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案發生以來，星島新聞集團旗下的《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簡稱《星島》、《頭條》）在過去兩個半月內，6次獨家報導最新案情，引來公眾注目。
2015年12月30日銅鑼灣書店老闆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蹤後，香港多家媒體努力挖掘獨家新聞，拼湊事件真相。《星島》多次獲得李波「現身」的獨家一手資料，包括李波「報平安」書信、視頻，李波與太太在內地的生活照，以證李波「安全、自由」。
2016年1月4日晚上，《星島》和《頭條》率先刊出書店老闆李波第一封「平安信」的相片和內文，李波在信中首次稱以「自己方式」返回內地。2月29日，李波自失蹤後在內地出鏡接受專訪說：「我很害怕這些人或者他們的家人知道後會對我和我家人不利，所以我採用偷渡的方式，因此我就沒有帶回鄉證。」 這次獲邀採訪的媒體包括上海澎湃新聞、鳳凰衛視，而香港的媒體代表則是《星島》。
此次報導刊登後翌日，有網民在香港高登討論區提問：「是《星島》綁架李波嗎？」
資深傳媒人及時事評論員程翔對端傳媒分析說，「《星島》多次的銅鑼灣書店報導，肯定是內地政府放的消息。不過普通讀者很難透過一兩宗新聞看出來，需要長期觀察，有人脈關係、旁敲側擊才得到這結論。」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亦表示，自己記得《星島》很久以前，已經開始獲得內地政府的獨家消息。端傳媒就此問題向《星島》記者查詢，對方只回答「不知道」。
在這宗涉及中港兩地的案件中，一向被視為內地官媒的《文匯報》和《大公報》（下稱《文匯》、《大公》）一直不見蹤影，與其他本地傳媒一樣，只能引述星島集團的獨家報導。
一時之間，大家都在問：為何兩份傳統左報在事件中失去話語權？而同時，又為什麼是《星島》屢次得到銅鑼灣書店事件的關鍵信息？
老革命才會買左報？
「現在除了老革命，香港地還有誰會付費買左報？」退休前任職司機、60多歲的劉貴誠笑着對端傳媒說。
《文匯》和《大公》分別在1938年和1902年於內地創辦，皆因戰亂停刊而在三、四十年代輾轉來港。來港後由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控制，先向直屬於中國國務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1999年後則由新華社香港分社演變而成的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負責。因此，兩報的報導常被視為代表內地官方立場，每逢出現牽涉北京取態的事件時，香港本地媒體都會從兩報文稿的字裏行間尋找端倪。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歷年的調查結果，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文匯》和《大公》在全港收費報紙中，公信力排行最低，之後數年，排名偶有變動，但亦徘徊於榜末位置。
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曾在2008年12月以「香港新聞媒介表現」為題，對所有收費報紙進行新聞自由度、滿足大眾知情權等5個範疇的研究，訪問了一千名報章讀者。不過，研究沒有列出《文匯》和《大公》的部份數據，杜耀明當時解釋：「兩份報章的讀者各不足5人，讀者太少難以分析。」
曾任職《文匯》副總編輯的時事評論員程翔說：「左報所宣傳的中共意識形態與香港（民間的想法）格格不入，令《文匯》和《大公》的影響力一直十分有限。」
為了增加影響力，《文匯》和《大公》曾經歷變革，以圖力挽狂瀾。
變革改革重複講
2014年8月1日起，《文匯》和《大公》每天各推出10萬份贈閱版，前者主攻屋邨、社區等基層社區，後者則以中產為市場，在屋苑、商廈等派發。
贈閱報面世前一天（2014年7月31日），《文匯》發表文章，以「圍繞定位，擴大影響」解釋推出贈閱報的原因。當時，2013年萌芽的「佔領中環」已經蘊釀一年，香港多份報章大篇幅報導有關進展，主導著香港的政治輿論。
2014年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於人大會議期間，對港區人大代表團特別指出要動員引導社會輿論：「在香港當前的輿論環境下，正確的觀點和道理要不怕重複講，就是要不斷講、反覆講、天天講，廣而告之，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
已經退休的香港市民劉貴誠一邊嘲諷左報讀者都只是「老革命」，一邊卻從褲袋中抽出一份《大公》：「既然是免費，不拿便浪費。」至於內容，他的評價是：「偶有偏頗，但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內容，退休的我們喜歡看體育、副刊打發時間，但贈閱報只有幾頁新聞，唯一的好處是更能了解內地情況。」
現時《文匯》和《大公》的讀者，只佔市場1%之內，而且贈閱報的讀者忠誠度很低，不可以指望能對輿論有多大影響。
然而，推出贈閱報無助增加兩份左報的影響力。贈閱報面世不足60天，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雨傘運動。兩報在運動發生的兩個半月裏，發稿超過4千篇，批評示威者毀壞香港法治、令業界損失數以十億計，亦重點斥責「佔領中環」發起人、主導整場運動的學聯和學民思潮是「居心險惡」。不過運動初期，市民仍十分熱切捐贈物資及參與佔領，令整場運動維持79天。
杜耀明總結說：「現時《文匯》和《大公》的讀者，只佔市場1%之內，而且贈閱報的讀者忠誠度很低，不可以指望能對輿論有多大影響。」
兩報儘管免費贈閱也未能做出成績，2016年2月2日《文匯》、《大公》「被整頓」，宣布合併組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曾在新華社任職局級領導的姜在忠，出任集團董事長兼兩報社長。
程翔這樣分析兩報合併的原因：「其一，《大公》曾經站到台前，配合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運動，北京清查薄熙來帳簿時，順理成章把《大公》連帶香港左報整頓一番。其二，兩報在內地有多個據點，這些據點以辦報的名義招廣告，進行與傳播無關之生意。兩報本已長期虧損，中央想盡辦法補助，下面的人卻在中飽私囊。」
