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頓偽造的年夜飯，何以擄獲猴年春節最多眼球？

1.

想不起自己怎麼留意到這條網帖的，或許是除夕夜塞滿意識形態的猴年春節晚看得人意興闌珊，我拿起手機刷微博、刷微信朋友圈。

嘩啦啦的，朋友圈裏全是它——一個上海姑娘，88年出生，在外企做HR，家境小康。她談了一個男朋友，外地人，工作能力強、長得不錯、但沒有家底，估計兩年內沒法買房。姑娘的爸媽擔心女兒吃苦，極力反對她和一個貧窮的外地人在一起。姑娘有些猶豫。但在男友再三要求下，今年她還是跟著男方回到他出生的江西老家過年。「不去不知道，一去嚇一跳！」姑娘被江西農村的貧瘠嚇壞了，尤其是那桌看上去殘羹冷炙的年夜飯。網帖裡，她當場「撕臉」，向男方提出離開，搭車趕回上海，落荒而逃。

我好歹也在大陸媒體圈浮沉八載，完全想不通為什麼這事會火成這樣。平時，在各大社區論壇、言情雜誌以及地方電視台都市情感情景劇裏，類似的婆媳糾紛、原配打「小三」等等討論多如洪水猛獸，避之不及。

但這些天，我居然情不自禁地，每天一睜眼就去關注這則網帖的最新進展，勤過追美劇。

我內觀，認為自己獵奇多日的根本原因出在網帖的那張配圖上。

昏惑燈光下，油膩膩的桌上，不鏽鋼器皿盛滿雞鴨魚和湯湯水水的混合物，外加墳頭祭祀式長驅直入米飯的筷子——如此畫面，我實在太太太熟悉了。

2.

我生在四川省（四川和江西皆榮膺中國貧窮省之列）一個三線城市的鳳凰之家：我爸鳳凰男，我媽鳳凰女。所謂「鳳凰」，這在大陸並非褒義詞，它語出自「山溝裏飛出的金鳳凰」，泛指出身農村、幾經努力考上大學得以留在城市工作生活、華麗麗轉身的人們。

從記事起，每年春節我們家必須完成的硬性任務是——下鄉過年。

我有十萬種理由來解釋童年的自己為什麼會一聽到要下鄉，就哭鬧得像一隻待宰的豬：

一，路太難走。老家前些年不通公路，只有一條田間土路蜿蜒着繞啊繞到家門口，又總下雨，泥路濕滑得像沼澤。必須步行進村。爸爸倒是腳底生風，我像個倒黴蛋跟在後面，兩腳和滿淤泥，泥巴直濺到腰上，好幾次一腳踩滑，滾到田裏。

二，飲食安全。其實我對上述畫面的飯菜沒有太大意見——四川人好歹已經處在中國人的食物鏈頂端了，2009年我去河北蔚縣採訪，那裏的農民連新鮮蔬菜都難得見到，一年四季重複吃着酸菜加莜麥面。不過，每次坐在老家的飯桌前，看着那裏往桌上端菜的鄉親們，我總思忖：能不能不要總是摳着碗邊，百分之百把手指伸進菜裏湯裏啊？我盯着他們黑色的指甲縫，想象着污垢會溶解在食物裏，頭皮發麻。下鄉的頭一餐非常隆重，然後晚飯吃中午的剩菜，第二天吃第一天的剩菜，地老天荒，吃完為止。

三，鄉下的卧室門不落鎖，每個早晨男女老少都會跑過來圍觀睡懶覺的我，反覆唸叨我太懶以後怎麼嫁人（然而我那時還在讀小學），再親暱地伸手在我臉上捏一把。

四，廁所！廁所！聽說過什麼叫旱廁嗎？就是沒有任何沖水設備、直接在蹲坑下設一個糞坑，貯藏糞尿以灌溉田地。腳踩在木板搭出的蹲坑兩岸，那簡直是一場嗅覺的饗宴。另有若干爬蟲類生物供觀賞。後來奶奶家的旱廁升級了，我也不知道誰出的設計方案——廁所與豬圈合併。蹲坑在前，家豬在後，如廁時，拱了野草的豬鼻子離你不到一公分，還哼唧哼唧的。

……

從城市回到農村，當時的我就像故事裏那個落跑的上海姑娘，被這樣巨大的差異嚇壞了。

而我的父輩，父輩的父輩，多少億人從這般的物質匱乏中一路過來？

中國社會延續了五千年的農耕文明，到1949年，總人口5.4億人，其中4.8億農民。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正是靠動員農民、武裝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但共和國建國農奴「翻身」至今，農村是中國最為凋敝的地方。

改革開放那些年，我爸還在說：十億中國人，八億農民。再後來，由於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戶籍制度的鬆動，農村大規模勞動力開始向城鎮轉移。到2011年，温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城鎮化率（用以度量城市化的人口統計學指標，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50%，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

三十年間，中國的城鎮化率從約20%飆升至超過50%。當代中國，過半的人口生活在城鎮。但城鎮化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輕易從這段貧困記憶中解脱出來。

3.

