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大河不是大河，是唱「紅歌」的70年代香港

龍應台2016年10月在香港大學演講。席間，作為觀眾的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稱他的啟蒙歌是《我的祖國》。龍應台問「這首歌怎麼唱」，周和台下多名聽眾立刻和應並合唱了第一段。該段錄影在網路上引起巨大迴響。在一片或理解、懷疑甚或聲討的聲音中，龍應台撰文回應：「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裏，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

在「本土」、 「港獨」激起激烈論辯的今天，網民看來給龍應台「打臉」的《我的祖國》，和周教授以及他學長們的「大河」，當然不一樣。但這首「紅色歌曲」，真的只是旋律優美，「大河只是大河」而已嗎？在四十年前的香港，在這個小小的英國殖民地上面，曾經泛起了什麼湧浪，讓《我的祖國》成為了他們的集體回憶？

「後六七」時代，香港學運的降生

在香港，七十年代被很多過來人稱為「火紅的年代」。這段歷史，始於「六七暴動」之後。

1966、67年，呼應著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亂」，香港愛國左派發動激進的暴力衝突，觸動了殖民地政府的神經。有關騷動細節暫不贅述，重要的是，「六七暴動」作為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使殖民地政府開始嘗試加強港人歸屬感。隨即而來的是每年一度的「香港節」歌舞昇平，組織青年舞會，讓年輕人發洩精力。但這種由上而下的生硬節慶，似乎得不到太多回應。

在七十年代前期，先是1973年股災，緊接著是之後兩三年，殖民地經濟受到石油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影響，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高企，直到1970年中後期，經濟才好轉。當時的香港社會，充斥嚴重的貪污、犯罪和街頭暴力。特別是在公共屋邨和基層社區，暴力頻發，人們對社會治安的信任感極低，儘管殖民地政府開始「做嘢」，例如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但市民在初期也對其缺乏興致。這是一個市民覺得疏離、冷感的香港十年。

在這樣的「後暴動」局面下，香港年輕人對殖民地政府沒有任何親近感，相反，他們向另一方向培養社會關注和歸屬。

六十年代末，身處香港社會金字塔頂尖的大學生精英，已經開始組織串聯，走進社會。早在1963，各大專院校學生就成立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最初是為大陸逃港難民建屋，探訪社區，或在颱風暴雨造成的破壞之後幫助重建。

六十年代後期，從1966年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蘇守忠自焚事件，到1967年五月風暴，整個社會陷入「恐左」情緒中。但與此同時，知識精英階層看見赤裸裸的社會不公。緊接著的世界學運潮流從歐美燃燒到亞洲，推動著香港大學生也積極參與校政改革和維護學生權益運動，例如1969年，學運聲援因為不滿校方對學生言論過分控制而對外投稿，最終被珠海學院開除的大學生2。又如1970年大學撥款委員會大幅削減中大四年發展計劃的財政預算，引發大罷課。之後，浸會學院和中大等院校加學費，均引發學生聲勢浩大的示威抗議。

從1968年開始，學界醞釀爭取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運動，到1970年九月，港大學生會舉辦公開論壇，其後學界推行萬人簽名運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張貼標語，派發傳單，印製運動恤衫宣傳，此運動輾轉持續兩年多，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支持，促使政府在1970年成立委員會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

各院校學生大團結，加上中文運動的洗禮，令緊接下來的保釣運動成為學運生態轉化的催化劑。如果說中文運動是七十年代香港大學生對於家國認同的萌芽，那麼接下來的保釣運動，則引入了「火紅」的主旋律。

1971年，美國在歸還沖繩給日本之後，欲將釣魚台列島嶼也一併劃歸日本。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發動保釣反美示威，迅速蔓延到香港，「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保釣會）旋即成立，學聯也緊跟其後成立保釣行動組。從2月到4月，一連串示威活動在香港街頭發生，不少學生參與其中，甚至因為運動，幾乎沒有回過學校。在連場集會、靜坐、遊行和高唱的《釣魚台戰歌》中，警方多次鎮壓，多人被捕。7月7日各保釣組織近萬人在維多利亞公園的「游擊式集會」，最終遭到防暴警察鎮壓，進一步激發怒氣和抗爭力量。學聯在1971年7月8日發出號外聲明 ：「釣魚台列島是中國神聖領土，絕無疑問。我們身為中國人，堅持保衛國土完整的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9月18日，保釣會在維園舉行示威，在該次集會上，保釣會連同各大學生組織提出「全世界中國人民團結」，呼籲「全港同胞保衛國土」，要求中國先得到統一才能真正最終保衛釣魚台 ：「不論何黨何派，都應站在一條共同的戰線之上，打倒侵略者再說！」。從這階段開始，香港學生運動的焦點，逐漸由保釣運動轉到更大公約數的「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

