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國際不再恐同日，同志需要「政治出櫃」

編按：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在經歷了同性戀婚姻訴訟第一案之後，中國的同志處境有變好嗎？讀者姚昊牧寄來這篇文章，為我們介紹中國的同志處境。他提醒到：要爭取同志權益，性少數群體就必須擁抱公民社會，投入公共生活。

26年前的今天，WHO正式將同性戀從疾病列表中剔除，實現同性戀的「非病理化」。這一天因此也成為了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T）。繼1997年，中國新《刑法》將同性性行為非罪化之後，中國也在2001年推出的第三版《精神疾病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中做出修改，不再將同性戀劃入病態障礙。

今天，隨着性向平權團體日趨活躍的行動，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這個紀念日發聲表達對LGBT+的支持。當我們回顧這些平權歷程的里程碑時，容我停下問一問，中國同志群體的處境真的在變好嗎？

在中國，同志群體的處境在變好嗎？

這也許是個可笑的問題，但凡對性別議題有所關注者，都能輕易列舉出諸多事例來佐證社會整體包容度和理解的提升。公共領域中對相關議題的討論，與同志群體的可見度也在不斷增加。社會環境的改善有目共睹。同志平權似乎指日可待。然而真的如此嗎?

在不再恐同日，不妨得罪你們一下：今日我們所見證的突破和改善，往往位於表層和邊緣，或者屬於管控力度不高的區域。也就是說，大部分自由，其實是源於忽視，或者對政府來說無關緊要。如果再悲觀一點，我們所謂的進步不過是沙中築塔。

比如，因議題先鋒、尺度大膽而廣受關注的《奇葩說》，以及《上癮》等同志題材的熱播網劇，都逃過了網絡審查而得以播出。然而，引起廣泛討論后，《奇葩說》第二季中關於出櫃的節目被下架，《上癮》則遭到全面封殺，其主演也受到波及。2015年年底泄出的廣電禁令中，同性戀也被列入「低俗內容」之列。

隨着當局對網絡節目審查的加強，這一短暫存活的自由空間即將消失。電影《尋找羅麥》雖早在2015年就已過審，原定年底的上映時間卻不斷推遲。即使這部同志題材的影片連牽手鏡頭都沒有，也在禁令之下戰戰兢兢。

常用來佐證同志群體處境改善的另一個例子是官方對社交軟件的背書──比如全球註冊用戶最多的同志社交應用blued。（在早期曾經受到來自多方面的阻力，網站曾幾度被關閉。但其創辦者耿樂自爆，在2012年獲得總理李克強的接見之後，blued的發展要順利得多）在網絡上，同志在公共空間的呈現幾乎是自由的。但一旦涉及到線下的聯結，例如遊行等公共活動，就成為禁區。在長沙，同志遊行的組織者被拘捕，國內最大的上海驕傲節也都是以展覽、觀影為主的室內活動。中國的同志只能選擇去港台參加驕傲遊行。

如今社會對於同志接受度的提高，也多是基於消費主義的，以娛樂換取的身份呈現。

在粉紅經濟的概念中，常常提及同志群體的消費能力。常常有人說：“基佬們比直男賺錢更多。”而事實上更合理的解釋是：不具備一定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同志，受到性別和階層的雙重壓抑，更難以被看見，從而隱形。熒幕上的同性戀形象（例如王凱在《醜女無敵》中曾飾演的陳家明），多是作為娘娘腔的搞笑角色，反映出對同志群體的刻板印象。而今年上映的影片《奔愛》，更是借並不存在的les情節作為噱頭炒作，消費性少數群體。

由於網絡，今天的我們也能與世界同步討論多元性別議題。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後，中國國內掀起不少討論。這些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對國內環境的幻覺。而廣電同性戀內容禁令、針對性取向的就業歧視和不被受理的行政訴訟，無一不在提醒人們：這樣的審查，這樣的限制，才是中國的現實。不得不承認，進步並不穩固，同志仍需努力。

進步的阻礙在哪裏？

在探討這一話題之前，我們先回望在平權活動中常見的爭論：同志是被建構的還是生來如此？先天說的邏輯在於，既然無法改變、無從選擇，作為和主流人群不同的群體，應當享有相應的生活方式而不受指責，無論是試圖「治療」同志，還是在道德上批判對同志，都無法成立。與之相對，後現代的酷兒理論則強調性取向等性別身份是被建構的，是作為光譜，可以流動的。先天說雖然有效反對了對同性戀的「治療」和道德批判，但也由於其加深了同志群體的身份區隔，他們己邊緣化為需要社會同情和憐憫的邊緣群體，從公共領域的對話中退出。

針對性取向的簡單科普，無法根本地消除大眾對同志的偏見，因為壓抑和歧視並不來源於它自身──它建基於一整套包含文化習俗和意識形態的權力結構之上。權力結構的再生產使之得以強化，不觸及權力結構的平權，無法在性/別領域獲得真正的自由和進步，無從增加社會多元度。這也是早在2001年同性戀就被移除出心理疾病的名單，而針對同性戀的「治療」卻依舊眾多的原因。

