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盆地，冬雨不絕，驅之不散的濕氣讓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種病懨懨的氣息中。人說元宵之前都算春節期間，而過了元宵，春天便指日可待。雖然日曆是這樣一頁一頁翻着的，節氣是這樣被祖先訂定下來並且理應年復一年準時降臨的，蕭瑟的路樹與灰濛濛的街景卻都暗示着你，距離春天，還久得很。
這種集體冬眠的懶洋洋氣氛，似乎也連帶影響到古亭市場裏攤販們做生意的興致，才剛過正午，只剩幾家藥房、成衣店和糕餅鋪還開着門，有名的幾個小吃攤幾乎都停止營業了，難道我又來錯時間了嗎？
我在空蕩的市場迴廊內找着重返大馬路的出口，等下要去的混公社就開在不遠的轉角處。綿綿細雨滴落在鐵皮頂棚上，我腳下一不小心踩過了幾張滯銷的春聯，啊，滯銷的春聯，這紅通通的東西在春節過後是多麼尷尬的存在。
倒是那家「沒有新歌的唱片行」不受這股懶散病所傳染，在市場北側的出口旁低調營業着。它奉行願者上鉤的Business Model，門上張貼着剛在台北熱唱完的西洋流行天后Madonna海報，店裏佈置着陳淑樺、張清芳等上世紀當紅歌星的照片，角落堆放着王傑、小虎隊、紅孩兒等上世紀青春偶像的卡帶。我發現，我對唱片行裏那一個個過氣名字的熟稔程度，遠勝於今年KKBOX的十大風雲歌手。曾幾何時，我已經成為這種懷舊風物店鎖定的目標客群了。
除了這家密封在另一個時空中的唱片行對懶散病毒免疫，正在城市各處努力打拚的，還有那些棲身在每一個街角的咖啡館埋頭苦幹的遊牧工作者們。
古時的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當代的遊牧工作者則逐咖啡館而居，他們是新型態的城市游俠，無所不在的身影你想必見過，有時一天之內還會重複見到好幾次。他們總是鄰窗而坐，讓電腦上蓋那顆蘋果朝外，發出幽幽白光；他們神情專注，眼神銳利緊緊盯着螢幕，有時嘴角忽然抽動笑了一下（大概分心點開一段爆笑影片了吧），有時緊鎖眉心，好像正在思考如何解開世界上最困難的方程式。
但大多時候，他們只是一動也不動黏在那張不特別好坐的椅子上，定格在那台不特別能帶來靈感的電腦之前，偶爾伸個懶腰或喝一口早已冷掉的黑咖啡，思緒便又迅速跌落到視窗的邊界。
以上，是我們太過熟悉的當代咖啡館通景，我們甚至就是那通景裏的固定出場角色是吧？無論是學生、上班族或自由業，誰沒有拎着電腦到咖啡館工作的經驗呢？尤其在越是現代化的大城，咖啡館的社會功能越是從19世紀巴黎左岸那種布爾喬亞知識份子正襟危坐的清談沙龍，轉換成一個讓市民可以舒適工作的地方。
而現代人工作需要什麼？一台電腦、一對桌椅、穩定的網路訊號、電源插座，差不多就這樣了。這裏的客人對咖啡的品質因此不會太過講究，只要喝起來別距離印象中的味道差太遠就好。他比較在意的，反而會是網路的速度、插座是否需要額外收費等實用的細節；他可以一連坐上八九個小時，和隔壁桌的客人沒有任何交談與互動。他就像Edward Hopper畫布裏孤寂的都市人，不帶表情地替自己打着那場勝算不高的仗。
一次大戰前源起於歐陸那種高談闊論的人文派咖啡館，在新的生產工具及工作模式雙雙誕生下，今日普遍演變成「一個讓陌生人共同工作的地方」。咖啡館的社會意義，百年來確實改變了甚多。
我的目的地混公社，便是一處試圖結合共同工作空間與咖啡館的新興場域，說新其實也沒那麼新，它在2012年開業，是台灣第一間由民間創立的共同工作空間。如今，光是台北就有兩三百個共同工作空間，其中不少是商業導向的商務中心或單調制式的Shared Office，能像混公社在共同工作空間與咖啡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不以營利為主並能自給自足的案例，仍不算多。
這裏，我們簡單談一下共同工作空間，原文是Co-Working Space，起源可追溯到70年代風行於歐洲的佔屋運動（Squatting），當時經濟條件匱乏的青年佔領城市邊緣的廢置空屋，當成自己向外發聲、釋放創造力的基地。發展至今，共同工作空間的愛好者不再侷限於早期的拖車屋聚落、左派團體甚至靈修組織等略帶嬉皮氣味的社群，它也招攬來了SOHO族、旅行出差者、小型工作團隊與單打獨鬥的創意人士。
人類歷史的演進，由群體社會走向個人，某部分具有社群意識的個人，則渴望再度回到群體。共同工作空間內塑的群聚效應，建立了一個跨域合作的平台，不同領域的工作者能彼此認識，產生溝通與交流。無價的人際網絡，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機會與可能性，對剛起步的創業者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倫敦、柏林、阿姆斯特丹等歐陸大城都盛行這種工作模式，東京則為亞洲的翹楚，至於台北，則發展得比較晚。
「原因何在呢？」
「因為我們的獨立工作者在整體勞動人口中佔的比例還太低，只有8%左右，而且台灣的創業者習慣在家工作，把自己的房間當成工作室。」
答話的是混公社的創辦人游適任，當我撐着傘進到店裏時他人已經等在裏面了。我們在一張小桌旁坐下，我翻翻菜單，午後供應着咖啡、茶、啤酒和小食，我給自己點了一杯香草拿鐵。
