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我提出香港社會在2015 年中開始，可能已出現了新的常態。新常態下出現了十大現象，是由原先的狀態轉化為新的狀態。之前的文章已談論了兩個新現象，第一個現象是由恐共到抗共 。過去港人害怕中共的統治，因此選擇息事寧人或自備退路來回應。但在中共自2003年後開始加強控制香港後，不少港人選擇不再沉默或認命，起來抗爭了。
第二個現象是由自由意識到權利意識。過去港人滿足於享有自由，因政府仍是相當自制讓港自由的空間很大，但港人逐漸明白到享有自由是不足夠的，因當權者隨時可把自由收回，港人要求的是當權者必須尊重的權利，也有更多人以社會行動去捍衛他們的權利。現在繼續談另外四個新現象。
（三）由經濟增長至上到可持續發展
最能體現港人的自由，就是在經濟的領域。殖民地政府推行自由市場經濟，一方面創造了經濟的奇蹟，讓香港成為了當時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普遍港人的生活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港人全面向錢看的意識。到現在為止，外國人對港人的印象，不少仍停留在港人都只是懂得投機賺錢。這也是所謂的「中環價值」。
但在踏入21世紀，不少港人逐漸不再盲目地只求經濟增長，不再只是要有更多高樓、更快的鐵路和更宏偉的建築，他們也開始關注如何保護所生活的環境，更加珍惜過去的歷史和集體回憶，並致力要有可持續的發展策略和方法。這種意識近年更是越益強烈，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當中，不少年輕人都自發地以各種行動去挑戰「中環價值」。
首先出現的社會行動是反對填海，再經終審法院於司法覆核的案件中確認了保護維港的重要性，令特區政府雖很想增加土地供應，也不敢輕言填海。之後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到反對興建高鐵的連場抗爭運動，都見證一個在經濟增長之餘也必須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新常態已出現。
現在政府在設定任何管治計劃之時，都不可能不把可持續發展納入考慮之中，但在平衡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之間，仍常掩不住「中環價值」優先的意向，故所取的平衡往往不能符合新一代人的期望，令不少發展計劃如新界東北的發展、尋地興建房屋等，都持續受到社會行動的衝擊和阻撓。
（四）由非政治化到政治醒覺
為了利於管治，殖民地政府一直積極在管治上非政治化。港人在個個都要做有錢人的心態下，也懶於理會自己家庭及生活以外的事，各家自掃門前雪。這些都導致長期以來，港人少有去關注社會的公共事務。因此，過去參與關注公共事務的壓力團體、政黨、民間團體的人都很少，並不能凝聚起強大的政治力量，未能對當權者施加足夠的政治壓力。
這非政治化的狀況在回歸後慢慢出現了轉變。一方面港人對「港人治港」有期望，故對特區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不再如殖民地時代那樣，只求安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香港的「宗主」由具民主傳統的英國換上了一黨專政的中國，不少港人都存了更強的戒心，怕大陸專制的一套會引到香港來。再加上回歸後，各方面施政不善和碰上一些不可預見又未能有效化解的危機如亞洲金融風暴及SARS等，都令港人的政治意識逐漸被喚醒過來。
第一波的政治覺醒是 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50萬人大遊行。這可說是中產階級的政治覺醒，經過多年不關心政治，中產階級終願意走上街頭表示他們對董建華政府的不滿及對中共的疑慮。因人數遠超預計，令特區政府及北京政府一時不知所措，特區政府終要擱置23條立法，可說民間從未有過的成功。2012 年的反國教科運動是另一波政治醒覺，但也可說是更壯大的一波政治醒覺的前奏。反國教科運動開啟了中學生及家長關注政治的先河。79天的佔領和過百萬港人以不同程度參與過佔領，引發了廣泛的國際關注，「雨傘運動」必然是香港歷史到現在為止最新亦是影響最深遠的一波政治醒覺，且必會承繼及延續香港三十多年的民主運動。
發展至今，不單是希望改革的港人醒覺起來，由年輕人到高教育水平的，連那些傾向建制和保守的，也被迫組織起來抗衡改革陣營的進迫。「雨傘運動」雖未能成功爭取真普選，但「雨傘運動」已肯定帶來了新常態，全民已分為黃、藍陣營，令所有社會事件的分歧都被全面政治化。這也令當權者在沒有真普選下，要有效施政，變得非常困難。
（五）由精英統治到公民社會興起
殖民地政府其中一樣非政治化的手段，就是透過精英統治香港。通過政務官的制度，年輕人中的精英被吸納加入政府成為管治團隊一部分。透過分配公職如委任社會人士成為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區議會議員及各類型的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殖民地政權就能吸納社會內各行業各階層的精英分子成為殖民地政府的護航力量。即使這些被政府行政吸納了的人未必事事與政府有一樣的想法，但分歧也未至於太嚴重，影響社會和諧。
隨着大學教育普及和互聯網興起，沒有人再能壟斷資訊，亦有更多人能掌握足夠的知識去思考社會各方面問題，擁抱更進步的普世價值去思索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及具備創意去提出新的策略及方去處理這些問題，並利用網上及網外越益擴大的空間與相同意向的人組織起來，去推動他們所認為社會應走的方向。
這些新形成的網絡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的精英階層，因而也能在社會中擴展得更深更廣。這些網絡也未必如以前般要有很緊密的組織，透過資訊科技，公民的組合較以前變得即興和鬆散，但也因而有更大彈性及機動性。香港逐漸形成了一個擁有強大活力及生命力的公民社會，有力挑戰傳統精英階層的壟斷，即使現在還未足以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不過公民社會變得越益多元化，也令整合變得不容易。
（六）由寄居心態到本土意識
雖然已有不少港人是在上世紀50年代以後在香港出生，而不是由內地移居至香港，但「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思維在港人之間仍是相當強烈。對不少港人來說，香港並非他們老死之地。或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或是為了自己或家人有更好的生活條件，香港都只是他們移居到西方國家的跳板，及在成功取得外國護照後能繼續賺錢的好地方。因此，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都不是太強，若香港出現他們不想見的事情，後路早已準備好。
回歸之後，不少港人開始真的視香港為他們的家，自然生出對香港這地方有更強烈的感情，不再視自己為香港的過客。一種未必排斥大陸與中共的本土意識已不知不覺間在香港孕育起來。也因這原因，港人對管治的要求變得比殖民地時代高，故特區政府的施政即使能達殖民地時代的水平，甚或有過之，也未必能滿足這些已是以香港為家的港人的期望。這也是令特區的管治長期面對社會不滿，及中央對香港的狀況一直不解的原因。
本來若香港能按時間表落實真普選，由港人選出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政府，讓港人真正做到「港人治港」，而不只是由「北京指挀的港人來治港」，真正實踐得到中共承諾的高度自治，港人與特區政府及中央之間的矛盾也不會像現在般變得越來越尖銳。現卻因中共容不下港人能享有真正的自治，導致本土意識變得更加強烈，並變得抗拒與大陸融合。即使港獨的思潮仍還未成主流，但一日未能落實真普選，本土意識在目的及手段上，都有很大可能變得更激進。有朝一日，港獨思潮氾濫成為香港的新新常態也不能說沒有可能。
（戴耀廷，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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