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常常做夢嗎？一個又一個朦朧的，或者無比清晰的夢境。你可曾想過，它們究竟意味着什麼？一種理想、一種困擾、未來的預言，還是，一種噪聲？
李洋曾經是這樣一個為夢所困擾的人。後來他拿起畫筆。1992年，他第一次畫下自己的夢：深夜，一個男孩行走着，手裏提着一條大魚的尾椎骨。畫夢之旅，自此濫觴。
「夢既是創傷，也包含着巨大的創造力。它可以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精神檔案，」二十多年以後，李洋對端傳媒記者表示。
集體無意識：煤礦金豬，商品樓和大佛像，悲傷紀念碑
三十多年來目睹之怪現狀，在夜晚以奇幻的蒙太奇拼接，不動聲色地潛入李洋的夢境，這裏面，有「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壓制的，也有完全超出個人生活經驗的。
自弗洛伊德以來，西方國家的心理學家們習慣研究夢境，作為了解人內在精神世界的通道。按哈佛大學神經心理學家J. Allan Hobson 在2002年的最新闡釋，「大自然為其最精巧的創造——人腦和精神提供了獨有的自我激活方式」，做夢是一種超聯想狀態。
李洋說：「我覺得每個人內在都是很豐富的，人都是朝着完整的人性去生長的，現代社會一不留神就會造就單向度的機器般的人，人的其他部分是被壓制的，但在夢裏，這些部分在拼命生長。」
對於上述最後一個夢境，李洋認為，這種懸浮透明生物的存在，顯然與他所生存的帝都北京特定的物質現象有關——霧霾。並且，經由夢行使的誇張功能，這種長期存在的霧霾正演化出種種生物性。
通過長年累月對夢的記述，李洋慢慢感覺到，夢有重頭大戲，亦有小打小鬧。他開始有意識地採取一些手段，去「強化那些正面大夢的能量，攘除負面夢的破壞性能量」，也就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所指的「積極想象」——以夢為起點，通過內容豐滿的潛意識溝通手段，將一些內心壓抑的情結和情緒抒發出來。
於是便有了李洋混合着夢境與現象的一系列作品，比如《悲傷紀念碑》。故事裏，人類製造了一種可以吸收大家悲傷的新型材料，建築了一座「哭牆」——那些無處傾訴的人，像是被拆遷的、上訪沒希望的人們會去「哭牆」訴說哀傷。後來有人坐不住了：怎麼能有這樣的東西呢？把它炸掉！就炸掉了。但沒人想到，這種材料具有生物活性，它會自己生長，慢慢長成一個巨人。跟着人們發現，那些拿着長槍短炮試圖再次炸燬它的士兵們也會被它的悲傷感染，變得特別悲傷。大家對這種揮之不去的古怪生物感到十分恐懼，但束手無策。直到最後，人們後來發現這樣的悲傷根本是無害的，而且中國需要這麼一個釋放悲傷的途徑。
「我以前想，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是不是體制造成的，或者跟政治有很大關係？後來看了些身心靈的書，發現全世界的人都會有些共同的心理上的東西，壓抑、恐懼、茫然，美國也有，但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不把去看心理醫生當作恥辱，別人比我們更正視這些問題。」
「拿一根大頭針，把夢做成標本」
很多年裏，做夢帶給少年李洋矛盾重重：
第一，父母和學校期待他做一個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好孩子，而多夢讓他變得細膩、敏感，有時還犯迷糊；第二，中醫有種說法是多夢乃病態，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病」；第三，他始終困惑，這些夢到底意味着什麼？
他曾經刻苦想改掉這個「毛病」，舉啞鈴、長跑、拼命投籃，可是沒用，夜裏夢仍是一群等待破解的謎題，簇擁着找他。
李洋從小愛做夢。夢中仙鶴、神猴、大山大海，纖毫畢現。
不僅多夢，他還總能記住這些清晰的夢，甚至常常知道自己在做夢——按荷蘭心理學家Frederik Van Eeden在1913年提出的概念，人在做夢時保持清醒的狀態，這是「清明夢」。但在以弗洛伊德和榮格為首的歐美國家精神分析學派關於夢境的種種解析尚未抵達前，1970年代，在主張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中國，山西太原一個鐵路職工家庭裏，李洋背着愛做夢的包袱，心事重重地長大。
適逢初中，為了鍛鍊作文能力以應付中高考，老師布置了寫日記的家庭作業。李洋隨手把夢當了習作素材，比如奶奶家朝東的窗外，「一對紫色大鳥，靜靜地停駐在槐樹枝子上，保持着完全靜止的姿態」，又比如半夜醒來，「一隻身披黑灰色頹然亂羽的少年小雞，直愣愣走過爸媽與我蓋着的大棉被」。靈感源源不絕，還因此得到初中老師的讚賞。李洋感覺舒服多了，記夢便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此二十多年後，截至2015年，李洋記錄自己的夢境4000多個，整理200萬字，繪畫800幅左右。
在這些夢境的日記最終發展成為李洋的個人史料之前，曾數度面臨被焚燬的命運——工作和家庭都期待他成為一個腳踏實地的人，而心裏堆砌的幻覺、情緒和前世今生，多少讓他的人生顯得虛無縹緲。
可是，「那些心裏的一切，燒的掉嗎？」
「夢和煩惱，像是蝴蝶或蟑螂，失控的時候，它到處亂跑，但當你拿一根大頭針，把它做成標本，它就被你認識了。」李洋對端傳媒記者表示。此時，中年李洋的身份是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一名副教授，辦過一些夢境的畫展、創設了一個「夢研所」，正式把記夢這個秘而不宣的童年癖好，發展為自己成年後的主業。
他開始「老老實實面對自己心裏的一切」，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踏實與靠譜」。
「紅書」
而這些日復一日、龐雜紛繁的夢，如何闡釋「心裏的一切」？
面對這種伴隨睡眠的生理過程產生的神秘心理現象，世界各地民間說法紛紜，但科學實證派多少有些迴避。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精神分析學派，則是前所未有地重視夢境，將釋夢作為研究人心靈和精神病理現象的重要手段。