突發事件催化整頓
北京選擇媒體的條件有兩個，首先是媒體的可信度，其次為訊息的傳播效果。
當《大公》及《文匯》被整頓之時，香港正發生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引發香港人對內地警方跨境執法的憂慮及恐慌。
外國媒體如英國《衛報》、英國廣播電台（BBC），美國《洛杉磯時報》都跟進報導。有網民在1月2日發起連署，要求美國白宮向中國政府施壓處理事件，該連署在短短1個月內獲得超過3萬名香港及海外人士署名支持。同時歐盟在1月7日發表聲明，以「極度擔憂」（extremely worrying）形容事件，促請中國、香港及泰國政府展開調查。
在這關键時刻，內地政府發放消息的渠道作出了改變。杜耀明向端傳媒說：「北京選擇媒體的條件有兩個，首先是媒體的可信度，其次為訊息的傳播效果。」
星島新聞集團董事會主席何柱國自1998年起獲委任全國政協委員，杜耀明形容為「（對中央而言）絕對信得過」。
1938年，緬甸華僑胡文虎在香港創辦《星島》，起初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右報，因此早年《星島》的社論經強調「毋忘在莒」、「光復大陸」，連報刊日期也是用中華民國的紀年方式，直至1992年才改為香港人常用的公曆年份。
香港左派在1967年大規模反抗殖民地政府，釀成「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上首次出現左右立場分歧的事件。《星島》反共的態度更為明顯，在評論中呼籲殖民地政府，派警察擴大突擊檢查範圍，遭親共的《大公》批評為「港英的傳聲筒」。
2001年，全國政協委員何柱國從胡文虎女兒胡仙手上購入《星島》，報紙的立場產生明顯變化。最典型例子是2003年7月初的社評，《星島》表明支持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
近年星島新聞集團經常獲得內地新聞的獨家消息。2012年10月21日，《星島》甚至搶先內地傳媒，首先透露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7名常委的名單。2014年3月12日，《星島》獨家披露人大常委敲定的政改方案，指特首候選人出閘需獲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該報導獲得香港報業公會頒發「2014年香港最佳獨家新聞報導」季軍。
看中星島的影響力
在現時香港的媒體同業中，星島新聞集團擁有海內海外、線上線下龐大的分支。集團在香港的紙媒，除了《星島》、免費報章《頭條》、香港英文市場唯一的免費報章《英文虎報》（The Standard）以外，還有《東周刊》等7本雜誌，以及中英文校園報《陽光校園+星島兒童報》和《Junior Standard》等。
而在香港現有的4份免費中文報章中，《頭條》自2005年創刊以來，一直高踞全港報章發行量的榜首。根據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及Ipsos Media Atlas的調查報告，《頭條》每天平均發行量85萬份，是《蘋果日報》的6倍。報告更指出，《頭條》的平均讀者達134萬人，即是每7個香港人，便有一個會看《頭條》。
讀者數量龐大，而星島新聞集團旗下的報章公信力在本地亦有不錯表現。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3調查全港約20份報章的公信力，結果顯示《星島》的公信力排行第6，同一集團的免費報《頭條》緊隨其後排行第7，《英文虎報》更是香港人最信任的第4份報紙。
除了本地讀者，星島集團的海外業務也歷史悠久，是最先在海外營運的中文媒體之一。最早在1963年於美國三藩市創刊，至今於歐洲、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的華人報攤都有銷售發行。
杜耀明估計，北京接二連三透過《星島》公布李波消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因為星島新聞集團擁有成熟的海外網絡，而銅鑼灣書店事件則頗受海外華人關注。
始終不過是「類左報」
《文匯》也在2001年開始通過不同媒介在海外發文，與外國當地媒體合作。例如在英國，與免費中文報章《英中時報》綑綁發行，每期4個版面，每週出版1期，印發36000份。
多位熟知《文匯》、《大公》性質與運作方式的昔日局內人都告訴端傳媒，雖然在回歸後，有不少本地媒體變形成「類左報」，但仍不能取締兩份傳統左報的位置。
「中共需要撥一個電話便可發號施令、完全服從的報紙，除了用自己資金營運的《文匯》和《大公》，其他報紙沒可能做得到。」程翔分析說。
中國的政治文化很講究正統論，除了《文匯》和《大公》，內地政府對其他媒體最多只可間接地支持，大家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你覺得這種關係能持續發展嗎？
兩報合併後並未縮減規模，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成立不足半個月後，更於2016年2月15、16日連續兩天在《明報》刊登全版招聘廣告。一名不願具名的《文匯》記者向端傳媒透露說：「這兩年完全感受不到北京削減資金的壓力，反而人人都加薪水。」
同樣曾在《文匯》任職多年的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也向端傳媒強調這種「正統論」：「中國的政治文化很講究正統論，除了《文匯》和《大公》，內地政府對其他媒體最多只可間接地支持，大家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你覺得這種關係能持續發展嗎？」
他認為，「類左報」難以持久的另一個原因是：「透過扭曲報導以達政治任務，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成功了，但之後陸續有來的話，讀者便會思考、質疑，覺得這是塗脂抹粉的舉動，媒體本來辛苦經營的形象也毀於一旦。」
未來，「類左報」前景將會如何？劉銳紹的分析會是一個預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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