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在美國與一位煲呔教授及幾位同事談論貧富懸殊問題，一談便談了個多小時。談到如何量度貧窮，煲呔教授向我們説了一段有趣的貧窮線歷史。
美國官方公布的貧窮率始於1960年代，決定貧窮率高低的貧窮線是當年一位在政府社會安全總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工作的經濟師 Mollie Orshansky「發明」的。當初，Orshansky 受託以科學方法制定貧窮線，她於是以一個兩大兩小的四人家庭為單位，先估算他們僅能果腹的最基本開支，後把它乘大三倍當作全家基本支出（當年低收入家庭花在食物的支出佔總支出約三分之一），得到每年$4000多美元（今天大約是三萬美元）的貧窮線。可是，當時在籌備「貧窮之戰」（War on Poverty） 的詹森政府認為，逾4000元的貧窮線比他們心目中的3000元高出太多。Orshansky 唯有把「發明」改改，將窮人餐單由原來農業部制定的「平價餐單」（low-cost food plan）改為比平價更平價的「經濟餐單」（economy food plan），並得出$3165 這個較接近詹森政府鍾情的貧窮線指標。從此，美國貧窮率便以這條不太科學的方程式再按通漲調整計算出來。煲呔教授笑稱，貧窮數字有其政治生命。而這位帶煲呔的經濟教授，便是剛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迪頓教授（Prof. Angus Deaton）。
除了分析消費，量度貧窮正正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要表揚迪頓在經濟學上的貢獻。而即使是量度貧窮，迪頓亦強調以消費角度出發的種種優點。貧窮線與福利政策息息相關，迪頓提醒我們關於美國貧窮線的歷史，不是要指摘美國貧窮線受政治干預不夠科學，而是想說明福利政策不應單純以營養學等自然科學來制定。以每年3000美元收入定出貧窮線，根據60年代時的民調是有民意基礎的。但半個世紀前的經濟餐單費用乘以一個用了50年的常數得出的「絶對貧窮線」（absolute poverty line），幾十年後還有什麼民意基礎呢？ 沒有的話，以這條貧窮線決定影響收入分配的福利政策亦可能隨時失去民意支持。迪頓的看法是，無量度難管治，但政府所有量度都有其政治生命。經濟學者能夠做的，一方面是提出符合經濟邏輯量度方法，另一方面是為現有量度結果作經濟解讀。
不理消費的扶貧政策不合經濟邏輯
多年來，迪頓以住戶調查收集的消費數據分析貧窮問題。從估計收入與卡路里消費的關係，到推斷同一屋簷下男孩與女童的消費差別，迪頓的硏究結果對有效制定減貧措施都有重大啟示。對貧窮率的經濟解讀，迪頓為一個廣泛的貧窮統計現象作出解釋。這個現象是，從宏觀數據得出的整體消費增長，往往明顯高於把個別住戶數據加起來的消費增長。換句話，從住戶調查收集的數據看貧窮問題，會較容易得出貧窮問題沒有顯著改善的結論。迪頓對這個在發展中國家尤其突出的現象有以下經濟解讀：一方面，低收入家庭一般較高收入家庭願意接受住戶調查，住戶調查收集的數據分析於是傾向低估消費增長；另一方面，隨着經濟發展愈來愈多原來在住戶內發生的「交易」 （如母親打理家務）會轉為市場交易（如僱用家務助理），宏觀數據以市場交易量度經濟表現於是傾向高估消費增長。
宣布迪頓教授得獎前，港府剛在扶貧高峰會公布最新貧窮數據。將貧窮線訂於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是迪頓認同的相對貧窮概念。然而，正如政務司長兼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指出，計算數據時只考慮收入而不理資產容易高估已退休長者的貧窮情況。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多年研究成果給我們的啟示，分析貧窮問題以可從個別住戶的消費行為着手。迪頓的消費分析，有研究消費者在一段短時期裏怎樣把收入分配在各種消費物品，亦有探討消費者在一段長時期內如何把財富分配到不同時間的消費。每一天，衣、食、住、行我們都在消費；一生中，生、老、病、死都影響着我們的消費。只看收入不理消費的扶貧政策，不合經濟邏輯，亦欠缺民意基礎。
（徐家健，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中文大學經濟系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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