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我在辛亥革命紀念館，看到「犯我中華者 雖遠必誅」的留言

2017年，武漢。

有了高鐵，在中國的城市之間穿梭要比從前容易得多。從長沙上車，只要一個多小時便到達武漢。武漢過去有「九省通衢」的稱譽，意謂地處交通要道，在中國無論是南北或東西交通都要經過此地。高鐵時代的來臨，則把它作為中國中部城市的位置變成巨大的優勢。高鐵最有競爭力的距離是半徑大約四小時車程，因為多於四小時的話飛機就會佔優。而從武漢出發，無論向北去北京，向東去上海，還是向南到廣州和深圳，車程也剛好是四小時。這個地理優勢並不是今天才看到的，早在孫中山寫《建國方略》時，就提到要把武漢建設成「鐵路系統中心」，只是落實的時間晚了差不多一百年。

高鐵的開通剛剛好碰上「中部崛起」，讓武漢得以大幅發展。武漢曾經是中國的頭等摩登大都會，從張之洞的新政開始便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心，堪稱「東方芝加哥」。不過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好像都忽視了這個地方──一開始要讓沿海省分先富起來，之後又搞西部大開發和東北老工業省分振興，偏偏就輪不到被稱為「政策窪地」的中部省分，也是這樣武漢才被北上廣深所趕過。這次來到武漢，剛好趕上此城要重新振翼高飛的時候。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領跑者

要追憶武漢的輝煌過去，最好由漢口租界開始說起。出行前我努力回想小時候地理教科書的解說：武漢本來是三個地方，武昌在長江的南面，北面則是漢口和漢陽，由漢水所分隔。武昌是原來漢人的城邑，對面的漢口則是洋人居住的地方。

我在武漢渡江，漢口下船，見到的第一座建築物就是江漢關大樓。現存的江漢關是1924年建成的，主樓高四層，上面再有一層鐘樓，建築為文藝復興樣式，正門的八條圓柱很有氣勢。江漢關顧名思義，就是長江之上漢口的海關。香港開埠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和隨後的《南京條約》，而漢口開埠則來自第二次鴉片戰爭當中的《天津條約》。當時英國希望在長江流域通商，遂要求在鎮江、九江和漢口設立口岸，漢口自此便走進中國現代化的前列，為武漢「敢為天下先」的地位奠下基礎。

今天的江漢關已改建為一座介紹武漢歷史，特別是租界時期歷史的博物館。自1861年起，從江漢關的位置往長江下游的方向算，分別建立了英、俄、法、德和日租界。博物館的介紹，基本上離不開帝國主義欺壓華人的主旋律，把外國勢力的進入稱之為「掠奪經濟財富，進行文化滲透」，使武漢變成「西方列強傾銷鴉片的場所和控制華中腹地的中心據點」。

我不否定帝國主義本身的侵略性，但這種視角無疑會忽視這些外國勢力對武漢發展帶來的貢獻。我明白這個視角對於當今以「偉大民族復興」作為認受基礎的中共來說有其必要，正如在同一視角之下香港人「一直以來都飽受英殖民主義者欺壓，無不熱切期待回到祖國的懷抱」，誰不同意就是中毒太深的英奴走狗，儘管對香港社會發展有點研究的人，都會知道這說法是匪夷所思的。撇開那些基於政治需要的解說詞，這個博物館還是十分值得一看的。它復原了從前的辦公櫃枱，而且每張辦公桌上的擺設都有詳細介紹。

江漢關有鐘樓，大樓頂層專門介紹了所用的時鐘及其歷史。報時敲出的「西敏寺旋律」，是國際通行的報時音樂，也是從前中環天星碼頭鐘樓的鐘聲。和天星碼頭一樣，江漢關也曾經被一些不尊重歷史者損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鐘聲曾被改為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到了1987年才改回用「西敏寺旋律」。近年有網友提議重用《東方紅》，還好武漢當局沒有香港政府那麼傻，抵受得起當殖民餘孽的指控，堅持江漢關既然是西式建築，就應該繼續敲「西敏寺旋律」。

從江漢關出來沿着沿江大道一直走，可以見到大量租界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建築，相對於上海的十里洋場來說一點也不失禮。當中最為雄偉的，要算花旗銀行大樓和匯豐銀行大樓，都是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有花崗岩的牆基和圓柱列，以及線條豐富的屋簷結構。當地政府近年把歷史建築較多的黎黃陂路重修為步行街，兩旁開設了不少咖啡館、書店和精品店，算是古蹟活化。這個地方真的要跟一個建築師來才行，那些YMCA舊址、俄租界巡捕房舊址，還有眾多不知名但一看就知明顯是很有歷史價值的建築，都要有專家解說才能看清其特色。

江漢關博物館把外國人在武漢開設教堂視為西方文化入侵的證據，這說法固然是過度簡化，卻引起了我對武漢教堂的興趣。畢竟在宗教自由有限的中國大陸，保留了這麼多有歷史價值的教堂，總得參觀一下。

我跨過長江回到武昌，去了一個名為曇華林的歷史街區。這個地方離開黃鶴樓不到一公里，走十分鐘左右便能到達。曇華林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文青街區」，就是一條布滿年輕人開設的咖啡館，以及各式手作紀念品和其他文化產品的歷史街區。在這兒閒逛，感覺有點像還未出名之前的北京南鑼鼓巷。今天南鑼鼓巷的遊客人數已經比香港的西洋菜街還要多，賣的都是一式一樣的紀念品，一點也不寫意。現在曇華林的路口正在建地鐵站，還望日後不會變成南鑼鼓巷那樣子。

