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禮和樂，把一個動物性的人訓練成文明的人」

等人高的孔子像供奉堂前，台下，孩子們着藍布斜襟漢服，排排端坐長桌前。這是2015乙未年秋冬學期一日，四海書院的午餐時間。這裏，用餐也擔負着教育使命的一種。

餐前，孩童齊聲誦曰：「感謝父母賜給我寶貴的生命，感謝天地賜給我生存的空間，感謝老師為我開啟智慧，感謝同學伴我健康成長，感謝生命中所有的一切。」

席間止語——「食不言，寢不語」，出自《論語∙鄉黨》。「做每一件事情要專注，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食物上，感受天生萬物，食物和土地的功德，與之共情、同心，」餐後，書院院長馮哲向端傳媒記者解釋道。

這天的食物是清炒時蔬配大豆蛋白、南瓜粥和饅頭。書院講求素食、素心、素行，一來出於健康考慮，「吃太多靠激素、添加劑養大的雞鴨魚肉，孩子會早熟，以至昏沉、無明、貪婪、暴力」；二來，「儒家講仁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人皆有惻隱之心，君子遠庖廚」。

書院早中晚三餐實行的「行堂」制度，乃是沿襲古代大家庭的用餐形式，學生禮儀精確到如何以「龍含珠」的手勢持碗進食、如何伸右手恭請饅頭半個。朱熹在《小學》中講「持敬」從事，便是這般要將恭敬之心落於生活細微處。

擊磬三聲，收碗。

1. 書生革命，「換藥不換湯」

四海孔子書院在北京市海淀區郊野，香山北坡，遠離塵囂。這是書院創始人馮哲追求的桃花源之境。窗前粉色月季一株，種下的柿子樹若干，馮哲一身中式盤扣上衣，布鞋、圍巾、眼鏡，在書房接受端傳媒記者的訪問。他語氣很輕，不乏頓挫，在古語和白話文間任意切換。

原本他意圖書生革命，「鑽到體制內，搞一塊試驗田，相當於小崗村」。那時他三十多歲，在全中國推廣「兒童經典誦讀工程」多年，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積累了良好的人脈。他説服了一位在海淀區某公立小學擔任校長的朋友，開闢一「國學實驗班」，進行了一次「換藥不換湯」的改造——課表還是那張課表，但語文課改讀《論語》，體育變成武術，生理衞生課變成讀《黃帝內經》。

馮哲先把自己上小學一年級的女兒放進了實驗班，再發動了周邊朋友的孩子，拼成一個15人的小班。老師也是另找來的，因為體制內的老師總放不下教學進度和參考書。
正豪情萬丈試驗着，消息傳到海淀區教委耳朵裏。結果：學校被點名批評，校長趕緊申請退休，實驗班關門。

之後，馮哲主動走出體制。

四海書院建於2006年，第一批招了40個孩子，從4歲到13歲不等，全封閉教學。那時全民的國學復興熱不斷升温，但官方對於書院教育的態度仍是曖昧不清。這一年在上海，書院教育遭遇了一次重創——7月17日，上海市松江區教育廳下發報告勒令已小有名氣的全日制私塾「孟母堂」關停，明令指出：「孟母堂」屬非法教育機構，從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動，應立即停止。不過時至今日，孟母堂生生不滅，越辦越大。

在北京，馮哲順利拿到了海淀教委頒發的培訓類執照。書院的導師和理事名單上，重量級學者的名單拉得長長——任繼愈（前國家圖書館館長，2009年病逝）、王財貴（台灣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牟鐘鑑（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祥龍（北京大學教授）、李岩（前中華書局總編輯）……擁有這般學術資源的培訓類書院在中國並不多見，現今散落於中國各地的3000-5000家以私塾為主的國學教育機構，常以個人力量辦學為主。當然馮哲也不得不面對的缺憾是，該執照為非學歷制學校，這就意味着，就讀書院的孩子們沒有學籍也沒有學歷。