逢年過節，基本上數億人，會捲入這一場叫做「鄉愁」的集體記憶。

這頓年夜飯是一個觸媒。

這篇題為《有點想分手了……》（原址已被删除）的網帖自2月6日19時28分在網絡社區「籬笆網」上出現後，火速擴散到微博、微信。這個包含了江西與上海、「鳳凰男」與「孔雀女」等貧富兩級分化元素的話題吸睛無數，一時，網絡大V、紙媒、路人甲乙丙丁全面參與，眾說紛紜。

先有專欄作家和菜頭發表一篇被閲讀百萬次以上的網文：《姑娘，你的問題是沒教養》，再有「農民的兒子」兼自媒體人魏春亮又寫一篇《上海姑娘所逃離的，是我的父老鄉親每天賴以生存的日常》，原鳳凰衞視執行台長劉春更在2月11日在微博上一聲感慨：「最心疼他的父母，那一份深深的自責與悲涼，老天欠他們一個好兒媳！」

激揚文字間，隱約的鄉愁漫上來，為以往的不幸和痛苦抹上了一縷懷舊的光輝。我的父母也是同樣。在離開母親子宮到考上大學離開家鄉的十八年時間，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可以用三個字囊括：想當年。

我挑食，每逢我在飯桌上挑肥揀瘦的時候，我媽就念起「三年大饑荒」 （1959-1961年），說她七八歲時遭遇大饑荒，吃完紅薯吃完樹葉，最後大家餓得沒辦法了，去掏紅色的觀音土吃，這樣撐在肚子裏總是飽飽的。

記得我媽說：我們家裏的誰誰就是吃土吃死的，死前肚子脹得皮球那麼大！她瞪大了眼睛，眼球鼓了出來。這樣我更吃不下飯了。

而當我期末成績沒考好，我爸會搬出他「讀書改變命運」的農村青年抗爭史。

說他的童年是每天放學就去劈柴，再扛着一背篼上百斤的柴禾翻山越嶺回家，導致個子不到一米七還終生靜脈曲張；他愛看書，點着煤油燈一看看到半夜，結果被我不識字的奶奶發現，罵他敗家，狠狠捱了一頓揍；文化大革命那會兒，他幹完活，偷偷找棵樹靠着看書，被人舉報，被大隊書記抓到生產隊去批鬥。

我爸「頂風作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在1979年考上大學，徹底掙脱農村，進而「農轉非」（即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1977年，「農轉非」作為一項具體政策，第一次由國務院提出），從此實現了我們這脈周氏家族自「湖廣填四川」以來的第一次飛躍：過去，農民連進城都很困難，更不用奢望轉為城市居民了。

在我媽餓得吃土那會兒，中國流行一個詞叫「盲流」，就是未經允許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的縮寫。糧食都供給了城裏人，在食物鏈的最底層，絕望邊緣的農民大規模逃荒，地方政府將他們堵截、收容，許多人餓死在收容站。

然後「想當年」結束，爸媽的談話重點必然落到——「幺兒，你要珍惜糧食，好好讀書啊」。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一聽就是十幾年，我的耳朵早有了免疫力。除了給我留下「鄉村即魔窟」的印象外，鄉村遠得像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爸媽繼續懷揣鄉愁，樂此不疲地下鄉，而作為一名城裏長大的孩子，我繼續埋頭讀我的《白雪公主》、挑我的食。

4.

如果按一條正常人的軌跡長大，比如我像上海姑娘做了一名大城市的HR(人力資源經理)，大概會在商品房、自來水、智能家電、畫展、小資咖啡館所提供的城市文明中，永遠地隔絕鄉村。但後來我不小心當了記者。在中國跑新聞，基本上一半的時間是在下鄉，我遇見各式各樣的人：拆遷自焚的農民，窮到賣血為生感染艾滋病的農民，靠「叫魂」和吃黃鼠狼肉治療白血病的農民……在福建莆田鄉村，我看過一條標語：嚴禁溺死女嬰。

劉春在微博上感慨「老天欠他們一個好兒媳」的第二天，討論越來越遠離事件本身了，似乎是中國人集體無意識裏怨氣的一次集中爆發，又一篇百萬量級雄文崛起——《老天爺欠江西農村一個好兒媳？你家媳婦20年前就埋土裏了》），該文通過2000年江西省畸高的女嬰死亡率的數據分析，將一部分眼球轉移到江西農村人重男輕女溺殺女嬰的因果報應。

