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生》節選二：死不由己，「缺後」老人的絕望終途

2007年第一位華裔普利茲得獎記者方鳳美（Mei Fong）溯回這場跨世紀人口實驗的緣由、歷史、當下、未來，以翔實、鮮活的人物故事——學者、官員、普通百姓，將父母的痛楚、子女的孤淒、生活的荒誕、社會的流變與數據理論的互博穿梭織就One Child（《獨生》）一書。

在英文版出版，贏得西方世界讚譽與關注之後，作者卻感慨，最應該讀到這本書的人，那些她在中國多年的採訪對象，被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一生的人卻讀不到。在尋求中文出版的過程中，方鳳美遭遇了大陸出版商最終因擔心通不過審查而放棄；也遭遇了部分港台出版商的猶豫，有些擔心敏感，有些則覺得沒有市場。

故事無人接手，方鳳美不願主人公在自己的國土被噤聲，於是選擇自資翻譯中文，並將《獨生》的中文PDF版本在網絡上以cc共享的方式免費公開，並希望通過網絡眾籌填補成本費用。

從11月29日開始，端傳媒將一連四週，每週一篇連載《獨生》的節選章節，本週為第二篇，節選自該書第七章「好死不如偷生」。如果您希望閲讀《獨生》中文全本，可點擊此處，也可以在這裏以參與眾籌的方式支持作者方鳳美。

馬克是中國最著名的臨終關懷醫院——昆明第三人民醫院姑息治療科的主任。在多年的實踐中，馬克對中國人口的衰老和死亡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偏愛的理論。一是中國近年出現的物質主義浪潮讓死亡更加艱難，二是無後老人的死亡最為痛苦。這倒不是因為經濟原因，「我們這一代人，有積蓄，有養老金。但是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如此稀少，就會失去創造力，」馬克說，「失去希望。」

目前，中國的工作人口對退休人口比例是5:1，但是在二十幾年後，中國這一吸引人的5:1比例就將變為1.6:1，這意味著税收資金縮減、消費減少，以及生產力的全面降低。在西方，這種向老齡化社會的過渡經歷了50年時間。而在中國…由於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過渡將如海嘯一般，其速度將造成巨大的衝擊。

現在，面對不斷攀升的離婚率和即將到來的退休人員大爆炸，中國的領導人意識到他們必須重建當初國家曾企圖摧毀的家庭秩序。199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部要求子女贍養年邁父母的法律。2013年，北京進一步立法，要求老年父母的子女必須經常回家看望。這樣的法律執行起來很困難，但立法行為本身發出了一條明確的信號：國家做不到的，家庭必須做到。

不幸的是，有些後果是難以彌補的。

馬克所在的第三人民醫院姑息治療部因其建立時間最早且規模最大而著名。這家中國最著名的臨終關懷院，1986年初建時只有六張床、兩個醫生、一個護士。現在它有70個床位，2015年大樓擴建後，床位數量還將翻兩番不止。即使以中國標準來衡量，這一數也頗為驚人。在中國，一家醫院能有十張用作臨終關懷的病床就很不錯了。

然而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臨終關懷醫院，也只是矮子當中的高個兒。在經濟學人智庫所創建的臨終關懷品質排名中，中國幾乎在每一項指標——品質、經濟可負擔性和可獲取性中，排名都很靠後。

馬克身材纖瘦卻充滿活力，是回族人，原本是個神經科醫生，但是「中國的外科醫生太多了，很難出人頭地。」在預見到開拓臨終關懷這一領域所包含的機遇後，馬克便轉行了。聲名鵲起後，馬克打算公開出版他的日記，將其命名為《在天堂的門口》。

「有時候，我們這裏一天就會死一個人，一切都太突然，家屬不知如何是好，我們國家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喪葬習俗，能夠讓生者安心。」

在馬克的醫院裏，有一個房間最接近這扇想像中的門，這就是醫院的太平間。太平間位於整棟樓人流密集的位置上，被題名為「蓬萊山」。這一傳說中的神山上住著不死神仙，無疾無苦，酒食無窮，桃花盛開。

但是，關懷醫院的這個蓬萊山卻沒有什麼仙氣。只有一處壁龕，上面供奉著一個幾乎可以代表任何宗教的無法辨識的神像。在神龕的兩側，有一副悲哀的對聯：

明月清風何其在？
桃花落水去無蹤。

醫院本身已經有一個停屍間，家屬可以在那裏認領遺體。馬克說，「蓬萊山」滿足了一種需要。「有時候，我們這裏一天就會死一個人，一切都太突然，家屬不知如何是好，」他說，「我們國家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喪葬習俗，能夠讓生者安心。」

當然，「蓬萊山」之所以在，還有個更實際的原因：當地的一家殯儀館租用了這個房間，成為臨終關懷部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中國大多數醫院的科室，其部分收入依賴所開的處方數量。對於關懷醫院的工作人員來說，面對身患絕症的病人，也開不出什麼能治病的藥物。一位行政人員說，他們之所以招攬不到醫務人員，這是原因之一。

