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擁有的歷史記憶也許是靠不住的，我們共享的現在也許是黯淡的，我們希望共享的未來，則是撲朔迷離的。
「中國人」概念的出現，並不久遠。在宋朝以前，沒有中國人概念，秦朝的人是秦人，漢朝的人是漢人，三國時的人分稱魏人、蜀人、吳人，晉朝的人則是晉人。人的統稱依照王朝之名，個人屬於皇帝，而無種族概念。直到宋朝，漢人在暌違數百年後統一中國，卻又立即處於遊牧帝國契丹的巨大壓力之下，「中國人」至此才有了種族的概念。
岡田英弘不無尖刻地批評說，「中華思想是中國人病態劣等意識下的產物」，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貢獻巨大。司馬光堅持「正統說」，強調只有漢人王朝的皇帝才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權力。岡田氏認為，司馬光規範了漢人的種族觀念，卻讓之後的中國人愈來愈看不清中國的現實。
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真實的中國人？
在《中國民族的形成》中，李濟曾嘗試定義：「中國人就是生活在、或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被稱為中國本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並且他們自己也承認從一開始就與中國歷史的形成有關」。這個定義有不小爭議，依照此定義，藏人、維人等少數族群，恐怕都很難納入「中國人」的範疇了。
王明珂關於「中國人」的論述晚出轉精。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他試圖由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他比喻說，這就好比在紙上畫一個圓形，是它的邊緣讓它看起來像個圓形。
王氏認為，「中國人」是一個在歷史上延續與變遷的人類生態體系，萌發於西周，形成於春秋戰國，秦漢帝國則是其最早的具體政治化身。這個人類生態體系是不斷變遷的，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體系邊緣的人群不斷滲透到體系之內，最終導致整個中國的疆域與人群概念不斷變化，過去被視為蠻夷的區域為中國吸納，其人群也成為中國的國族成員。
在邊緣研究框架下，民族——王明珂更願意使用的名詞是族群——是人群主觀認同的範疇，而非類似斯大林定義的特定語言、地域、經濟與文化特徵凝聚而成的綜合體。構成認同的主要力量並非內部的文化一致性，而是來自華夏邊緣的維繫。
由於與當代中國政治社會的距離，王明珂同樣沒能解決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問題。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的闡發，或能助我們一臂之力。安德森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民族的想象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因為民族的想象和個人無可選擇的種種事物（如出生地、膚色、語言等）密不可分。民族在人們心中所誘發的感情，主要是一種自我犧牲。這個論斷相當精辟。從幾年前的抵制家樂福，到最近的為國護盤，莫不充滿自我犧牲的味道，雖然不無荒謬和滑稽。
安德森的著作富含創見，但也有缺陷，他將民族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完全忽略了國家建構民族意識形態的政治過程。
當代關於中國的歷史想象，很大程度上是黨國形塑的，通過官方主導的學校教育、學術研究、新聞出版、影視文藝、紀念日及儀式等，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歷史悠久文明燦爛，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的，在近代因為落後挨打又因為挨打而更落後，1949年共產黨救了中國，如今正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民族歷史讓人們產生同胞情感，國家藉此動員人民效力乃至犧牲。人們沈浸在民族過去的榮耀中，對「現在」相對忽略或麻痹，因此失去反思及挑戰體制的能力。當人們誇耀五千年中華文明燦爛、地大物博時，很可能會忽視眼前的苦難，不去探尋這些苦難的制度根源。即使人們眼中常含淚水，也對這片土地莫名其妙地愛得深沈。最近就有一個極端例子，成都一股民因股災跳樓自殺，在跳樓前高呼「反對股市投機、支持北京冬奧、支持中國夢」等口號。
在國人現有的民族想象中，不少可能是經不住推敲的。比如負面價值的「漢奸」，比如正面價值的「大一統」。
批評政府者，如今常會被稱作「西奴」、「美分黨」。這些詞是「漢奸」的當代變種。王柯曾考察「漢奸」的詞語史。他發現，在清代以前，中國社會並不存在意指背叛民族與國家利益的人的「漢奸」一詞，因為「漢」還沒有成為民族集團的名稱。進入清代以後，由於王朝統治者對漢人抱有強烈的異種意識，「漢」才成為民族集團的概念。在雍正等皇帝筆下，「漢奸」一詞出現頻率甚高，但只是指漢人中的壞人，並沒有民族叛徒的意思。到鴉片戰爭以降，「漢奸」才變成民眾抵抗外來侵略的符號，飽含民族主義思想和情緒。這些思想和情緒，其實有悖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王柯饒有意味地小結說：「近代以來漢奸一詞在中國廣泛流傳，實質不過是在建設強大國家的幻想之中，按照近代民族國家的模式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所進行的一種自虐型的削足適履而已。」
大一統是又一個民族想象的神話。在當代，大一統使中國人對來自政權上層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吆喝毫無保留地認同，也使「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論調有了肥沃的社會心理土壤。楊念群指出，大一統是凝聚中國人進行社會動員或民族主義抗議的最佳口號，這與西方國家民族動員的模式迥異。大一統確是節約統治成本的有效觀念，但民族共同體內不同族別的中國人都為此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個人精神自由與在公共空間表達情感與認識的自由，全在大一統觀念的尺度衡量下扭曲萎縮了。
有意思的是，在可靠的中國歷史敘事中，大一統未必是主流。葛劍雄在《統一與分裂》中說，上古中國處於分治狀態，經過一、二千年的發展，到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以中原為中心、華夏為主幹的集權政權，同時也存在其他自治政權。此後有九百多年的時間，存在著一個以秦朝疆域為基礎的中原政權，其版圖時有盈縮；其餘時間則分列為若干政權；其他自治政權始終存在。中國真正的統一是在1759年實現的，持續僅八十一年。
即使是滿清的短暫大一統時期，也有不少疑問。美國新清史學派就認為，滿清並非「中國」，而是一個內亞帝國。和蒙古帝國時期類似，中國本部只是帝國統領的一部分。這樣看來，就連八十一年的大一統也被顛覆了。當然，新清史的觀點並非定論，滿清究竟是不是中國，人們仍然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感與喜好來判定。在我看來，新清史及其反對者的爭論，早就不屬於邏輯範疇，而是價值範疇。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可是，當代中國人究竟共享了哪些核心價值，尚無明確答案。正如王賡武發現的，今日中國人除了被20世紀的革命遺產所塑造，也被古老風俗的碎片所吸引，這些東西又以各種方式與自由多元文化及正在擴張的全球消費文化混合在一起。
近年，中國的執政黨也不斷提出有關民族文化的觀念，一會兒向儒家尋求資源，一會兒向佛教購買資產，試圖為國家意識形態提供框架。與此同時，人們被告知，國家就是黨，熱愛與忠於國家就意味著熱愛與忠於黨。政黨文化看上去已經成為民族文化的核心。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清醒的人只是佯裝接受政黨文化，而政黨也佯裝人們已經接受。
法國思想家歐內斯特·雷南說，民族是共同擁有歷史記憶、也因此希望共享現在與未來的一群人。今天，我們所擁有的歷史記憶也許是靠不住的，我們共享的現在也許是黯淡的，我們希望共享的未來，則是撲朔迷離的。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不回到個體與自我的原點，中國人永遠找不到自由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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