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楚：不再是北韓核問題，而是半島戰爭危機

2017年9月3日，北韓進行了第六次核試爆，標誌着北韓核問題已越過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成為當代最現實的危機。另一方面，在第六次核試爆前後，北韓不顧國際制裁與全球意願，連續進行了各型號彈道導彈的試驗。核試和導彈試驗兩相疊加，除表明北韓追求核武及戰略威懾─打擊能力無可懷疑的決心外，更顯示了其作為遠東新崛起的事實擁核國家，所具備的實質軍事能力。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政策互動及最新發展，已使北韓核問題演變為半島戰爭與和平問題。

眾所周知，北韓核危機的主軸一直被中國學界和媒體有意地描述為美朝對抗關係的表現，而美國在解決與塑造北韓核問題上，亦的確佔有極為優先的位置。特朗普（川普）政府上台後，美國對北韓核問題的明確態度是：絕不允許北韓擁有威脅和打擊美國的戰略武器。美國以此劃下紅線，並展開行動，推動和加強國際制裁，以至軍事戰爭威脅。美國對目前形勢下的談判不感興趣，公開表示已失去「戰略耐心」。

在北韓第六次核試爆前，特朗普表示針對北韓的軍事挑釁，美國將以前所未有的「火與怒」（fire and fury）回擊；北韓則高調宣示，其導彈射程覆蓋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要海空基地關島。在剛過去的本年度聯合國大會上，特朗普以謾罵的語言稱呼金正恩為「火箭人」（rocket man），稱其正在玩火自焚，並再次高調表示，如果不得不採取反擊，美國將徹底「摧毀北韓」；北韓隨即破天荒第一次發表領導人金正恩的電視講話，除反脣相譏地稱特朗普為「精神錯亂的美國老糊塗」（mentally deranged U.S. dotard），更針鋒相對地表示將使美國為這番侮辱和狂言付出代價。

這番罵戰本不出人意表，問題在於，這種極類似1991年波斯灣戰爭開戰前美國與伊拉克語言「戰爭」的情勢，顯示出幾大實質問題：一、北韓核問題「制裁─升級」的循環國際政策，對控制局勢毫無作用；二、目前北韓核問題已不是一般的去核問題，而是直接威脅半島和平及區域和戰大局的全球安全事務；三、此前北韓核問題的多邊與雙邊對話和溝通管道已失效，現時並無任何有效的博弈平台；四、美朝對峙已由一般的政策衝突，演變為兩個擁核實體之間「古巴導彈危機式」的「眨眼遊戲」。

簡言之，北韓核危機已經實質轉化為現實的半島戰爭危機，是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全球新一場的核戰爭危機。而包括美國在內的相關國家，無論政府、學界，還是公眾，對這種空前毀滅性的戰爭危機仍然注意不足；政府政策、媒體報導和學界思考，乃至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措施，主要焦點依然在如何延緩和控制北韓核武及導彈科技發展，而不是將遏制核戰危機作為第一優先。這是極其誤導和危險的。

歷史的經驗反覆表明，沒有對事件性質最新演變的準確認識，將不會有切實有效的政策修訂，而局勢則將在錯誤的政策互動和無所作為中，一路上升到後果不堪設想的戰爭。

局勢最大變數──北韓

打破國際軍事對峙緊張情勢的主要動力，往往是其中一方的主動政策。以朝核和半島局勢而言，可能導致局勢走向臨界點，乃至爆炸性局面的，主要是北韓的主動行動。可以說，造成今日局勢的主動者均是北韓，而時至今日，北韓發展核武與導彈科技的決心已再無疑問，其對抗國際規制的意志也已毋庸置疑。

美國已再三聲明，沒有對北韓主動發動戰爭的政策目標，並在最近通過國務卿蒂勒森的發言，伸出不追求顛覆北韓政權與願意談判的橄欖枝。即使在引起舉世譁然的聯大講話中，特朗普在宣言要「摧毀北韓」時，也特意加上「假如美國不得不保衞自己與盟友」的前提，並且最後落腳在「試看北韓如何」。關於美國對北韓發動打擊行動在國際政治與軍事作戰上的困難，已屢有論列，均切實成理。然而，關於北韓行為，我們必須注意到北韓決策背後自身的環境與特點。

人所共知，北韓歷來是不按所謂牌理出牌的。但就歷史實證而言，並無一種事後看來完全「按理」的決策，否則薩達姆將不會入侵科威特，甚至希特勒也未必會發動世界大戰。北韓長期面對的國際孤立及自身的內部特殊情況，是理解和預測其決策的關鍵。在目前形勢下，北韓並不信任美方的所謂「談判」善意，也不信任多邊的國際機制；從連續成功的導彈試驗及核試爆結果看來，北韓領導者更可能為自己的核武與導彈發展決心而驕傲，決意利用事實擁核及相當的中程彈道導彈打擊能力，迫使美國與國際社會承認其擁核地位，徹底打破國際制裁體制，提出終極經濟要價，一勞永逸地解決體制安全，乃至發展問題。