和多數的咖啡館老闆不同，他嗜喝咖啡，卻從沒孵過有一天要來開間咖啡館的夢。對他來說，混公社的誕生猶如一場美麗的意外，幾年前他參訪東京時接觸到共同工作空間的概念，返台後決心推廣，開始物色適合的地點。某一天他騎着單車在古亭市場附近發現一間停業的藥局，門上貼着小小的招租看板，房東就住樓上。當時正是師大夜市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這地點緊鄰師大校本部，是典型的公教住宅區，安寧的街區住着許多退休老師和教授，開店的時機異常敏感。
「你是打算開什麼店？」上了年紀的房東瞇着眼睛問他。
「工作室，也兼營咖啡館。」
拍板，定案！剛開業時，游適任找來二十多個同輩朋友，他們多數仍然在學，對大學畢業後的生涯規劃各有各的不確定，藉由這方空間剛好把眾人的力量集結起來，動手砌磚牆、設計裝潢、張羅辦公用品以及會議設備，並在地下室設置儲物櫃，先將一個共同工作空間的基礎設施打點好。當然，也得有人去鑽研咖啡，畢竟這裏訴求的是「公社 x 人文 x 咖啡因」這三位一體的目標。
初期店裏全是義工，漸上軌道才開始聘請工讀生。漸上軌道卻花了不少時間，因為共同工作空間在台灣算是相對新穎的概念，感興趣者多，觀望者也多，常在門外探來探去卻不敢進來，或是進來了，不好意思和其他工作者互動。為了消弭這種距離感，混公社想出一套交流機制，發給每個來客一張「伴工卡」，請他自行填上：
姓名（Name）
今日正在（…ing）
職業（Occupation）
找尋（Seeking）
完成後以圖釘釘在佈告欄，讓大家透過比較間接的方式互相認識，並且接到案子。我起身走到門口旁，瀏覽一張一張的卡片，有人在找尋「台大音樂節規劃人員」，也有人在找尋「正試着改變世界的人」；有人今日正在「肚子痛」，也有人今日正在「微悲傷的看書」，還有一張是用日文寫下的。
某個可能自以為在Cosplay耶穌的人也悄悄留下了一張伴工卡，祂今日正在「曬靈魂」，找尋的是「我自己」。
仔細觀察混公社的內部空間，Squatting的精神其實潛藏在各處：塗鴉、彩虹旗、反核標語、「今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的貼紙與賤民解放區等獨立出版的刊物；書架上有原文版的《資本論》、莎岡的《日安憂鬱》、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以及王文興、楊德昌和卡爾維諾等人的作品。
廁所文學也頗可觀，原來是店員在到職日或離職日當天所寫下的，譬如「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或是「我們擁有的都是僥倖，失去的都是人生。」如此這般的文藝金句，也不乏「每天都要記得吃早餐哦」這樣富含生活感的語句。
游適任坐在我的對面，耐心解釋着關於混公社的種種，對於我這種習慣窩在自己的公寓寫作的人，共同工作空間的魅力不只需要親身體會，確實也要一點口頭上的導覽。他將這個地方稱為他人生的副業，所謂的Side Project，一路侃侃而談，旁徵博引，成熟練達的口吻，很難相信他目前還不到26歲。
「音樂隨便播，整日的冷門音樂是常有的事」菜單上標注了這一段話，似乎是給來客預做心理建設。我於是特別留意店內播放的音樂，陸陸續續聽見了Atlas Sound、Animal Collective、Mojave 3、Memory Tapes等較小眾的樂團。一問之下，他高中參加過音樂創作社，彈的是貝斯，第一首學會的歌是Coldplay的〈Yellow〉，熱愛英式搖滾也喜歡甜梅號，對音樂頗有涉獵。
這些涉獵反應在空間內林林總總的細節上，譬如手繪的Radiohead壁報，Pink Floyd《月之暗面》的海報，從鄰近的小白兔唱片行買來的Ólafur Arnalds黑膠，以Tom Waits為封面人物的雜誌，與一塊草東街的街牌。
草東街的街牌？一開始我不太清楚那塊街牌的意涵，聽他說明，才知道是這陣子火熱的本地新團草東沒有派對準備在新專輯首發會上使用的道具，團員和店員相熟，便借放於此。
環顧我的四周，有青春無敵的店員、金髮碧眼的Freelancer、固定使用某塊區域的專業進駐團隊；據說，羅斯福路對面的Eight Elephants & Dreaming Dragon青年旅舍的背包客也常來光顧。而工作需要夥伴，戀情自然會在店內滋生，起先雙方都是自己一個人來，後來便結伴而來；或者，這回和這個人來，下回又和另一個人。
「開放空間的好處，是讓你看到不同的人，而且永遠猜不透他們在幹嘛。」游適任如此回顧着開店以來的心得，「也許是工程師在寫App，也許是編輯在撰稿，也許只是進來打卡、蒐集咖啡館的情侶。」
安然度過師大商圈喧喧擾擾的時期，混公社已經融入了街坊鄰居的日常生活中，每晚垃圾車停靠的地點就在巷口，它成了當地住戶的必經之處；此外，這條巷子亮度原本不足，開業後落地窗內多點了幾盞燈，讓左鄰右舍晚上回家時能感受到光。他們或許也同時感受到了，那股年輕理想的熱度。
臨走前我填好自己的伴工卡，釘上佈告欄，回到二月的陰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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