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對於是否讓孩子來書院讀書，夫妻倆意見不統一，爺爺奶奶站爸爸那邊，外公外婆站媽媽那邊，兩家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結果大打出手。現在書院每錄取一個學生，必須家長認可書院理念，對書院的作息、飲食、讀經安排通通達成高度共識並簽字，簽完才能收。

在儒家學者智囊團強有力的智力支持下，馮哲完成了四海書院的組織架構和課程設置。按完整的學制設計，書院分為童子園（3-7歲）、蒙學館（8-12歲）、弘毅堂（13-17歲）、文德軒（18-22歲，未建設）、研經閣（22歲以上，未建設）五個學部。書院「以諸子經學為核心，注重德育和生活教育，兼修詩詞歌賦、琴棋書畫」。辦院宗旨之一是，「匯通中西，培養現代中國的士君子」。

2. 「靠禮和樂，把一個動物性的人訓練成文明的人」

21世紀以來，大陸土壤上掀起的這波兒童讀經風潮，很大程度上由台灣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王財貴引領。2001年，王財貴在北京師範大學做了一場關於兒童經典導讀的講座。當時創建了四海兒童經典導讀教育中心的馮哲，把這次演講刻錄了幾十萬張光盤，在中國200多個城市免費贈送。在端傳媒記者接觸到的新教育踐行者中，多數人認為這場講座對自己「觸動很大」。

馮哲認為，在經歷了文化斷層的中國，讀經活動可謂「再造一個中國」。

兒童經典誦讀構成了書院教育的核心。其基本理念有一條，「兒童是『讀經』的最適當的年齡：十三歲以前是兒童記憶學習的黃金時期，也是兒童語言文字學習的最佳時期，更是兒童文化素養、高尚人格形成的關鍵時期。」

讀經以孩子自學為主。第一個階段是全時段讀經，《大學》、《中庸》等等都要讀一千遍，讀到不思而得；第二個階段是讀史，經史合參，史學是對經學最好的註釋；第三步是博覽群書，比如《四庫全書》。

為孩子選擇了讀經教育的家長也需要參與到誦讀活動之中。按校方要求，家長要各讀《論語》、《大學》、《中庸》一百遍，黃帝內經第一章、《學記》這樣講教育的書最好會背，以為孩子形成一個好的氛圍。

此種讀經方式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場「少兒讀經」的大討論。支持者認為，這是必須修煉的童子功；反對者認為，死記硬背是對兒童的一種傷害。各地私塾的問題也正逐漸浮現。《南方週末》曾在2014年報導，在繁衍了三四十家私塾的深圳梧桐山「讀經村」，有讀了五六年經的孩子，連識字都成問題，背誦的經書也一路忘光了。

馮哲的態度是：讀經好，問題是你不能把這件事當成全部。

在涵蓋了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課程安排裏，除了經典誦讀，修身課也是重頭戲。這門課程從衣食住行入手，具體到寄宿制日常生活的——怎麼洗手、怎麼喝水、怎麼疊被子、怎麼排隊、怎麼打飯，見到長者要問好、鞠躬、表達敬意，同學間要友愛，別人遇到困難要提供幫助……

「儒家的修身，完全是靠禮和樂把一個動物性的人訓練成文明的人，」馮哲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中國文化要考慮群大於己、責任大於自由，為人付出、替人着想。在書院是集體生活，那就由不得個人，為他人服務是一種價值和尊嚴，必須植根到每個老師和學生心中。

「書院有一句話，觀功念恩，觀察別人的優點，看到別人的長處，看到別人背後的用心，還常常要升起感恩、感念的心。群體生活就會變得比較温暖。每個人天生都是一個挑錯的專家，不習而得。發現別人的美，這需要常常練習。」

儒家講敬業樂群，講君子成人之美，養善隱惡、見賢思齊，如何落到實處？

放假或週末時，書院會給學生布置作業：

發現一百美——你要仔細觀察，從家人，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哥哥弟弟妹妹，每個人身上發現一百種美；