「認中關社」：文革之火點燃祖國想象

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是一隻「無形的手」，影響著香港學運的發展。緊接著保釣運動的高峰期的，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尼克森）訪華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年10月取代台北的中華民國，重奪聯合國席位，國際聲望大大提高。香港大學生已經醞釀成熟的「中國情感」終於找到寄託。

七十年代的中國，正在經歷政治上最激進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狠斗私字一閃念」，群情洶湧，宣傳機器開足馬力所向披靡，給予這個在中國南方的小小英國殖民地一線可觸及的集體主義式光明。所謂祖國風物，對香港人來說不算陌生。在五十年代始變得不斷鞏固的基層左派機構，已經滲透社會方方面面，形成一個影子社會。如長城、鳳凰、新聯等左派電影公司，在邵氏和嘉禾兩大公司競爭下保持一股理想的清流。《大公報》、《文匯報》等左派報紙是文字工作陣地。而對於活在那個年代的理想青年來說，《紅岩》和《林海雪原》等戰爭、革命題材小說，都曾是枕邊讀物。用乒乓球開啟中美關係破冰之旅的中國乒乓球隊應邀訪港，在灣仔修頓球場獻技，瘋魔全港，觀眾一板一下喝彩聲，年輕時的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是多少青少年的偶像。

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之後，1971年1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組織了首次「回國觀光團」。是次團員二十多名，從廣州到北京，沿途有各省市官員接待。文革中的中國，給這些作為外賓的香港學生留下了很好印象：「這些首長都沒有官架子，接待我們都非常熱情，有些更削好了梨子，拿了一大把糖果，跑到我們跟前派，最令人舒服」。觀光團「欣賞祖國河山」、參觀工廠、拜訪中小學（看「紅小兵」演出）、觀看革命樣板劇（《沙家浜》、《紅色娘子軍》等等），也同時學習了許多「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的歌曲。這次引發熱議的《我的祖國》，就是其中之一。

在旅行中，當然少不了隨團的大陸「同志」為香港學生介紹國家建設成就。而令香港大學生最為印象深刻的，是文革中的中國大陸與自己熟悉的殖民地那截然不同的社會觀感。他們認為：「國內的人和香港的人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他們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們要把自己的心、力奉獻出來，為人民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

對這樣一群被殖民的，歷經了中文運動和保釣運動的洗禮的青年，這種景象激發了他們心中的熱血澎湃，對深圳河對岸的那個「祖國」產生無限憧憬。神秘的社會主義理想彷彿在那片土地上實現：淳樸、集體主義、互助、積極向上，一切美好的名詞都在實踐著馬列毛理論，給予這群遭到殖民體制壓制的理想青年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旅行團的團長馮紹波回港之後撰文《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刊登在1972年1月16日的《學苑》上，文中寫到：「……新中國的狀況就得要在眼前湧現，只覺得很高興很高興。拋下了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變欣然踏上旅程。我們跑過了八個城市，穿過十個省，跨過黃河長江，渡過了廿九天愉快的旅程……在國內逗留日子久了，對各方面的建設、發展加深了了解，才體會到『偉大』二字並非是虛的。」該團學生回港之後舉辦匯報會，港大陸佑堂座無虛席。及後各大專院校相繼成立國事學會，校園中的「國粹派」應運而生。

1973年暑假期間，第一屆中國週盛大舉行，為期五日，參觀的大中學生及社會人士超過一萬名。中國週打破了很多學生對中國抱有的神秘感和恐懼，並且挑動了人們對祖國的憧憬和激情。這一活動，之後連續舉辦了五屆，每屆都有數萬人次參觀。順應著潮流，1974年學聯第十六屆週年大會確立「放眼世界，認識祖國，改革社會」 的學運方向，並且在統一中國問題上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和「香港獨立」，強烈反對「任何國家對我國的主權干預和領土侵略」。

「都是中國人」之下的派系對壘

誠然，70年代的香港，大學生群體中存在不同派別，特別是在於「如何看待中國」的議題上。前文提到的「國粹派」強調配合中國政策，以中國利益為大前提，維持香港現狀，並認同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而相對地，較重視香港本地社會改革的「社會派」則重視改革香港社會，並認為這與中國的利益和社會主義原則並不一定相違背。他們同時對中國是否正在實行社會主義有懷疑。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國粹派還是社會派，他們均信奉馬列社會主義的理想，認為香港社會存在不合理的制度，也認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必然回歸中國。在1974年港大學生會改選中勝出的「社會派」麥海華就撰文：「中國是我們的祖國，正如母親之於我們有著親切的感情」。同時，麥氏也毫不諱言「中國的存在及發展，是我們認識的對象。我們要對她深入了解，舉出事實，駁斥謊言，這才是正確的態度，科學的方法。」

