大對影音產業的投資。

過去一直有「金融挺文創」的說法，但我們希望進一步聚焦在文化內容、影視音出版等以「故事」為核心的事業。不過要請業者投資，不是只有「道德勸說」或者喊喊口號，投資方是要獲利、永續發展的，所以要建立專業的投資市場體系，要讓投資、金融機構更認識文化內容產業，要長期的培訓金融從業人員。更重要的，是要對文創這種無形資產建立「鑑價制度」和「評等模式」。現在金融體系的其他投資領域，都建立了評等指標制度，機構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委託公正專業的第三方進行。我們現在嘗試的，就是建立對無形資產的評等模式。

以無形資產募集資金或者貸款，當然還包括「擔保品」的問題，如何處理，要有很完整的機制。

我們（2016年）向科技部申請了一項旗艦計畫，總額2.5億台幣（約5952萬港幣/ 771萬美元/ 5330萬人民幣），希望引進科學工具，從文本分析、大數據測試和開發雲端工具等方面協助建立專業的投資評估，讓投資者更能精確掌握市場性，也用這些評估說服更多有意投資者；反過來，這可以讓募資者準備更好的投資計畫。用共同的語言，如何縮短兩方的距離，這是這項工作的核心。

我們看到所謂「韓流」，南韓影音產品流行的背後，就是南韓努力做這件事情，投入非常多的專業人力。

對於如何鼓勵上市上櫃公司願意投資影視產品，現在規定50億（約11億港幣/ 1.5億美元/ 10億人民幣）以上的上市上櫃公司要踐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我們希望將投資影音產品納入CSR的範圍。

端：就您談的內容，是不是政府未來的工作目標，是出現一個媒合平台？

鄭：的確。剛才談的是金融體系長期的目標；而現階段，我們有政府投資、金融體系和民間創投業者，我們會組一個專案辦公室，協助媒合投資方和籌資方。這個平台以往也都有，例如金馬創投會議就是一個，我們也可以在那上頭加碼，擴大它的功能，協助從業者。

另外，我們現在正在草擬「文策院」，文化內容策進院，未來這個投資平台，在實驗階段過後，就會委由「文策院」進行。我理想中的文策院就像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它現在已經更名為「法國國家電影暨動畫中心」，或者南韓的「振興院」。

文策院是我們全力發展的中介組織，希望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打「國家隊」，發展文化產業。未來裏頭將設立一個基金，讓它可以永續投資。

我前一陣子還去看了《我的蛋男情人》，也是很特別的類型嘗試。但這些特別的嘗試，需要專業的評論來向觀眾介紹和詮釋，找到觀看的方式，不可能是一味只訴求「愛台灣，看國片」。

除了產製，還有一些更長遠的工作，例如電影教育。台灣推動電影教育已經有了幾年的經驗，法國也一直提供協助，我這次去歐洲也和CNC簽署了備忘錄，請他們協助電影教育的推廣。

還有一部分是專業的評論，任何影視音產品的出版，需要評論轉介和系統性的詮釋。這為什麼重要？因為我們剛才提到台灣自產電影的市佔率只有10%，但仔細分析，台灣電影工作者嘗試的類型和題材非常多，例如我前一陣子還去看了《我的蛋男情人》，也是很特別的類型嘗試。但這些特別的嘗試，需要專業的評論來向觀眾介紹和詮釋，找到觀看的方式，不可能是一味只訴求「愛台灣，看國片」。而是一種觀影方式的建立，這些評論最近有式微的趨勢，我們希望重新建立平台，營造氣氛。

端：您剛才談到OTT，近來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就是政府駁回了中國大陸OTT商「愛奇藝」在台灣設立公司的申請，這是基於什麼原因？

鄭：愛奇藝的節目現在在台灣網路（網絡）上是看得到的，這表示我們尊重網路自由，不會因為不准它設立公司在網路邊境上封鎖它。

愛奇藝希望在台灣設公司，表示它希望進一步擴大在台灣的商業行為。但是不是允許，其中關鍵在於台灣的OTT平台業者也進不了中國，不只網路業者進不去，台灣的影視產品到中國也必須經過審查，近來相關的審查更是從嚴，有時連上映都困難；再者，台灣的影視工作者在中國言論也會受到審查。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希望愛奇藝進台灣的問題能在對等互惠，尊重文化交流對等性的前提下進行兩岸協商。

「不讓它進台灣，但觀眾仍然可以看到」，我覺得這做法並不矛盾：網路上看得到愛奇藝，表示台灣尊重網路自由；但要推動進一步在台灣的商業投資，依現行法令這不是正面表列的開放項目，審查時經濟部投審會詢問了文化部的意見。我們的回答是：政策上最高目標是對等互惠，基於目前台灣的影視作品和相關網路服務進中國也有限制，因此要在對等互惠的前提下思考這個問題。

端：但也有評論者認為，不讓它進入台灣，觀眾照樣看，反而台灣政府的政策約束不了它。

鄭：的確，除了你提的這個問題，另外也還有人提到「不讓它在台灣設公司，也抽不到稅」這樣的問題。但如果把這樣觀念極大化，是不是應該開放所有想來台灣的廠商都可以設立？這樣都能抽到稅了。

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我們希望來台灣的OTT業者提供一定比例本土業者作品的播放，這是基於對通路的要求，保障台灣影視作品能見度。這要看目的和方法。它的目的是要保障。

面對中國，我們期待的是「對等互惠」，也就是中國政府能夠思考「對等互惠」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再討論中國業者進台灣，也期待對岸同步思考這個問題。

端：您對兩岸文化交流持什麼樣的態度和政策？

鄭：台灣是華語社群裏最自由、開放的。事實上我們看這幾年得獎的中國作品和影視工作者，不少人其實受到了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影響。

台灣是華人世界最自由開放的社會，做為台灣人，我們應該以自己能貢獻於華語文化為榮，這是我們送給世界的禮物，無庸置疑。但希望台灣作品在中國能夠「如實如真」地被認識，不要被審查，交流中不要有政治干擾文化的作為。我是很誠懇地希望中國官方能認識到這樣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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