同時，已有論者指出，金正恩加速發展核武與導彈科技，是北韓先軍政治體制內部統帥權建構鞏固的需求表現；而考慮到北韓社會與經濟的內部困難（這種困難雖然外界無法精確評估，但因制裁而極大惡化，是無疑的），領導者更需要通過創建標誌性的國家威力，及建立對外的軍事威信。這不僅是政治與心理性質的，也是現實經濟和產業性的，二者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以及一國繫於一身的體制特點，無疑是促使北韓領導人悍然冒更大風險的制度與社會基礎。

質言之，北韓具有充分的內部需要和動機，進一步在核試和導彈試射方面採取主動政策。目前最值得關注的動向，也是全球大國發展核導科技的常見步驟，就是北韓已經通過其外長李勇浩揚言的「兩彈結合核空爆試驗」。2017年9月15日，北韓試射的第二枚洲際導彈，全程飛行約3000公里，已具備覆蓋日本和南韓全境，以及阿拉斯加和關島的能力。目前最大的危險，也可能性極高的是，在不可示弱的「眨眼遊戲」中，北韓完全可能實施兩彈結合，向太平洋海區試射載運核武彈頭的洲際導彈，展示和從技術上徹底完善戰略威懾與打擊能力。

一旦上述事態發生，則幾乎可以斷言，美國將不可避免作出軍事反應，屆時衝突局勢便將立即轉向不可控制的全面衝突，乃至核衝突發展。美國截至目前的軍事準備，也可以說是按照這種劇本進行的。

所以，絕不可以僅僅從此前朝核博弈的僵化視角，觀察和前瞻現時的半島局勢。

不可忽視特朗普的軍事準備與決心

美國是北韓核危機的主要當事國，其對北韓作戰的特殊困難眾所周知，主要在國際政治和軍事作戰兩個方面。

就政治而言，包括日韓等盟國不會支持，而因為涉核，北約歐洲盟國也不會支持；至於中俄，則情況更為嚴峻，一旦開戰，中俄目前對制裁的有限支持政策，很可能面臨不可預測的轉變。就軍事言，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行動尚未結束，北約歐洲防區危機隱隱，因此美國面臨兵力不足問題。更嚴重的是，美國雖在日韓與阿拉斯加等西太地區駐有兵力，但像全球各國軍隊一樣，美軍並沒有在核武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環境下作戰的實際經驗。同時，無論印度和巴基斯坦，乃至以色列，各國也未有對事實擁核國家採取過軍事打擊行動的先例。與擁核國開戰所包含的軍事風險和變數，是美國不可能事先完全設想的。此外，總統特朗普以個性奇特著稱，美國的內部決策與政策指導體制對其行為也有極大的約束力。

鑑於上述，美國並未把軍事反應作為北韓核問題的優先選項。然而，絕不應忽略的是，北韓行為的冒險性和不可預測性，令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對事態發展無所作為。儘管戰爭決策的困難巨大，但我們仍需留意美國對所謂必要時的行動所做的紮實軍事準備。

自奧巴馬（歐巴馬）第二任期起，美國實現了向亞太地區的單重心戰略轉型，並圍繞新作戰想定和新軍事革命兵器，加速發展了優勢的海空新戰法。除升級關島的海空系統作戰整備之外，美國新一代的主要海空作戰優勢裝備，包括F-22「猛禽」和F-35「閃電II」戰機，都已投入過地區作戰的訓練，並經常從本土或阿拉斯加到日本輪駐輪訓。美國在關島駐紮包括B-1B「槍騎兵」和B-2「幽靈」戰略轟炸機，在日本亦有一艘常駐航母。而自2016年秋起，原任務區位處於太平洋日期變更線東側的第三艦隊，已受命執行西太任務。近年，美軍加快了在南韓部署反導系統的動作，美軍駐韓部隊亦增加了針對性訓練。2013年以來，美韓聯演均突出特種作戰和核生化條件下的作戰環境。美軍不僅在裝備上處於代差的優勢，在戰法上的優勢更是不可以道里計。

就在聯大罵戰聲中，美國派出B-1B戰略轟炸機，在F-15C戰機護航下，第一次前出到非軍事區的最北端巡邏，事後美軍明言是顯示決心和能力的行動。這是來自美國方面惡化局勢的舉措──美軍進行這樣的冒險行動，必定來自最高決策與作戰計劃的需要，而不會是偶然的單獨舉動。

特朗普上任不足一年，觀察其在伊敘打擊IS的政策，以及違背競選承諾增兵阿富汗，可見他的軍事決策意志是堅強的。美國已劃下不能允許北韓擁有打擊美國能力的紅線，而朝方在此點上可謂針鋒相對，雙方的政策意志並無調和的餘地。特朗普政府支持中國外交斡旋，本包含最後外交努力的深層意味，美軍參聯會主席鄧普西訪華及東亞，近期特朗普加緊了美日韓首腦對話，這些都明顯有戰前外交與軍事協調的色彩。

