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純：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沒落（上）

要定義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亨廷頓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是一個有益的澄清之嘗試。在亨廷頓那裏，存在着三種保守主義：貴族式保守主義、自主式保守主義和情境式保守主義。貴族式的保守主義，把保守主義作為貴族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捍衞「封建制、特權地位、舊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紀精神」；自主式的保守主義認為，保守主義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觀念體系」，「以普適價值來定義自身，例如正義、秩序、平衡和協調」；而情境式保守主義，「是一種可以用來維護任何既定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無論何時何地，也不管出於何種角度，只要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本質或存續提出根本性挑戰，它都堅決反對。」

不管是哪一種，在英美（和中國）談保守主義，都繞不過英國思想家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亨廷頓所總結的「伯克信條」大概有：一、人根本上是一種宗教性動物；二、社會是一個自然的、在歷史中逐漸生長的有機體，權利是時間的產物；三、人是一種具有本能、情感和理性的造物，審慎、偏見、經驗和習慣比理性、邏輯、抽象和形而上學能更好地引導人們，真理存在於具體的經驗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題之中；四、共同體高於個人，邪惡根源於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會制度；五、除了在一種最終的道德意義之外，人們都是不平等的，社會組織是複雜的，總是包括各種階級、等級和群體，差異、等級制和領導階層是任何公民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特徵；六、試圖消除現有邪惡的努力通常會導致更大的邪惡。

亨廷頓認為，貴族式的保守主義和自主式的保守主義都和這些信條難以匹配，最後只剩下情境式的保守主義。只是這一種保守主義，亨廷頓說，「適於用來為任何現存秩序辯護」，「沒有什麼可稱之為實質性的理想」。

「保守主義」如何引入中國？

在晚清和民國，有許多被後世研究者稱為「保守主義者」的思想家和學者，比如嚴復、（晚年的）梁啟超、陳寅恪等，但他們並沒有如此稱呼自己。「保守主義」作為一種獨立思潮在中國被正式討論，還是和伯克的引介有關。

伯克所「保守」的傳統，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最早一批自稱「保守主義者」的中國學者出現在改革開放後，當時也基本有自由主義的傾向。胡適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中說：「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在所謂的「短二十世紀」，由於兩次「革命」在中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和平的漸進的改革」被視為一種右傾和反動。1978年以後，「改革」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為配合這一進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裏開始出現「告別革命」的論調，他們通過幾個方面的努力，為中國指出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首先，在哲學上，引入伯克的「法國大革命論」、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學說、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理論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這種引入不一定是有意為之，這些思想家也並不都是保守主義者，但是告別革命論者將他們的思想的某些部分組合在一起，卻能很奇妙地拼出一套整全的「自由保守主義（liberal conservatism）」方案。

告別革命論者借助哈耶克和以賽亞·伯林的理論，在西方思想史上，重新把「啟蒙運動」區分為「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以保留某種啟蒙的空間）。在他們看來，「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崇「消極自由」和「演化理性」，而「法國啟蒙主義」推崇「積極自由」和「建構理性」。英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裏，藴含了對「消極自由」的尊重，以及對在經驗、傳統、慣例中所體現出來的「演化理性」的敬畏，因而英美社會不曾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政治轉型的社會成本遠低於歐陸。而以盧梭為代表的法國啟蒙主義，拋開自身的經驗傳統追求「理性建構」，設想一種只有在「公意」中才能實現的自由——「積極自由」。這種瘋狂的理想主義，不僅導致了「血腥恐怖」的法國大革命，而且還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根源。

與此同時（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對中國近代史進行全面反思，宣稱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過錯在於，從康有為之後就開始走向激進主義。清末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原本是穩定地走向憲政的大好機會，只是知識分子沒有給清王朝以足夠的時間。辛亥革命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權威不足，根基甚淺，遂有後面的亂局。不惟如此，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全盤批判，從而摧毀了傳統中國的道德根基，並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告別革命論者還研究了台灣、韓國和智利等國家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得出結論說：一段時期的威權統治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再進行民主改革，社會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會更低，轉型後所建立的民主也不容易演變成民粹（像在大部分拉美國家所發生的那樣）。亨廷頓本人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有幾個公式，說政治動亂程度與社會動員程度成正比，與經濟發展程度、社會流動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也被作為佐證。

在縱向和橫向的「經驗教訓」下，告別革命論者相信，當下的中國，應當是走漸進改良的道路。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往來會愈益頻繁，中國的中產階級也將不斷壯大，與西方國家的各種往來，使得中國必須加快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步伐，中產階級的權益，也必須靠法治、憲政、自由、民主來保障，來自國際社會和國內中產階級的壓力，自然會推動政權走向政治改革。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斷言，歷史將會終結於自由民主，所以新世紀的中國人切勿操之過急，任何鼓吹革命或激進改革的，都是在重蹈覆轍，自斷後路。

漸進改良圖景的破滅

這一套看似完美的圖景在近幾年遭受重大的現實挫折。

秦暉早在2012年就說過，不要老提什麼西方和平演變中國，中國也有可能和平演變西方。黨國的體制比想象中要更有「韌性」：中國並沒有被世界改變太多，反而在GDP躍居世界第二之後，開始試圖改變國際遊戲的規則，之前有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現在號稱要參與「建立多邊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中國的中產階級也比想象中要更加珍稀和脆弱，橄欖形社會遲遲沒有着落，今年六七月的一場股災，據說消滅了八百萬的中產階級。

最為糟糕的是，這個體制既不再滿足於「摸着石頭過河」，也不願按照「自由保守主義者」開出來的改革路線繼續前進，而是逐漸亮出自己的「中國道路」，把「中國模式」作為一種可與西方自由民主一爭高下的政治制度來打造和宣傳（頗為諷刺的是，福山這兩年的許多講座和訪談，也間接在為這種宣傳添磚加瓦），這種「制度自信」，讓不少對漸進轉型心存幻想的人瞠目結舌。