1973年8月，前總警司葛柏潛逃回英。學聯發起聯署抗議並發起一連串辯論，要求港府 「反貪污捉葛柏」。在運動中，因為學生內部對香港前途及中國狀況意見不一，團體內部和團體之間出現分歧。一邊廂，國粹派認為反殖健兒運動失焦，指出「反殖的最終的最終目的，不外是使殖民地人民能夠擺除外國人的剝削、壓迫，重回中國懷抱」。另一邊廂，社會派認為國粹派眼界過度狹窄，「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坐待解放」。

經歷過1974-1976學生會改選的人，都難忘那種敵我分明的對壘。國粹派雖然未算得上全面壟斷學界，但組織人數和行動規模是聲勢最浩大的。

1974年十一月的港大學生會改選，提出兼容並包並和提倡社會改革的麥海華內閣，意外地大比數勝過國粹派，間接地反映了國粹派的支持開始減少。國粹派也從一開始的「認識祖國」漸漸發展成「批林批孔，批蘇修批鄧批右傾翻案」，他們在大學校園的文娛活動，不是唱《黃河頌》，就是唱《南泥灣》。

1976年周恩來逝世，對文革感到厭煩的北京市民在天安門悼念周恩來，批判江青，史稱「四五事件」。這次事件被中央政治局定義為「反革命」，予以驅散。其後鄧小平被再次打倒，華國鋒被任命為副總理。消息傳來，香港的社會派學生在學聯動議譴責中共中央違憲越權任命總理。但當時由國粹派主導的學聯，經過十多個小時辯論，最後否決該提議，反而通過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動議，跟隨中央譴責鄧小平。這年9月，毛澤東逝世，「江河奔騰飽含淚水，羣山欺負凝聚哀思。」，國粹派主導的愛國運動，由此推至最高峰。

歷史的不經意，與七十年代的遺產

毛澤東逝世之後，旋即而來的抓捕「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峰迴路轉，江山變了模樣。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難以自圓其說，士氣大挫。更意想不到的是，正當國粹派讚揚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安排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時候，鄧小平「復出」，在政經政策上急轉彎，拋去激進的理想主義，改姓實務改革，國粹派更找不到定位，在飄搖中，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從回國觀光團到文革結束，短短的幾年之間，中國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急速起落，香港學運版圖也跟著大震動。在之後的幾年的學運中，當年的派系壁壘分明已不復見。當然，這並不代表對中國的關注從此消失，中國週和中國專題仍在進行，1978年釣魚台再起風波，也引來學生的討論和抗議。作為家國認同萌芽標誌的中文運動，在1979年再次成為關注。學界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督促政府進一步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並推進母語教學。

在龍應台講座上發言的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教授，是1984年的港大畢業生，按此推算，他應是1979年入學。也許周教授經歷了第二次「中運」？而周教授口中說的，教他《我的祖國》的「學長」又是誰呢？「學長」是不是有過特別的經歷呢？筆者無從考究。但如無意外，那些「學長」正正就是走過這短暫但火紅的七零年代的大學生，那段歷史，被時間洗刷過後可能有點褪色，拿到今天的香港甚至有點「不識時務」，但其重量仍在，大河流過無痕，卻也孕育了生命。

八十年代開始，港人搭上經濟轉型的升空火箭，中產階級漸趨成熟，殖民地政府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大量興建的公共房屋和新市鎮建設，大為改善普羅大眾的生活。香港流行文化風靡全亞洲，影響全球華人圈，這是「輝煌」的八十年代。反觀當年香港大學生曾經憧憬的祖國，由集體主義轉向改革開放，吸引港人回國投資做同胞們的老闆。「祖國」在港人面前成為「文革之後百廢待興」的內地。再往後，中英談判與六四槍聲掀起港人移民潮，九七的煙花綻放後，反而是許多唏噓與惆悵，而之後的自由行與CEPA，讓這個小島應接不暇。歷史巨輪已在不知不覺間將當年的胸懷祖國捲入回收箱，而一首《我的祖國》，似乎在不經意間輕按了「恢復」鍵。

延伸閱讀：

遠東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1982，《學運春秋 – 香港學生運動》，遠東評論社。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1983，《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廣角鏡出版社。

呂大樂，2012，《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

（王潔瑩，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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