政治的權力結構直接影響性/別領域，權力結構的政治傳統和政治問題，才是平權運動真正的敵人。在這種視角之下，直接挑戰異性戀二元對立秩序的酷兒理論更有力量。

是的，我們是在談政治。不需要害怕和逃避政治這個詞。政治是我們的切身之事，它就是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的討論和安排。因此，進入公共領域的話題即是政治的。不僅如此，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也要由政治決定。在一些地方，兩個成年男性的自願性行為也是要入罪的（雞姦罪或「流氓罪」）；而在毛時代，結婚需要組織批准開具介紹信。在今天看來，這些都是屬於私域的事情。

即使在今天，公權力對私域的侵犯仍不鮮見，比如民政機構藉口機器壞了阻礙離婚登記的報道仍屢見不鮮。同志話題，所有的性/別議題，也都是政治話題，不關涉政治的自由和平權無法獨自成立。對政治的下意識迴避和恐懼，也恰恰說明了政治因素帶來的壓抑。

事實上，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是推動社會接受同性戀的明顯前提。因為它不僅提供了立法機構的通達渠道，並且這樣的社會，更傾向去擁抱各種形式的多樣性，從而提供了允許同性戀者公開、坦誠生活的社會環境。由此促使同志群體在公共領域的對話和發聲，增加社會整體的接受度。

相反，意識形態籠罩下專制的政治制度，天生與多元化不相容；對社會的強控制，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不容於統治者眼中的平權組織生存更加艱難；不需要民眾對話的統治不存在社會運動一說，抗爭與對話難以影響到立法與決策。

近年常見的、通過訴訟個案維權來推動司法進步平權的邏輯，也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撐：不僅是通過訴訟主動出櫃，可以促使長期「不表態，不支持，不反對」的中國政府就同志議題表態，進而推動相關法律和政策的改變。訴訟也能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主動設置議題，提高同志權益議題的可見度，讓同志議題不再是房間裏不可見的大象。由於中國並非重視判例的英美法系，這些目標的實現，離開公民社會將是無根之木。

「政治出櫃」的必要性

隨着同志權利組織的發育，近年各地、各方面的行動都在增多，行動的方式和內容也更加多樣，我們在欣喜這些進步的同時，需要意識到更嚴重的危機已經到來。隨着國家對公民社會話語的拒絕，權利倡導型的機構受到重點打壓，尤其是勞工等議題，原有的自由空間在不斷被壓縮。也許你會問，可是這和同志又有什麼關係？上文所提及的、同志議題進步的前提——公民社會的自由空間，本是靠分屬不同議題的公民團體，多年來在與政府的博弈中爭取得到的，同志權利組織，自然是這艘破爛不堪的小船上的同舟人。去年三八節本要在各地進行反公交車性騷擾倡導而被捕的女權五姐妹案，已經證明當局對任何能夠聯結的組織都是警惕的。女權運動無法去政治化，同志議題能天真的獨善其身嗎？

回顧國內同志組織的發育過程，大部分組織最初涉及的領域都是艾滋病防治。政府出於防治艾滋的目的，提供了同志組織生存的空間。與疾控中心合作的項目往往也是運作資金的重要來源。但同志運動不能止步於此，需要更多進入公共領域，不夠多樣化的資金來源，將使其裹足不前。

2015年國際民主日的主題是「為公民社會創造空間」。這一主題的背景，在聯合國的網頁上有清晰的說明: 「在全球各大洲的許多國家，由於其政府採取措施限制非政府組織獲取資金，導致公民社會團體及其活動人士的行動空間萎縮，乃至封閉。」在這一背景下，缺乏資金支持，將使行動迴歸沉寂。

況且，社會意識是可以倒退的，以俄羅斯為例，操控民族主義的俄羅斯政府，對性少數的態度日漸嚴苛──即使這個國家並不缺少女權運動或LGBT平權組織的激進抗爭。俄羅斯也是最早掀起對公民社會的排斥和打壓的國家。同時，俄國否認同性戀權利作為人權，訴諸「文化傳統」進行辯護，近年還頒布了法律禁止宣傳「雞姦、女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禁止的內容包括同性戀驕傲遊行、同性戀情、同性伴侶在公共場所出現以及同性戀的符號彩虹旗，這些都被成為「宣傳」。

中國今日所取得的進步本不牢固，新頒布的《境外NGO管理法》更收緊了活動空間。此外，本屆政府提倡對傳統家庭價值，在經濟衰退背景下，訴諸民族主義獲取合法性……面對權力，不要奢望情況會繼續好轉，不要等待被賜予自由。

凜冬將至，更需要相互守望。同志需要擁抱公民社會，在多元的社會環境中，同志平權才可能實現。

何況，同志也不是我們唯一的身份，我們可能是任何階層、任何職業 ，生活在任何地方。和同志議題一樣，其他的身份也帶來了不同的議題。可能是高考減招涉及的教育公平、可能是女性的平等與安全，也可能是棕地治理失控的環境污染，或者本土文化和歷史建築的保育……同理，這些問題也多多少少的與政治有關。為了自由和安全，為了能決定自己的生活，為了重建信任，為了不再遭受不公、或者減少不公，我們需要直面問題。我們需要不同群體的聯結，需要「政治出櫃」──公開、勇敢地談政治。

（姚昊牧，同志小組前志願者，關注性別、教育與社區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