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 的出現，象徵着新的香港媒體生態的降臨，既然如此，在作為筆者在「端」的第一篇文章，我們亦不妨從一個較大膽的角度，來分析香港當前的形勢和面對的問題。自1997年以來，香港已經回歸了18年，距離2047年的「50年不變」的大限越來越近，這也是一個適當的時刻，從一個較長遠和宏觀的層次，去總結和分析香港在回歸後所出現的根本問題，從而思考香港的出路。
由於以上的目標相當有野心，而香港目前所處於的形勢及面對的問題亦相當複雜和獨特，絕對不可能在一兩篇一二千字的文章中，可以有一個較完整的分析和詳細的交代。幸好，筆者在「端」的文章將以一個專欄的形式推出，所以可以用一個較長的篇幅，以較有系統性和連貫性的方式，來分析問題的所在，及探討香港的何去何從。而今篇及接着的幾篇文章，將會較着重於分析香港當前的問題及建立分析框架，較後的文章則會主力去探索香港的出路及解決問題的方向。
在開始之前，最後要提的一點是，學術研究及討論都具有越辯越明的特質，所以，以下及接着數篇文章的論點，都不應被視為必然正確的真理，而是刺激思考及引發討論的工具。
思索香港的第一步，是先替香港把脈，筆者得到的結論是香港的管治已經出現了一個全面倒退，正面臨瓦解的局面。這個現象並非新鮮，因為香港在很多有關良好管治因素的國際排名及評價，包括了人權、新聞自由、財富分配及法治等，在回歸後均出現了倒退。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最貼身及最明顯的，莫過於是在政改失敗，特區政府聲稱要把施政的重點放回民生議題後，所出現的一連串失敗事件。這些事件均清楚說明，特區政府已經失去了正常及完整的管治能力，連為基層及一般市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的能力亦已逐漸消失，整個香港也在倒退中。
當中最明顯及引起全城關注的，當然是「食水含鉛」的問題（以下簡稱為「鉛水」事件）。鉛水事件的震撼性，並非在於鉛對健康的傷害，而是它打破了特區政府一直自我吹噓，用以催眠市民有關自己管治能力的神話，反映政府已跌穿了可以接受的基本管治能力的底線，及粉碎和破滅了過往用以分析香港管治的慣性思維。
對於香港的管治能力的倒退和瓦解，鉛水事件給予了我們至少以下五大啟示。
新增了行政危機
第一，我們一向理解的特區政府的管治危機，只是在政治（politics）及政策（policy）層面發生，但現在連行政（administration）的層面也出現了危機，政府在為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 delivery）上，也出現了重大問題，這顯示政府管治能力的不足已到達了一個危險的地步。
政治上出現管治危機，源於制度不民主，使政權欠缺了程序上的認受性（procedural legitimacy）。政策上的能力不足，往往是基於利益團體的左右，甚至整個政策制訂過程被財雄勢大的既得利益脅持（captured），使到有利公眾利益的政策不能落實，很多現有的政策就向利益團體及權貴傾斜。恐怖的地方在於，現在的香港在沒有消除以上的政治及政策危機之餘，還加添了行政危機，失去了有效落實政策的能力。這三個危機加上來，對任何政府均構成一個十分嚴峻的挑戰。
第二，在管治能力下降的問題上，除了下降的趨勢使人擔憂外，下降的幅度之大亦使人相當震驚。正如在鉛水事件上，已有評論指出連為市民提供安全的食水也辦不到，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正急速往第三世界的水平邁向。鉛水事件也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面對高鐵工程超資及延誤，整個項目變成一個了不斷燒公帑而又深不見底的黑洞，全港不時也有塌樹、沉船，甚至塌樓出現，貧窮及劏房等問題，政府一直顯得束手無策等情況下，香港特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確實和國際級的世界城市有相當的距離。
第三，鉛水事件也為香港的市民帶來了沉重的教訓，使所有人，無論是社會的上層或下層，均開始明白爭取制度改革，包括了民主化，對確保管治質素的重要。香港的民主運動一向被視為以中產及知識分子為主的社會運動，而爭取的亦只是政治權利的擴大。但今次的事件卻說明，沒有一個有廣泛參與的問責制度，有可能連基本的公共服務也會倒退，而做順民及不理政治也是需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就是忍受一個管治能力不斷倒退的政府。
再不能以泛民作代罪羊
第四，鉛水事件也清楚顯示，政府的管治質素的倒退並非來自泛民或反對派的阻撓或衝擊。和高鐵超資及延誤一樣，鉛水問題是出自政府的行政，監察及執行能力的下降。這更進一步說明政府再不能用泛民作為代罪羔羊及推卸責任的藉口，一切施政失誤的矛頭將直指特區政府。
用建制及泛民的對抗作為理解香港政治的時代亦早已過去。
用建制及泛民的對抗作為理解香港政治的時代亦早已過去，建制派的內訌及權鬥，特區管治團隊的崩潰及內部不和，反而成為理解香港管治倒退的重要角度。
先民生後政治本末倒置
第五，政府一直提倡的政治與民生的二分化，根本是脱離現實及不可行。正正因為第一點所提及的政治，政策及行政的三大管治危機未得到正視及解決，使到政府在民生議題上路路不通，有心無力。因此，「只談民生，不說政治」，或「先民生，後政治」，均是本末倒置，對解決香港的管治問題沒有幫助。
根據美國的兩位學者Weaver 和Rockman的研究（註一），政府表現是管治制度（institution）的質素及運作的結果。換句話說，在香港的瓦解中所看到的管治表現的全面倒退，反映的就是香港管治制度的崩壞。在隨後的文章中，筆者將會討論香港過往的管治制度如何在回歸後一一倒退，及新的管治制度又遲遲未建立，因而帶來香港今天逐漸瓦解的敗局。
（香港瓦解論系列之一）
參考資料
註一： Weaver, R. Kent and Bert A. Rockman, eds.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ar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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