端傳媒最近的一篇文章寫道，僅三年時間，改革派幾乎徹底退場。自由保守主義，這層體制改革派與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一起糊的窗戶紙，終於被徹底捅破了。

其實現存的自由保守主義者不必驚訝，因為這個政權走到現在這一步，即使不是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必然結果，也應該說後者「功不可沒」。

我們以往僅僅注意到在個體的層面上，一些曾經的自由保守主義者最終蜕變成了「中國道路派」，另一些則完完全全變成文化保守主義者，卻沒有想到在制度的層面上也是如此。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籌劃。這並不是說，國家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具體任務，從一開始就是十分明確的，而是說市場化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從來就不是以經濟發展來推動政治民主，而是延續毛時代對民眾潛能的開掘，來實現國家的富強。毛時代透支了民眾的「意識形態狂熱」，而改革時代，需要挖掘民眾的「私人慾望」。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是能量的再生產機制，歸根到底是為國家服務的。

在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之後，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就不存在「社會」，市場化改革，也沒有創造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而只有一個發育不良的市場社會。在一個後極權主義國家，「市場」不可能全部歸入「社會」領域或「自發秩序」，市場空間的擴大，並不意味着社會空間的擴大。至少有一部分市場是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或者與國家保持着一種曖昧的關係。而那一部分沒有受到國家「染指」的市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自由市場」，也十分值得懷疑。

由於市場與國家、社會處於這樣一種微妙的關係，市場化改革的結果，不管成敗與否，與政治改革和民主轉型就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市場化改革失敗，中國就淪為阿西莫格魯所說的「失敗國家」；市場化改革成功，中國國力大幅上漲，之後要做什麼，也不是自由保守主義者說了算的。

一些自由保守主義者在認清這個真相後，也隨着現實轉向，成為真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

自由保守主義領袖甘陽的轉向

甘陽在八十年代是伯林的介紹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自由與秩序」優先於「科學與民主」的自由派領袖，在九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段作為「自由左派」的歧出，但在2000年後，終於褪掉「自由」的遮羞布，露出「保守」的底色。甘陽的「通三統」，非常確切地把握到了當代中國的三種傳統：儒家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

嚴格來說，毛澤東的傳統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傳統」，但鄧小平的傳統肯定不算「自由主義傳統」，充其量只能算「市場化傳統」（柯小剛把「三統」定為「儒家、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相比甘陽對過去的毫不留情，但顯出一點天真和寬容）。

儘管甘陽是「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奠基者，但他也是最早拋棄這個方案的：它不僅在政治實踐上是一廂情願，在學理上也是漏洞百出。所以自由保守主義的西方思想史、中國近代史、比較政治學研究，他一概沒有參加。

在九十年代末，他寫過一篇《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對這種貶法國大革命和民主的自由主義進行了一番批判。在另一篇名為《自由主義何處去》的文章裏，他說：「英國保守派的理論家葛雷（John Gray）近年來即一直大聲疾呼，哈耶克式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把美、英、法等西方各國保守派政黨都送上了政治自殺的道路，更把俄國東歐的市場改革變成罪犯型資本主義。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在葛雷看來可以稱為『右派毛主義（a Maoism of the Right）』，因為它相信可以用市場的不斷革命』來實現一種純粹的『市場烏托邦』，完全失去西方傳統保守主義的謹慎穩健。」

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接連失敗，中國改革所創造的巨大經濟奇蹟，撩起了甘陽內心深處的民族自尊心；王紹光和崔之元的「國家能力」研究，也給了他重大的啟發：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也許都不是國家富強的關鍵；美國的謝淑麗（Susan Shirk）、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讓他對毛澤東時期的經濟貢獻，以及毛鄧之間的「連續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甘陽的國家意識終於完全覺醒。

以甘陽在學術界的地位，就算要轉身，也不甘心做一個張維為這樣的角色。「自由保守主義方案」的失敗對於甘陽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啟發：中國人對西方和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相當粗淺的層面；以西方（西學）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把西方的經驗、理論、制度照搬到中國，是一條死路。

他的雄心是「文明」高度的：建立一套獨立於西方標準的人文學術體系和教育體系、把中國共產黨納入幾千年的儒家道統、將「中國道路」樹立為可與「自由民主」相抗衡現代化範例、打破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世界體系。

甘陽的「通三統」，看似一種公羊學概念的當代濫用，實際上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能量開掘計劃：民族自尊心、意識形態狂熱和私人慾望，他想一網打盡。

不管你是想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文化民族主義者，還是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和農民，或者是只想滿足一己私利的資產階級和小市民，你都有理由為這個系統奮鬥。

以往我們調侃說施密特派之所以吸引到那麼多有「天賦」的年輕人，是因為它許諾了一種古典知識精英統治的「貴族制」圖景，這大概不是全部事實。全部的事實是：多少人幻想過的「歷史重來」，不就是現在嗎？現在中國有一個比清王朝更有組織力的政治體制，有一個比1840年更友善的國際環境，現在中國重新遭遇西方會怎麼樣？說不準。但通過「去西方化」，模擬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氣」的心態去應對，而非「揮刀自宮」以求生存，這不是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時刻嗎？和這個相比，所謂的以市場經濟走向自由民主，讓中國變成某個西方國家的一個拷貝，又算得了什麼？

如此「宏偉遠大的目標」、「系統全面的構想」、「千載難逢的時機」，不投身其中，簡直天理難容。甘陽在重印的《古今中西之爭》裏，用大字體突出「天不負我輩，我輩安負天」，就是這個意思。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