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結束後，樂施會的廖洪濤向我提出挑戰：参加2015年樂施會毅行者，48小時內走完全程100公里麥理浩徑。對於一個有膝患的書生，毅行是超乎想像的事。但佔中無功而還，民主運動的同路人迷惘沮喪，我需要為自己和旁人打氣。接受毅行的挑戰，便是堅持腳踏實地，做不可能的事。
我首先邀請佔中其餘二子。朱牧師說: 「我年紀大了，你好好地走吧！」戴耀廷卻連WhatsApp都不回。向邵家臻發出邀請，話音未落，他便一直搖着頭、漲着臉說：「不要講笑、不要講笑。」向老友陳祖為提出，他揶揄我有過度活躍症，佔中剛過便再興風浪。他說寧願和我公民抗命也不與我暴斃山野。
第一個答應參與的是佔中十死士的鄧偉棕律師，那是經過兩個星期的考慮。其實他經常行山，只是覺得一口氣走100公里不可思議。但作為我大學時的室友，和我走過佔中之路，不妨捱義氣多走一程。鄧偉棕做過記者、政府AO，再進修成為律師。他經營的律師行以「維生維權」作為宗旨，在搵食之餘，為許多NGO做法律顧問，更為不少佔領者提供法律支援。這位律師行老闆生活十分簡樸，當年在大學課堂上他經常穿着拖鞋和破爛汗衣，今天情懷未變，覺得閱讀和奉獻才令心靈富足。
另一位加入毅行的，是蔡錦源導演。蔡導原在「大台」工作，後投身王維基的香港電視。「一男子」拒絕發牌港視，他猛然醒覺不民主的制度如何縱容不公，便和其他港視員工發起人類歷史少有的爭取「睇電視」抗爭。港視事件後他便投入佔中運動，三子扮「政改三人組」的短片便出自他的手筆。「民主毅行」推動6．22民間公投時，他堅持每天帶隊通宵夜行。有一晚我們在最後一分鐘才能通知支持者夜行路線，我問他有何打算，他淡淡回應說：「就算一個人，都會走完全程。」記得這位硬漢子有一次在義工分享會中說，他以前很看不起我走入中聯辦與京官談判。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理解我對「談判與抗爭互補」的看法，只希望他與我並肩走過連綿的山頭後會多點信任。
毅行由四人組成一隊，但最後一位成員的加入卻有波折。除了陳祖為外，我另一位知己是一位城市規劃師。此君大學時是讀哲學起家的，後覺得哲學離地便轉讀宗教。畢業時覺得教會離地便做了議員助理，最後還是覺得政治虛無，轉而從事城市規劃，而且專注電腦軟件應用。即使走到技術的前沿，因為種種的意識和政策限制，始終没法為人提供一個好食好住的宜居城市。最後，最後，他的理想主義還是在土地裏得到救贖。現在他醉心耕作，推動永續栽培。對於以佔中爭取普選、對抗指鹿為馬，他心底支持，但礙於公務員身份不便參與。我在三十多天留守金鐘的日子，他和太太搬進我家，照顧我家人，並茹素祈求上天賜我平安。佔中後當我提出毅行，他不假思索便「跳上賊船」，誰知經過幾次「操山」，身體問題浮現，最終退下火線，重回「支援」的位置。
毅行最大考驗有：膝頭和友情
要尋找隊員補上並不容易，要是民主同路人，又不要體能太强或太弱，最後竟想到陳淑莊。佔中運動前我只在傳媒上見她，是議員、大律師又是演員，總覺得celebrity味道好重。但兩年多以來，和她一起做文宣策劃、擺街站、遊行示威等，她都是落手落腳，鞠躬盡瘁。淑莊精力無限、點子多多，有她出現，義工便精神亢奮。我知道她曾隻身在南美洲和尼泊爾爬山，熱愛山水的她，自然關注環保，對政府胡亂斬樹份外生氣。我很高興她加入我們毅行隊伍，唯一擔心的是她一馬當先，我們望塵莫及。
佔中之旅令我感恩之處是沿途遇上許多有理想、有擔當的人，他們亦在這次毅行中陪行和提供支援。蔡東豪在恐懼和誤判後得以復元，上山是力量的來源。陪着我們這班行山初哥，他不僅給予技術指導，更分享了許多行山的領會。他說毅行最大的考驗有兩個：膝頭和友情。團隊精神至為重要，因為樂施毅行是以整隊衝線時間來計算，即是說：你怎樣快亦快不過最慢的隊員。互相扶持砥礪，同步完成是精髓所在。除了東豪以外，還有不少朋友教我如何以裝備和步行姿勢保護膝頭。原來適得其法，可跨越許多夢想的禁區。
毅行要走超過40小時，沿途要有許多物資和精神支持。李律仁是我在耶魯大學時認識的朋友，畢業後到哈佛大學讀法律。這位青年才俊本是政府樂於收編的對象，但毅然出任三子民事官司的義務律師。這次毅行，他又擔當支援協調人。多年來，友情和正義感，一直不變。
D-Walkers／民主毅行隊（編號0423，募捐細節另文公布）是我們的名稱，希望各位能夠同行，走在山上，走在民主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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