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國際化」的大方向下，中文學界被逼參與英美的學術遊戲，中文書寫及地區研究備受歧視。兩岸四地的32所大學最近簽署了協議，稱將推動中文學術。然而，《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創刊至今22年的經歷告訴我們，在教資會「國際化」潮流下推動中文學術，路漫漫而多曲折……
2015年11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及台灣大學作為發起院校，兩岸四地共32所大專院校的管理層，在「中文學術」四字的朱紅印章標誌下簽署合作協議，指將共同推薦一個中文學術期刊名單，推動中文學術的發展。
這協議的背景，其實就是近二十年，中文學術世界投入到國際學術遊戲，追求以英美為主導的國際學術認可，催逼學者投稿國際學術期刊。由於沒有「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和「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中文作為學術書寫語言缺乏國際學術界認受性，備受歧視，而以中文書寫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着地區性學術研究亦受到限制。（編按：有關這些，可參考「大學走向國際，香港研究卻走向死亡？（上）」）
香港中文大學的新聞稿指，近年兩岸四地的大學校長已經開始討論如何「優化人文社科領域中文期刊的評鑒指標」。
不過這幾年的討論，似乎並沒有充分肯定香港本地學術。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在會上提到，原擬今天公布共同推薦的中文學術期刊名單，因為希望更多參與院校可以提出意見，所以暫時沒有公開。然而據悉，在這份名單當中並沒有一本來自香港的學術期刊，更不要說中文大學自己出版的中文學術期刊。在端傳媒記者多番追問下，中大校方都沒有正面回應。
香港本地的學術期刊受忽視不是今天的事，當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在90年代中推行「國際化」的時候是為開始。中文作為寫作語言，跟本地研究的關係密切。《香港社會科學學報》（下稱《學報》）創刊於1993年，至今經歷超過20年，其興盛衰落見證着大學制度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是中文學術期刊圈子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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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再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了。我們希望掌握這個歷史契機，在這裏開墾一塊園地，為願意克盡知識分子天職的同行們提供一個自由學術廣場。願各位有志之士齊來參與。」
這段是《學報》當年在1993年創刊辭裏的話。
《學報》作為一本中文期刊，創刊至今一直強調「恪守正規審稿制度的國際性」，創辦人之一羅金義說，自己本來沒有想過辦一本正規如此的學報。他當年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現香港城市大學，下稱城大）唸博士，最初與幾個同學只打算搞本學術文化雜誌，後來他接觸到當時城大的社會科學院院長鄭宇碩，在他的建議下，《學報》最終以正規學術期刊的格式創刊，設有雙向匿名同行評審制度（Double-Blind Peer Review System），即投稿者及學者評審互不署名以求公正，是正規的國際學術標準。
《學報》1993年到1996年的首六刊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下稱《牛津》）負責出版，羅金義笑說那是最風光的年代。這也不為過，在早期的《學報》，供稿的作者有周永新、曾澍基、費孝通、甘陽、王紹光……都是中港兩地有名的學者文化人；另外每期皆設專輯，聚焦議題。在其中一期編後語裏，當時雄心壯志的羅金義引述一位台灣教授的話：「一份學報沒有十年八載的經驗累積，難有風格可言。我們希望，在編輯構思和具體內容上，每期學報都作些新嘗試，再總結經驗，冀能對社會科學界有所貢獻。」可見當時他的樂觀，已經想到十年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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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期許，在1996年首先遇挫，《牛津》不再承印《學報》。羅金義回憶指，《學報》的運作模式與《牛津》的想像存在差異：「坦率地說，《牛津》大規模的高質素中文學術出版銷量不好，而且對於何為高質素也有很多爭議。」
「必須說當時我們雙方（《牛津》與《學報》）都很不成熟。」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及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群說。1992年，出於市場考慮，本來只做英文出版的《牛津》開始辦中文學術出版，然而《學報》不論在人手或資源上都非常有限，林道群憶及：「所有的製作費都由《牛津》負責，而且很多好文章都是由我來幫忙邀稿，再加上學術期刊在書店一般都銷量不好，長遠來說，《牛津》蝕不來。」
就是這樣，《學報》與《牛津》的合作關係因市場問題告一段落，《學報》改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承印出版。
雖然換了出版社，但《學報》仍然在學術界有着重要地位。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資會在1996年開始推出「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RAE）作為分配大學資助的指標。RAE要求學者研究具「國際化」水平。結果，曾經是《牛津》出版的《學報》因為有雙向匿名同行評審制度，合符國際學術規範，就變成大學制度下學者投稿的好地方。