儘管事後若干人證明該文論證並不嚴密，它卻有效激發了不少親歷者挺身而出。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上，一位稱1987年生於江西農村的網友「貓空空」自我介紹道：「很幸運，我是長女，否則，我今天不會在這裏噴……因為我在土裏。」她寫下與一位鄰居阿姨的對話，這位育有三女一男的阿姨說：「二女兒很乖巧，還好當初沒有聽接生婆的話憋死她。」

這些不是隻有狗血電視劇才會出現的劇情。因為它甚至發生在我的身上。我六歲那年，爸媽離婚了。原因之一：媽媽被「計劃生育」後無法再生育，奶奶怪我是個女孩，讓我爸再生一個。

所以後來在我寧死不願下鄉過年時，我媽給予了極大的放任：

五，農村嚴重重男輕女。在中國偏僻村莊，女人只能去廚房吃飯的陋習猶存。繼上海女逃離江西年夜飯的消息後，又一則最熱網帖出現了：霸氣媳婦第一次下鄉過年，夫家光讓她幹活煮飯，不讓上桌子吃飯，一怒之下，她把整張飯桌給掀了。

……

女方的聲援者們陸續駕到。作家陳嵐的態度體現在她的網文《上海姑娘，不是逃飯，是逃命》中。她認為，建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地域文化發展差異，「這種制度式的差距，不應該讓一個逃跑的上海姑娘買單，用道德買單」。上海本地報紙《新聞晨報》更以孃家人的姿態，於2月15日整版刊出：《放開那個上海女孩》。

5.

整整十五天，話題在社會各界持續發酵。創業界站出幾位少男少女，宣誓江西農村求發展，青年創業當自強；房地產商打出廣告，「5w首付把父母接到城裏，迎娶上海白富美」；適婚年齡的女人們又陷入了惆悵的輪迴：「鳳凰男」當不當嫁？攝影界則提供了一個最為切實可行的方案，通過增加濾鏡，提高亮度、柔化圖片，瞬間讓這頓黑黢黢的年夜飯看上去秀色可餐。

而在學界，這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嚴肅課題：往近了說，農村的養老、醫療、教育問題，空巢問題，留守兒童問題，如何解決？往遠了說，農村土地是否應該私有化，底層農民的權益如何得到維護？所謂農村問題，其實是中國問題。

早在猴年春節前一個月，關於中國農村何去何從的擔憂，在互聯網上就已發酵許久。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黃燈，以一個農民家兒媳婦的視角，發表了《一個農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她觀察到：所有現實悲劇的觸角都伸向了鄉村，城鄉差距的鴻溝越來越深，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迴。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劉燕舞的《農民自殺研究》也被翻出來，經過對11個省份40多個村莊的調查他發現，與中國逐年下降的自殺率相反，鄉村老人的自殺率正大幅上升，「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鄉村老人得了絕症，基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願拖累子女，很多會選擇自行了斷。

一個朋友看完這則報道，希望募一些資金和志願者，猴年春節去湖北京山看望孤獨的老人們。他聯繫學者劉燕舞，對方說：政府不允許繼續這項研究，他已經改做農村光棍研究啦。

不幾天後，農村老人自殺的相關報道在微信上被刪得乾乾淨淨。

外公年紀也大了，十年前，我們把他接到城裏養老。家裏不短吃穿，但他十年如一日地活在貧困飢餓的記憶和習慣裏，買超市裏特價處理的快要打蔫的水果，拿着「男科醫院專治不孕不育」的扇子滿屋晃悠、因為是街邊小姑娘免費贈送的，有一次喝了不知道過期多久的牛奶，把自己喝到住院。他做飯，飯菜的觀感和江西鄉村的年夜飯高度雷同。剩菜剩飯不能倒，他會大發脾氣。

我非常認真地搬出營養學對外公說，不能吃隔夜蔬菜，綠葉菜放置太久，其中的硝酸鹽會被細菌還原為亞硝酸鹽，容易致癌。

說過很多遍，終於一天他怒了。80歲的外公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以我從來沒有聽過的聲如洪鐘答曰：要聽黨中央號召，艱苦樸素！

很快， 「上海女孩逃離農村」事件被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級的政府給出一個光明的結局。2月21日，神秘的「網絡部門」勇敢地站了出來，對媒體表示：此事件從頭至尾均為虛假內容。第二天官方再次表態補刀，「城裏媳婦不讓上桌吃飯怒掀桌」也是假的。其中藴含的指令不言而喻：關於此事的討論到此為止。

可是，故事真的結束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