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與日本的僵局僵持到2014年11月APEC在北京開會時，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尾，更令世人，特別是日本美國與台灣獨立勢力人士加深了原有北京欺善怕惡的印象。這樣的印象更容易證明抗衡中國的必要性。
北京在東亞無全盤與局部戰略構想，在釣魚島紛爭一事上，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自從1970年代中日國交正常化以來，釣魚島主權問題，在鄧小平一句擱置爭議下，中日兩國勉強相安無事三十年，直到2010年9月7日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衝撞日本公務船隻，民主黨政府當時的國土交通大臣前原誠司試圖根據日本國內法起訴中國漁船船長，而且宣稱釣魚島沒有領土問題。因此，北京一再加碼報復，直到9月21日在石家莊以沒有取得許可在軍事區域攝影的理由，拘捕四位日本人之後，終於迫使日本在三天後，於9月24日決定釋放中國船長。
經過了2010年事件的教訓以後，面對北京當局時常派公務船進入日本實際控制的釣魚島領海，在2012年4月27日日本最著名的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終於成立《東京都尖閣諸島寄附金》，準備從釣魚島產權所有人手中收購釣魚島，短短兩個多月後，在7月7日已經募得13億日幣，金額已經足以買下釣魚島。 於是，民主黨首相野田佳彥決定以日本政府名義收購釣魚島，避免釣魚島落入石原慎太郎手中，產生更多麻煩與風險。
日本右翼政治團體早在1980年代以來，就多次試圖在釣魚島建燈塔之類的建築物，宣示強化日本對釣魚島控制。因此，石原慎太郎此舉並非半途殺出或空穴來風，而是在日本政界社會醖釀已久的一個政治發展。北京如果及早居安思危，如果有稍微到位的情報分析，或者如果下情上達，早就應該設想演習釣魚島問題出現情景及其應對之道，便不會一旦遇事，就驚慌憤怒而不知所措。
北京在日本「國有化」釣魚島以後，反應激烈粗糙，儘管如此都沒達成任何具體效果或目的；只有相當明確的反效果－為日本右翼助選，使得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在同年年底日本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結果安倍上台後，積極推動歷史修正主義與抗衡中國的國防外交雙綁的大戰略。北京與日本的僵局僵持到2014年11月APEC在北京開會時，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尾，更令世人，特別是日本美國與台灣獨立勢力人士加深了原有北京欺善怕惡的印象。這樣的印象更容易證明抗衡中國的必要性。
話說回來，其實，野田首相此舉，雖很不理想，此外與北京事前的溝通不足，而且不免有違擱置爭議的精神，但用意未嘗不良。試問，在日本現行的法令下，日本政府能阻止石原慎太郎購買釣魚島的方式，實在非常有限，「國有化」是少數可行，而且一勞永逸的做法，因為「國有化」完全將釣魚島置於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下，便可以避免日本右翼分子對釣魚島的想入非非。此外，在整個過程，從傳媒報導中，北京方面並沒有提出更可行的做法，只是一味強要日本政府中止「國有化」釣魚島的計劃。
釣魚台（島）一事必須反求諸己，不好一味咄咄逼人，搖旗吶喊，激情有餘，睿智不足。如果草率為之，恐怕只會為日本右翼的興起助力，絕非中國或東亞所樂見。
在2010年中國漁船衝撞日本公務船事件發生不久後，我即在同年9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釣魚台的真問題與假問題》一文，以歷史的長鏡頭說明釣魚島問題是自明朝以來，數百年中日之間堆積的矛盾之一；日本處心積慮經營東海已經三百年多年，控制釣魚島只是大成果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成果，真正的大成果是成功併吞琉球王國，牢牢控制東海海域，形成了阻礙今天中國直接進入太平洋的一道海上長城，同時中國最富裕的東南省份直接受到來自沖繩群島的軍事威脅。因此，釣魚島的重要性與琉球群島相比，根本無法同日而語。文中言下之意，便是以數百年歷史的長度與東亞東海空間的廣度，再從政治軍事戰略縱深的角度審視全盤格局，主張釣魚島問題不應過度擴大，抗爭適可而止，點到為止最為上策，因為釣魚島問題本質是一個東海問題的衍生，絕對不是問題的核心。
從太陽花運動到釣魚島紛爭帶來的啓示，便是北京當局往往有目標，無進程；有底線，無政策；有口號，而無熟慮。北京至今沒有琢磨出一個承先啓後的東亞大戰略雛型。
文末我苦言再三說：「釣魚台（島）一事必須反求諸己，不好一味咄咄逼人，搖旗吶喊，激情有餘，睿智不足。如果草率為之，恐怕只會為日本右翼的興起助力，絕非中國或東亞所樂見。更重要的是，思索中國未來的百年大計，琢磨中國的全球與東亞大戰略，釣魚台問題正是要放在這樣的框架中來思考衡量，在主權與國家的長久利益間，摸索出一個可行的運作模式。」今天回看拙文，真是不幸言中。北京當局在這個事件落幕後，並沒有籌謀一個東亞的大戰略，只是一面下令中國公務船進入釣魚島領海向日本示威，在2013年達到高峰，共188船隻，有54天進入釣魚島領海；另一面北京大談與美國「新型大國關係」與提出「一帶一路」戰略，關於東亞或東海，北京連台北馬英九東海和平倡議那樣的空包彈也提不出來，直說就是束手無策，出拳了無章法。
北京在東海宣示對釣魚島主權的強悍方式，除了過早打草驚蛇，替日本右翼政治人物與勢力助選以外，背後看不到任何真知灼見的東亞或東海戰略思考，其結果沒有改變日本實質控制釣魚島的事實，只有推波助瀾，讓日本右翼政治輕而易舉主導日本政治，推動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外交攻勢與國防部署，加強日本與亞太地區一些國家，如菲律賓，越南與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合作關係，重新喚回美國對亞太國際政治勢力均衡的重視與再構築。這一切是北京精心策劃的發展嗎？我想不是，這一切無外自討苦吃。從太陽花運動到釣魚島紛爭帶來的啓示，便是北京當局往往有目標，無進程；有底線，無政策；有口號，而無熟慮。北京至今沒有琢磨出一個承先啓後的東亞大戰略雛型。
中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國，在國際政治也早已是泱泱大國，有權利有責任維持中國的和平崛起，這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亦是周遭東亞地區的共同利益與人民的福祉。這個利益的維持，不能像崛起前的中國僅僅依賴底線與口號，而是要有正面處理面臨難關、問題、怪圈的對策與相關情報分析能力的建構，更關鍵的是要有百年長遠久安之大計（grand strategy），一個泱泱大國時至今日從朝鮮半島，到東海，到兩岸，到南海，再到香港，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樣只會捉襟見肘，氣急敗壞而狼狽不堪。
中國需要再度自我突破，在全球與東亞國際政治裏，將中國提升到更高的境界；這需要領導人更高更挑剔的眼光與更大更包容的胸襟。《大學》有一段，「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天的中國正是要有這樣的抱負與決心。東亞的人民正拭目以待。
（蔡孟翰，日本千葉大學地球環境福祉研究中心特任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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