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活佛」教我的事

我的朋友圈裏雲集著各式各樣的佛教信徒，有十來年裏於寒暑假遍踏祖國河山尋訪寺廟的大學教師，有罹患抑鬱症在寺廟做義工後心寬體胖的研究員，有上訪無門必須長時間躲在寺院念經才能獲得平靜的女職工，有開著茶館和幼稚園的老闆，有逢短信必以「阿彌陀佛」結尾的阿姨，也有在雲南香格里拉開酒吧被住寺活佛追求過的姑娘……其中入得最深的一個，是知名媒體人、作家柴春芽。

深深深幾許？他和妻子雙雙皈依藏傳佛教，他們的兒子8個月大的時候，被爸媽抱去一起聽上師講經。當時小孩特別乖，不哭不鬧，瞪著眼睛豎著耳朵一直聽，上師也喜歡，於是，8個月大的兒子便「被皈依」了。

與世俗生活的一次決裂

2005年，在「新聞理想的破滅」，和「新聞本身缺乏智性追求」的厭倦之中，柴春芽辭去廣州《南方週末》的記者職務，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汪布頂鄉各麥村小學志願教學。從一家全國知名媒體的名記者變身支教志願者——媒體圈一時轟然。

回首藏區支教那一年的生活，柴春芽表達了諸多感恩——「30歲那年，我開始思考：人究竟為何而活？帶著這個疑問，我與世俗生活發生了一次決裂。我拋棄了事業、財富和愛情，以一種近乎赤貧的狀態，在一個沒有電沒有通訊沒有公路的高山牧場生活了一年。我堅信：過於喧囂和紛擾的都市生活雖然有利於提升人的聰明，卻會使智性蒙塵。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總是滿懷感恩，因為我印證了很多出自經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關生死、有關精神修煉的真理。我也確實感覺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柴春芽用十年的時間不斷進入藏區，往返於城市的現代文明和遁世的寺院靜修之間，不斷去尋找，不斷地印證，這中間還有批判。而尋找的當務之急，是一位聚德聚慧、可以引領他的上師。可這些年他見到的「活佛」，大都令他失望。

這些年見到的「活佛」，大都令他失望

2005到2006年，在康區的戈麥高地，柴春芽所支教的班裏有33個學生，其中兩個是活佛。一個小活佛叫江永才讓。一天，一個縣城的藏民朋友對柴春芽說：我們帶活佛去化緣吧，把你廣州那些記者朋友介紹給我們。柴春芽拒絕了，他感覺江永才讓的人品和學識不足以為人傳授佛法，也不願意自己的朋友成為偶像崇拜者，更何況他一貫認為，利用佛教來斂財是可恥的。

靠其他漢人的幫助，藏民朋友的「活佛」化緣都市行最終策劃成功。小活佛和他的駝背經教師花了兩個月，依次走過北京、廣州、深圳、濟南。回來的時候，他們都換上了嶄新的旅遊鞋，袈裟外面套著名牌衝鋒衣。

幾年後，這名叫江永才讓的小活佛還俗結婚了。

2007年在北京的地鐵裏，柴春芽偶遇一個來自四川甘孜亞青寺的小紮巴。紮巴阿洛19歲，穿著一身乾淨的袈裟，他第一次到北京，沒有朋友。柴春芽把他帶回了家。後來阿洛說準備去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學習佛法，柴春芽和妻子為他買了去成都的火車票，祝福他好好修習佛法，將來成為一名受人敬重的學者型「仁波切」。

幾個月後，阿洛給柴春芽的妻子發來短信，說他要在五明佛學院買一個房子，要她給他人民幣兩萬元。柴春芽意識到一個騙子正在「初出茅廬」，不客氣地給阿洛回了短信，希望他守好比丘（梵語bhiksu的音譯，俗稱「和尚」）的戒律。從此阿洛沒了音訊。半年後，柴春芽從朋友那裏得知，紮巴阿洛已經變成了一個「活佛」，在為北京的中產階級們傳授佛法的同時，也收取了不菲的「供養」。

柴春芽還曾在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採訪時，結識了一位頗有影響力的「活佛」。「活佛」和他曾經是「活佛」的父親操控了整座寺院，並將牧民和遠在北京、上海與廣州的商人弟子捐獻的錢財投資於旅館業。在離寺院不遠的縣城裏，在周邊牧民普遍的貧困之下，「活佛」世家擁有一座最為豪華的賓館。