「當時的大學制度仍未演化到完全不計算中文學術出版於資源分配及升遷考慮之中，不過……」不過這個階段很快過去，羅金義及後發現，當1999年RAE結果出爐後，很多學者及大學管理層從RAE的評審結果得知「國際化」的要求又再加劇，以中文書寫及刊在中文期刊的研究，相對於英文書寫及發表在英文「國際學術期刊」的研究，往往得到很差的評分。羅金義語帶唏噓，「這次之後，《學報》的輝煌才真正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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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22期後，羅金義不再在每期的文末寫編後語。
「我要承認當年我開始覺得好沮喪，那個時候RAE踏入最『瘋狂』的年代，我辦了這麼多年中文學術期刊，結果有關香港的研究卻少之又少。」羅金義口中的「瘋狂」，是指大學制度愈趨「國際化」，忽視本地學術。教資會在2002年的《香港高等教育報告》中提到「各院校要拋棄以往專注於香港的狹隘觀念，力爭達至國際水平」，以及「加強RAE的成效」。這實際意味着，院校管理層出於大學資助的考慮，給予更大壓力着令學者以英文作「國際研究」。「那時候，大家（同行）都不願寫中文學術論文。」
羅金義作為教授，除了因為期刊的經驗，置身大學體制當中，自然也要面對這個「國際化」壓力。在那個時段，他試過在升遷的評審過程中，被上司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金義，你的那些中文寫作的研究，其實可以不用列出來。」羅金義回想，上司的意思是反正中文的研究也不會被考慮，倒不如省掉大家的時間。
結果他失去了那段拼勁，自己也很少寫文章，不再主動辦專輯，《學報》走到低潮。
諷刺的是，正當香港學術界為了配合教資會的「國際化」方向而忽略本地中文學術期刊，《學報》卻變成其他華文學界的地盤。差不多那段時間，《學報》曾經被中國學界承認為核心期刊，台灣的學界亦一度視《學報》為「海外期刊」，擁有一定的「國際性」。「這樣一來，大部分稿源來自大陸與台灣，我心目中的香港稿，沒有。那麼既然自己不用動手也有來稿，就這樣吧。」羅金義不諱言《學報》變得很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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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起，《學報》的網頁停止更新，資料停在那個時間以前。
沒有更新的原因很簡單，其實就是沒有錢，更平凡的原因是一個協助羅金義多年的研究助理離職。「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理由。」羅金義聳聳肩。這樣看似不起眼的理由，其實反映更大的學術環境。
2010年，教資會在「展望高等教育體系報告」中提到要「堅定推動教育國際化」，加強RAE的評審標準。實際狀況是，大學「國際化」愈演愈烈，學者不再研究香港，中文寫作變成「工作以外」之事。
雖然《學報》的網站暫時停止更新，但仍然有繼續出版，「準時出版與文章質素，是我唯一可以保證的事，沒有其他了。」羅金義收起從容，一臉認真。有關學術質素，在近年就有一例。《學報》最近因為文章質素不佳之故拒絕了一篇有關香港地區新移民研究的投稿，那位投稿者致電編輯部發難，表明自己這篇文章（英文版本）在西方某國際學術期刊已經刊出了，質疑《學報》作為中文學術期刊的要求有什麼可能會更高。其實一稿兩投此事，評審者早已發現，因為早已在國際期刊讀過該文，只是沒有明言。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中文學術期刊的歧視，即使不在管理層，在大學教員之中亦相當普遍。但羅金義對此不以為然：「如果說研究外國議題，那麼外國的學術期刊自然更為權威，但是如果是研究香港，我們的要求比所謂國際學術期刊的要求更高，更嚴謹不是正常嗎？這可正正是我們當初要辦本地中文學術期刊的理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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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創刊至今，已達47期，從無間斷，即將迎來第50期，期間與大學體制交纏20多年。這些年來，在這個走向「國際化」的大學制度下，以中文作為寫作語言的本地研究愈來愈少，當中羅金義也見證過不少個別學院學系嘗試制定一個被承認的中文學術期刊名單。這個做法最大的爭議，在於當出現衝突的時候如何處理。在社會科學之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引文索引就是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裏面全是英美學術期刊。當90年代末SSCI以其「國際性」而在學術界盛行之時，那些承認中文學術期刊的既有名單很快就被放棄。
因此，兩岸四地共32所大專院校共同推薦中文期刊名單比較大的問題在於，如何處理SSCI與中文期刊的等值問題。對大陸與台灣的院校來說，這問題或者不大，因為他們在SSCI以外都有自己一套認可中文學術的普遍制度：大陸有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台灣有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但是香港沒有。
香港學術界在教資會的主理下追求「國際化」，SSCI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唯一標準，到頭來這讓中文學術期刊幾乎無法生存。儘管院校嘗試承認中文學術期刊，但只要教資會繼續堅持以「國際化」為標準分配財政補助，中文學術能否被肯認仍然是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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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文學術」被提到上兩岸四地大學管理層的議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在會上指出，最重要的是，這四個字不是空談。但推動中文學術，似乎還有一條崎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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