「蓬萊山」還有另一重影響。死亡不再是一個被埋藏起來、不見天日的話題，而終於有了一席之地。

我在和馬克以及其他醫生和病人的交談中發現，老人對關乎自己的醫療決定往往做不了主。

「我曾經有一位直腸癌的病人，」馬克有一次告訴我說，「他知道自己大便中有血。他女兒不讓我們告訴他他得了癌症。她寧願父親不知情，讓我們告訴她父親這只是一般的痔瘡。」

「過了幾個月，病人並沒有覺得自己有所好轉，還是發現自己大便中有血。老人家很不高興，覺得我給他進行的治療是無效的，拒絕再配合治療。」

「在當今中國，我們都變成了物質主義的信徒；不是我，但其他人是這樣。所以，我們沒有死亡教育。物質主義者只相信自己能夠看到的，否認肉眼看不到的。他們沒有宗教信仰。」

在馬克的勸說下，女兒終於同意讓他將真實的病況告訴給病人。馬克說，他當時盡量說得婉轉。

「我試圖和病人談談，想看他是否能夠承受這一事實。我跟他說：『你看，你已經70歲了，在這個年齡，很多人都會生病，比如癌症。我之前可能誤診了。你有可能得了癌症。這一點你想過沒有？』他回答說：『沒事。我有兩個孩子，一個在香港，一個在昆明。兩個孩子都有工作，有家庭，也都很開心。我對生死已經很通達了。』」

「我不相信他真的通達了。所以第二天，我到他房間裏跟他說我要給他再檢查一次。等到第三天，我才告訴他他確實得了癌症。我以為他可能接受得了。但是半小時之後，他就昏迷了。十五天之後才醒來。又過了一個星期就去世了。」

中國在這種家屬代替病人做主的特殊現象，有幾個原因。經濟原因是其一：醫生聽從病人成年子女的意願，因為帳單是他們來付的。而更為憂傷的解釋是，到老人臨終，平時見不到的孝心才發作起來。「一切都是為了面子」，北京一所醫院的一位行政人員說，「孩子必須要表現出自己真的盡力了。」

馬克有另一個理論：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資本主義實驗創造了一種物質主義文化。「在當今中國，我們都變成了物質主義的信徒；不是我，但其他人是這樣。所以，我們沒有死亡教育。物質主義者只相信自己能夠看到的，否認肉眼看不到的。他們沒有宗教信仰。」

馬克的這一觀點，我不敢苟同。中國文化的確避諱談論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但我覺得，這種憎惡已經超越了物質主義文化，其根源在於中國對死後之事的信仰體系：你仍然需要用到錢和各種物質舒適品，仍然會遇到官僚制度和等級制度，仍然會踏上一個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重生的循環。

中國人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帶走的，只要你有後人，且越多越好。如果你死而無後，那就是斷子絕孫。這可是對中國人最惡毒的詛咒之一，因為這意味著你將永生都是一個餓鬼。

在（昆明的臨終關懷醫院）其中一間休息室，我看到了正在安靜地在鞋底上繡花的李嘉藝。李的母親因阿爾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病情轉重，過去七個月一直住在這裏。

嘉藝三十五歲，烏黑的長髮如雲般瀉下，安詳的臉脂粉不施。她身旁是五歲的女兒清溪一個迷人的小機靈鬼，笑起來還露著小豁牙。嘉藝已有四個月的身孕，肚子裏的第二個孩子是在最近「單獨」政策改革之後懷上的。

「有時，我的朋友會問我說，『你這麼大歲數，為什麼還要生二胎呢？』但是我覺得照顧老人確實壓力很大。單憑社區的支持是不夠的。鄰居們都不像我小時候那樣互幫互助了。這孩子，」她說著，輕輕朝自己愛嘰喳的女兒指了指，「以後自己一個人會很不容易。」

她說，母親病的這幾年對她來說很艱難。「我父親歲數太大了，就只靠我一個人，」嘉藝說，「我不想讓我女兒和我一樣。她的弟弟或者妹妹會比我們活得都久，這可能會是她在世間最長久的親情。」

中國文化避諱談論任何與死亡有關的事，其根源在於中國對死後之事的信仰體系：你仍然需要用到錢和各種物質舒適品，仍然會遇到官僚制度和等級制度，仍然會踏上一個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重生的循環。

過去幾年裏，由於要在家和醫院之間經常往返，還要照顧孩子，嘉藝已經力不從心。她開始掉頭髮，開始衝著清溪發脾氣。最後，她決定辭職。靠著自己的積蓄和丈夫的工資，她盤算著自己兩年內不工作應該無妨。之後怎麼辦？她聳聳肩，也不知道。

儘管如此，嘉藝還是相信在中國實施計畫生育政策是必要的。「人口數量大，社會福利很難推行。」接著，她又補充了幾乎每個中國人在被我問及計畫生育政策時都會提到的話：人太多。這一點，如果你曾在中國生活過，曾經在擁擠的地鐵上和無數人一起搶過座位，曾經為了上重點學校而削尖了腦袋，也許才更容易明白。

然而，當我問到嘉藝是否支持計生委幹部採取的一些方法，比如強制流產的時候，她本能地用手護住了小腹。「當然不支持，」她說，「強迫永遠都是不對的，那些人太壞了。」

清溪爬到她的大腿上，開始輕輕地咬媽媽的胳膊。

嘉藝温柔地和孩子嬉鬧著，曼聲婉轉地說：「誰來照顧媽媽呀？你會照顧媽媽嗎？」

清溪英勇地趴在那未出世的小寶寶身上，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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