在網絡上，輸入「解夢」的關鍵詞，各種流派各種理論撲面而來。原本李洋把夢以每夜為單位割裂開，單個單個地求解。但若干次求解夢受騙上當後，他觀察到「釋夢市場一個問題就是，抓住某個具體的夢拼命解讀，而並不顧及它與你之前，之後做過的很多夢形成的序列關係。」他認為，真正嚴謹的釋夢，需要長時間（例如三個月以上）記錄並整理一個人的夢，待到大部分重要的夢主題有所基本呈現後，再做整體研究。這便是釋夢的更高層次——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層次。
北京望京區，一間商業樓盤裏的公寓。這裏是李洋的「夢研所」裏檔案部的一隅，30個日記本將李洋童年至今的夢以編年史的形式呈現着。居於最高位的，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紅書》——這位「雙重人格」的心理學家，一度因備受幻覺折磨而瀕於崩潰，而當他面臨「中年危機」不得不重新審視生活以探究內心最深處的自我時，他以這部書記載了自己豐富的想象和幻覺。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也曾在《紅書》的標領之下，大張旗鼓地反思人類的夢幻和內在世界。
「弗洛伊德認為夢是個體潛意識，你太關心自己了，你跟世界沒有關係，有壓抑，有情結，有創傷；榮格認為夢的很大部分跟人類整體的神話、傳說，原始的共同記憶有關，所謂的原型記憶，」李洋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他認為人的夢境有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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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無意識層次，包含着對於個人生活的回顧、分析、整合、預言、提醒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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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無意識層次，包含着整個人類集體記憶的潛意識種子，常常與歷史、社會、文化、宗教、時風議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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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靈層次。
為了說明大部分人的夢還是跟生活、記憶、意境和情感有關，李洋把17歲時所作的200多個夢並置、分類，「中間那部分關於原生家庭和社區，左邊那個關於大自然，右邊關於社會和歷史的，山、樹、原野，男人和女人，城市和道路，物體……
這個出生於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夢境，往往從家蔓延開去，到奶奶家－姥姥家－母親單位－父親單位－火車站－小學－中學，地理上越來越遠。
「大多數都會做關於家鄉的夢，想是春運時上千萬遷徙的人，都指向對家鄉的一份情懷。通過這些夢直接就能反映很多跟經濟有關的問題，比如城鄉差別、農民工、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等問題，而那些反映人們心理的問題更需要我們面對，」李洋對端傳媒記者表示。
「小清新救世」
畫夢的時間長了，李洋發現一條規律：
對於他畫夢一事，五十年代前後出生的人（包括父母）普遍不怎麼接受，他們希望他去畫一些「美好的」題材……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些人慢慢開始接受了。但在藝術圈內，到了80後、90後，他們熱情程度超乎想象。
2011年，李洋把自己的作品《我在中國做夢》系列在豆瓣網（註：大陸著名的文藝青年集散地）上推出，幾乎每個夢畫下面都有很多人跟帖，聊自己的夢。開始有年輕人留言，想要李洋幫他們畫夢。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裏，天知道人們已經做過多少匪夷所思，卻又和時代密切相連的夢了。如果有人系統研究、收集、整理、分析這些夢，不知道能夠幫助多少人療愈憂愁，發揮創造，產生連結，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及時糾正。」李洋想。
2014年4月，集合一些學生和藝術家，李洋成立了一個「我為中國人畫夢」小組，併成立「夢研所」。下設檔案部、理論部、妄想部、顯化部四個研究與創作實踐部門，外加一個教育部門：雲中美術學院。
李洋從各個領域徵集的夢境，現在已有第一批樣本。
這些繪本風的作品，在中央美術學院這樣主打嚴肅藝術的學院派裏，並不一定算「高大上」。
「當代藝術有點瞧不上小清新，我恰恰覺得，小清新是特別救世的，卡通、手作、手賬、羊毛氈、多肉植物之類，一個人傾心於這種東西，一定不會太貪，不會太功利，」李洋進而闡發道，「我特別好奇一個貪官會不會做夢？他的夢會鼓勵他去貪更多的東西，還是讓他良心不安呢？就是因為我們特別忽略虛的東西了，才會在實的世界裏拼命地抓。其實貪官是由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造就的，他的背後是有創傷的。」
李洋相信，畫夢是一種現實主義的關懷，是對現實的關照，是治癒在社會發展中受到創傷的人們的一種方式。
由於人手和精力緊缺，「我為中國人畫夢」的系列剛開了個頭，還未能上升到理論層面。
儘管過盛的夢境曾是李洋創作的源泉，但現在，「我其實是希望自己能不做夢了，」李洋說。他想有更多清醒的時間，把「夢」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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