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防博物館正舉辦一系列15週年的慶祝活動，當中邀請了香港考古學會的人員以「龍津石橋與十九世紀新安縣海防」為題作分享，嘗試以清朝海軍現代化的角度去解釋龍津石橋的興建/擴建，而筆者也趁在港度假時跟朋友前往聽教。
龍津石橋位於現在舊啟德機場北部（前客運大樓位置），即昔日九龍寨城對出海岸。龍津石橋由清政府新安縣及大鵬協築建，於1875年落成，作為九龍寨城東門對出的登岸碼頭，並設有接官亭以迎接登岸官員。後來，當地從商仿照招商局輪船碼頭，以木材擴建碼頭，並且將日後使用收益撥捐樂善堂。對於龍津石橋的起源是軍用、旅客（有說因賭業而引來）還是商用，暫時無從判斷，而講者亦只是能以清朝海軍現代化推敲蒸氣推動的軍艦船體變大及與駐港島英軍的軍事競賽作為可能性。
不過，由於貿易船旅往來之頻繁，以及後來更大型的蒸氣推動船體出現，因應海路經濟活動變化而擴充港口建設，在19世紀商埠如印度孟買亦是常見之事。從當時龍津石橋、九龍關、九龍寨城、馬頭圍一帶的社區、衙門、海關、海防的布局，幾可肯定現在作為世界級海港的香港，在龍津石橋建成前的很早階段（甚至比殖民地的開埠還要早）已是位於海路要點，九龍灣一帶在當時已有相當發展程度的港口建設、海路經濟及臨海活動。龍津石橋不但見證19世紀的香港在海路經濟的地位，甚至是一個罕有的介入點為香港更早期的海路歷史溯源。
無獨有偶，在龍津石橋位置的啟德機場停用後，位於啟德發展區內的啟德郵輪碼亦於2014年啟用。從地圖上看，郵輪碼頭恍似龍津石橋的一個龐大的現代版延伸，而從策略性規劃去看，啟德郵輪碼頭亦是為了容納更大型郵輪，以及保持亞太區郵輪旅遊航點而設立，除了貨運用途外與龍津石橋微妙地有着相通之處。恰巧，政府於2003年至2008年間委託專家為啟德發展區進行考古研究，並發現龍津石橋及19世紀的文物。為保存及展示石橋遺蹟，政府又擬建一條保育長廊（透過行人通道連接九龍寨城公園）並舉辦設計比賽，而且於2014年修訂法定的啟德分區計劃大綱圖以落實設計。可見的將來，當郵輪旅客從啟德郵輪碼頭登岸，沿着啟德郵輪碼頭公園、龍津石橋保育長廊，一直行走至九龍寨城公園、宋皇臺，甚至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起出的宋朝古井與麻石明渠，展現眼前的一切恍似正回顧香港作為海路要點的一段悠久歷史。這段歷史既是本土文化，也同時組建珠三角、嶺南以至中國大陸的海洋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個「前所未聞」的香港故事
更值得探究的，龍津石橋引發的歷史溯源顯然已不再是英國殖民政府「開埠」的想像，而是遠遠追溯至中國以千年計甚至以萬年計的中土政治及嶺南文化的發展歷程。除了龍津石橋、宋皇臺、港鐵沙中線起出的宋朝古井等古蹟，隨着香港城市持續擴張，越來越多古蹟在研究或工程時被發現，包括西貢黃地峒的疑似舊石器時代晚期文物、馬灣新石器中期、晚期和商朝文物，似乎正在訴說一個前所未聞的「香港」故事。不過，這「前所未聞」是值得商榷。早於1955年，李鄭屋漢朝古墓被發現已經印證着自古以來位於香港的臨海活動一直相當頻繁（現李鄭屋邨以前是臨海地域），而且墓裏銘文印有的「番禺」（即漢朝番禺縣）顯示香港地域當時已經受中土政治影響。在港英政府大力推動民生經濟的年代裏，這些牽引着珠三角、嶺南以至中國大陸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溯源，究竟是被忽略還是被刻意淡化？今天（近年）出現的又是否純屬偶然？相信我們很難就此下結論。不過，正當文物及古蹟保育已成為近年城市規劃討論裏必不可少的議題，社會漸漸意識到這些歷史古蹟在城市發展的重要性。隨着新一代港人本土意識萌芽，新一輪的本土歷史溯源在民間亦已展開，此起彼落的保育運動期在幻變的城市空間中爭取保留僅存的歷史依據。即使難敵堆土機，保育運動亦似乎已為本土歷史、身份注入新論述。但與此同時，如龍津石橋等一段段近年出土並得以保存的歷史古蹟似乎都正顯示香港與大陸周邊自古以來一直相互牽引，也正超越英國殖民政府「開埠」的歷史，而且彷彿還有更多「前所未聞」已被鋪排並逐漸融入未來的城市空間之中，等待港人去認識及重塑本土歷史。
悠久海路歷史支撐的文化優勢
回到龍津石橋帶出的海路歷史塑源討論，其實大陸沿海城市之間、國際之間早就海路歷史論述展開了競逐、角力，各自提出在自古以來在海路的重要性，這也就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論述、利益之爭。若果包括龍津石橋在內的種種臨海古蹟都正顯示香港在珠三角、嶺南以至中國大陸的海洋文化的重要位置，那麼香港在「海上絲路」上挾着的，就不再只是金融國際中心、世界級港口的經濟優勢，更增添了一重以悠久海路歷史作支撐的文化優勢。相對往日以「英國殖民政府開埠」或「九七年成為特別行政區」作起點的「香港」，這悠久的海路歷史將「香港」帶進一個更豐富的角色。然而，這一文化優勢與香港今後的政治光譜、身份論述最終會否產生張力，還是適逢其時百花齊放？這還要取決於今後港陸的政治互動與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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