在他尚未出版的專著《憂傷圖伯特》一書，柴春芽寫下了反思：「如今，面對『活佛』腐敗和僧人違戒，西藏人沒有能力建立一套監督與懲罰的機制。」

尋根究底的記者與「上師」決裂

從四川藏區支教返京，2009年前後，柴春芽找到了他的上師。

「我有一個畫家朋友，很虔誠，他的上師來北京，後來認識了。當時那個上師真不錯，我第一次見他，那時他剛學會漢語，對這個漢語世界很陌生，他有他的淳樸和敦厚，說話也嚴謹。」

一場「灌頂」法會中，這位藏族修行者徹底征服了柴春芽。

「之前宣佈要灌頂，來了很多人。突然上師宣佈說不灌頂了，大家學佛法是為了追求真理，不是說要灌頂有什麼好處你才來的。因為現在很多活佛是靠灌頂來吸引信眾，他拒絕了灌頂的做法，他的做法我挺讚賞的。」

柴春芽對上師是絕對的獻祭和臣服，不但他8個月大的兒子也皈依上師，他甚至準備在孩子4歲的時候，送去藏區跟上師一起生活。「把孩子送去寺院，我們就完成大功德了，」柴春芽說過。

不過，大概是柴春芽天性裏的記者基因「作祟」，學佛歷程始終改不了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習性。有一次，上師講一個道理，說孔雀是吃毒的（孔雀食毒是西藏一種流行說法），並且可以藉著毒而興旺，它吃毒不但不死，還生成了漂亮的羽毛。柴春芽四處去查資料，確證孔雀是不會吃毒的，「連一個論據都不准確，這個論述怎麼可信呢？」他把問題拋給上師，上師有點不高興。

問得太多太頻繁，上師不大歡喜，慢慢疏遠了柴春芽。「後來交往中，上師北京的弟子越來越多，他一來這兒，有錢的弟子就開著車把他接走了，去家裏念經啊、買個黃財神的唐卡啊，我這種有思考有疑問的人很難見到他。」直到一天，上師再來北京，講經講法，不再通知柴春芽。

我問柴春芽：「你如何判斷一個上師的學養？」

他回答說：「有沒有學問，實際上拿常識去判斷就可以了，可是中國人大都喜歡神秘主義。年紀輕輕就跑到大城市來傳法的，基本上都是騙子。整個佛教培養體系非常艱難，一般20多年到30年你才能拿到格西学位（相當於博士學位），進入上下密院就更難了，每次密修沒有七年八年是出不來的。年紀大有修為的上師就不出來了，他們會去西藏更窮的地方傳法，而不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在2015年，柴春芽對於傳法上師的思考轉變了，也打消了送孩子去寺院的念頭。他說：「許多藏區的寺院教育和現代科學文明絕緣，很多孩子從小硬背許多經文，僧人少有分辨，一生消耗很多時間在學習偽科學上。僧人很少運動，許多學校沒有運動場。」

他曾經就和藏區僧人就現代化轉型的問題「辯經」，包括一些受過良好佛學教育的格西們。

「有些人接受現代科學，有些人只談心靈，還有些人一談就把問題歸咎到政治。」柴春芽對他們說，中國的佛學院必須建立現代物理學、化學這些現代科學的教育，否則，「你們這樣的割裂會把自己推向死亡。」

我還是一個佛教徒嗎？

柴春芽依然是一個藏傳佛教徒。

他把佛教理解為一門精深的生命科學，他仍然迷戀藏傳佛教關於生命科學這一體系，有時間讀經、打坐，試圖讓佛教成為他創作的源泉。

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焦慮：「西方的詩人和小說家能夠從宗教中吸收很多思想資源，但漢民族沒有宗教，所以一直沒有養料。……藏傳佛教的這一套思想體系跟基督教文明的思想體系，在智力上至少處於同等水準。受制於成長環境，我們跟基督教非常疏離，但跟佛教，至少從小就能夠建立某種或隱或顯的關係，因此，我試圖讓佛教來開啟我的想像力，以及智力。」

他不再做記者，而是改行當起了電影導演。在他入選2013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及台灣金馬電影節的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中，他用「地、火、水、風」這藏傳佛教中創世的四大元素為邏輯，討論了靈魂和故鄉的消亡。

電影的片頭語是哺乳了藏傳佛教的婆羅門教經典《奧義書》：「人死後，身體回歸地，汗毛回歸草，頭髮回歸樹，血液和精液回歸水，言語回歸火，眼睛回歸太陽，思想回歸月亮，耳朵回歸方位，氣息回歸風。此時這個人在哪里？」

2011年在印度，柴春芽遇到一位「頗具現代科學精神和人道情懷的格魯巴大師」，開始領悟，「佛」字本意，並非人之外的神怪，而是「全面覺醒的人」。

「我還是一個佛教徒嗎？我們是否正以佛教之名，而行反佛教之實呢？」有時，柴春芽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