尤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於以往，美國現任國防部長馬蒂斯是強硬派職業軍人出身。他曾長期負責國防情報部門，外人難以了解的是，在情報作業方面，美最高決策當局是否認為目前為打擊北韓的最後窗口期，而拖延將導致北韓具備真正的戰略性威懾、打擊和反擊能力。

正如軍事史上沒有一場戰爭是必然會發生的，同理，也沒有一場戰爭是一定不會發生的。當對峙形成，決定戰爭與和平的，是雙方決策者的政策及其對局勢的推演。在當前的半島局勢而言，雙方均日益顯示升高的意志和決心，而又毫無斡旋與溝通的管道，且無威力與信用足夠的仲裁者，發生戰略誤判和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是空前的。

總之，忽略特朗普與美國的軍事準備和決心，將是不可挽回的現實判斷錯誤，也將因此失去及時採取政策主動，介入管控危機，從而遏制和消除戰爭風險的歷史良機。這也許是最後的機會。

中國應及時採取外交主動管控危機

考慮到朝鮮半島如果發生戰爭，則很可能是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背景下的全面衝突，無論在地緣、國際政治、環境，乃至內部進程方面，其風險與系列影響均為中國不能承受之重。而現實的北韓核危機已經演變為急速趨向臨界點的半島危機，因此，出於切身利害，中國絕不應停留於一般的外交呼籲，而應運用自身軟硬國際實力資源，超越既有政策框架，更新政策思維和作為，採取外交主動，為緩解、控制和遏制危機升級採取行動。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朝核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一直以半島無核化為政策目標，但近年中國最高領導人屢屢明言不許半島「生戰生亂」，這表明中國決策者已意識到北韓核危機性質的轉化。但隨着危機升級，人們看到的是，中國在危機管控方面的作為反更加模糊曖昧。這是中國對北韓核問題連續政策的實際處境所引起的。中國雖一貫標榜無核化和外交解決，但實際的相關政策受四個基本目標及其差異矛盾牽制，那就是：無核化、半島和平、維護對美關係大局，與保持對北韓特殊經貿與外交關係。

在北韓第六次核試爆後，無核化目標明顯已經空心化，而其他三個目標的需要則更實在而突出。因此，中國願意將有關問題籠統地描述為美朝之間的問題。支持制裁是出於維護中美關係大局需要，而保持對北韓能源及糧食供應，則是保持中朝關係需要，而在這一切之上，又要保持半島現狀，絕對不願意看到半島戰爭爆發，因此使自身陷入最為被動的局面。在傳統微妙的多目標動態平衡政策指導方式下，面對日益失控的半島局勢，中國手段已日漸捉襟見肘。

中國要更新政策思維和作為，首先必須明確認識到，歷來對北韓的國際制裁政策及對話機制已經失去影響局勢的效能，以新的思維重建有關對話機制和平台，已是亟需的首要任務。

中國應重新任命級別足夠高的朝核─半島問題「特命全權使節」，展開外交斡旋，推動新的對話。這種對話對象首先是中美之間的，然後也可以是中俄朝三方的，或中朝之間的，在形式上可以是政府間的，也可以是二軌道或半官方的；考慮到目前半島危機的核性質，也可以是包括歐洲主要大國和《北韓停戰協定》監督國的。在官方談判不可能的情況下，學者與二軌道、一軌半的對話尤其必要。

總之，中國完全不必拘泥於「六方會談」等過去的框架。超越過去框架的低層級對話具有即時的現實性，也可能在極大程度上避免誤判，促進溝通，為未來可能的外交談判準備適當的氛圍。更重要的是，通過更廣泛的國際範圍對話，可以促使全球對半島戰爭危機做出反應，從而遏制已硝煙裊裊的戰爭風險。

中美在朝核與半島問題上的政策目標是非對稱的。美國的紅線是北韓的核武與導彈能力，而中國最迫切的目標是制止戰爭。因此，隨着局勢發展，中美本身在有關問題上加強對話，則非常必要。中國支持制裁，但不可能因制裁而導致中朝反目，使有關問題變成中朝對抗，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參與國際制裁行動的限度所在。

在當代全球主要大國中，只有中國擁有實際經驗與事實擁核國家接壤和相處，中國應在北韓核問題上顯示更加清晰的現實主義立場，並進行切實的軍事準備。簡言之，如半島發生戰爭，中國將採取怎樣的全局政策轉變，甚至軍事對策，這些都應使有關國家，特別是美國和北韓充分了解。

大國的重大政治與安全目標，只有通過明確的意志顯示和務實的政策作為，才能得到有效保證，呼籲和奉勸本身是不可能實現任何政策目標的，而只會在局勢惡化時使自身的地位日益無足輕重。

（趙楚，中國軍事戰略問題學者，原《國際展望》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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