習勞——你給媽媽做一頓飯，打掃衞生，做菜，洗衣服；

惜福——不浪費糧食，不多買玩具，把衣服磨破了就補補再穿，一定要物盡其用。

身為家長，也得克己復禮。「家長的身教，對孩子影響最大，」評論起「一心當豬，卻想讓兒女成龍」的家長，馮哲毫不客氣，「自己看電視卻讓孩子進屋學習，自己大魚大肉卻讓孩子吃素，孩子週末六點鐘起床，自己在睡懶覺。終於週末有時間在一起，為什麼不能早起跟孩子一起做運動、做飯、晨讀呢？」

3. 唯有兒童可教可救

馮哲的儒家情結由來已久。

1971年，他生在河南一個非常傳統的農耕家庭，這構成了他的生命底色。對老、對長、對同輩，不許巧言令色、不許以下犯上，家教嚴格。在馮哲眼裏，爺爺是一個鄉士，雖然沒有讀過四書五經，但卻是一個「行動的儒家」，中國民間傳統中的理念：「孝親尊師」、「兄友弟恭」、「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在爺爺身上是活的；父親是獸醫，從小習得《本草綱目》、《唐本草》、《千金方》，在簿子上寫工整的繁體字。「儒家在中國有一種集體無意識，他們能夠真正把這些義理活到身心血肉裏去。」

成年後馮哲離開家鄉，成為北京一名出版商，哲學、商業、教輔類書籍均有涉獵。因為策劃選題，他結識了許多大師級的學者：南懷瑾、任繼愈、季羨林、趙樸初、湯一介……錢掙得不少，但他內心隱隱覺得，找不到人生目標。

1999年，馮哲去香港尋找出版機會。在南懷瑾位於香港堅尼地道36B的寓所裏，當馮哲一如既往搬出「出版即教育、出版即文化」論時，南先生給了他當頭棒喝：以盲導盲，這叫文化投機！尤其大規模編輯出版教輔類圖書，無疑為應試教育推波助瀾。

隨後，馮哲讀到了包括趙樸初、謝冰心、曹禺、啟功等9位全國政協委員於1995年遞交的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籲》。老人們寫道：「構成我們民族文化的這一方面是我們的民族智慧、民族心靈的龐大載體……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任此文化遺產在下一代消失，我們將成為歷史罪人、文化罪人。」

於是，馮哲叫來好幾輛卡車，把倉庫裏已經找好銷售渠道的一批教輔材料全當廢紙賣掉，徹底離開了出版行業投奔教育，因為「唯有兒童可教可救」。

但中國人勢必長時間面臨一個困境：有對傳統文化的熱情，但未必有學術背景，而傳統書院從前是求學問道的學術高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副主任趙法生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中國人反傳統反了一個多世紀，可以説三代人不懂國學，我們小時候都是批孔過來的。可以説，老師和學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很容易把死記硬背教條化。」

在現代化的傳統書院，師資是最大的問題。

乘着國學熱的東風，書院一面培訓老師一面培訓學生，至今有教師一百人許，學生兩百人，師生比遠高於同行。每個班極限15人，配有日常老師是3位。書院的家長們大多數是中產階層：政界人士、高校教授、企業高管、媒體從業者、家族企業繼承人和海外華人，不乏「大領導的孩子」。不認同學校教育，中途撤出來的也有。

相比散落在全國各地近乎孤軍作戰的同僚，四海書院顯得天時地利人和：一來它坐落在教育資源高密度集中的北京海淀區，二來院長馮哲幾乎的師友圈幾乎涵蓋了中國最優質的儒家學者，「幾百個文史哲學者，也算是觀各路風光了」。

隨着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弘揚傳統文化的一再強調，體制內逐漸向四海書院伸來橄欖枝——馮哲承擔起朝陽區教委關於傳統文化與職業教育的課題；北師大在籌備建一個針對體制外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國學專業；管轄書院的温泉鎮政府多次到訪，又是掛牌又是獎勵。

「這比較罕見，獲得了基層政府的表彰，」馮哲對端傳媒記者説，「這是十年前不可想象。」

但他清楚長路漫漫：「中國18歲以下有2.75億青少年，建校的時候我算過，讀私塾的比例大概10萬比1，現在私塾多了，也不過1萬比1。走私塾這條路的，是極少數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