說回教堂。我在曇華林看了兩座教堂。第一座是在曇華林中心地帶的嘉諾撒仁愛修女會禮拜堂，名字對我這個香港人來說特別親切，因為香港有六所中學都是嘉諾撒修會開辦的。教堂只有一層高，樣子讓我想起香港無綫電視拍民初街外景的小教堂，說明曾幾何時無綫道具部做事還是蠻認真的。教堂大門緊閉，好像很久沒有開放的樣子，旁邊還有很醜陋的塗鴉。門外有一幅石牌說明歷史：建於1888年，1948年宗教活動終止。這句話寫得很含蓄，雖然大家都知道1949年的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在曇華林的西則還有另一所教堂，名為武漢崇真堂，也是單層建築，建於1864年，是當地現存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和嘉諾撒禮拜堂不一樣，崇真堂的門是打開的，門口的石牌說明這個地方現在是個「三自學習中心」，隱含了服從中國政府領導和受國家宗教事務局監管的意思。我翻查了一點歷史，崇真堂在1958年被併入漢陽的另一個教會，原址改為紙廠倉庫，要到2000年才恢復禮拜。

武漢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領跑者，但這角色是否在1949年就結束了？共產黨來了，一個國際大都會就此終結，這過程並非只是武漢獨有。黑龍江的哈爾濱曾被譽為東方巴黎，有遠東最大的東正教聖索菲亞教堂，俄國人口有15萬。哈爾濱又有猶太教的新會堂，1920年時猶太僑民有兩萬多人。現在還有誰會把哈爾濱稱之為國際大都會呢？

被冷落的張之洞

從漢口開埠到共產黨執政，武漢一直都是中國眾多政治事件發生的地點。無論是晚清、民國還是共產革命，武漢都曾經是重心。租界把西方世界最新鮮的事物都帶來了武漢，如是者武漢也成為了中國回應西方挑戰、嘗試急起直追的地方。

第一個相關人物，是在1889年就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今天的武漢有張之洞路，是武昌其中一條主要幹道。但是要在武漢看這位洋務派骨幹人物的事蹟，卻一點不易。說張之洞和武漢的關係，不得不提漢陽鐵廠。於是我便走上開往漢陽的巴士，試圖在漢陽鐵廠的遺址尋找他的足跡。

漢陽鐵廠建於1891年，1894年投產，比日本的第一代鋼鐵廠還要早。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年鋼產已達七萬噸，佔全國九成。張之洞又在鐵廠附近建造了兵工廠，生產的漢陽八八式步槍稱之為「漢陽造」，是清末民初中國最有代表性的輕武器之一。辛亥革命中起義的湖北新軍，所配置的就是「漢陽造」。到了共產黨執政後，漢陽鐵廠變成了武漢鋼鐵廠，生產地點搬到武昌的東邊，現在已變成了股份公司，漢陽的原址只留下很少的部分。

雖然原來的漢陽鐵廠已不復見，但這地方既然是中國自強維新的起點，總得去看一下。我在網上查了很久，發現有一所「張之洞及漢陽鐵廠博物館」，就在漢陽鐵廠的原址附近，本來十分高興。但當我嘗試尋找它的確實位置時，卻發現這地方像謎一樣。第一個找到的地址，是在廠房區面向主幹道一座十分俗氣的彷歐式建築當中，地面是中國建設銀行的分行，旁邊有一道小門，上二樓才是博物館。再找一下，又說這個地方已經不存在了，已搬到附近一個社區的圖書館裏去。另一篇新聞卻說已經遷回廠房區，卻沒有說明地址。再查一下，原來已經有一個新的「張之洞與近代工業博物館」在附近建成了，設計師是丹尼爾．里伯斯金，紐約新世貿中心總規劃圖的設計者；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中心大樓也是出自他的手筆，是世界一流的建築師。但到我再去搜這個名字的時候，又說新館的建築結構在2014年建好後，便因為項目超資而停工了。

在今天的中國，只要是受重視的項目，無論有什麼困難也一定會被建成，出現停工三年的情況，只證明了它在政治上沒有被放到最前列的位置。我不管那麼多了，就讓巴士把我帶到附近，自己探個究竟。我走到「漢陽鐵廠」的牌樓面前，不遠處看到耀眼的新館建築，看起來像一艘浮在半空的船。建築附近看到有工人趕工，原來市政府終於和武鋼集團等相關方達成協議復工，預計9月開館，我來早了。至於網上新聞說博物館回遷到廠房區也是事實，他們找了個地方暫時安放文物，可惜我到達當日沒有開放，也沒有任何告示說明何時開放。我回頭走到門口，看見一座張之洞的石像被隨意放在停車場的一角。我寄望到了新館建成時，這石像會被好好安放。

我這麼着緊今天的武漢有沒有好好記住張之洞，是因為他一輩子也在回答一條很重要的問題：中國應如何與世界接軌。而這條問題，在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一點不老。他的經歷和掙扎，有太多地方仍然值得我們思考。例如他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放在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在處理全球和本土的碰撞時，要講「全球在地化」。這條問題在他的時代就已爭議不斷，而在往後的每一個時期，中國社會都嘗試過各式各樣的回答，但我又不敢說哪一個答案比較好。要主動地「全盤西化」嗎？民國時期的魯迅就說過要廢除漢字。中共搞簡體字，後面又有漢字拼音化的背景，還好沒有弄成完全的pinyinhua，但在「破四舊」之下搗毀神佛塑像和挖墳燒書的破壞倒是數之不盡。反過來說，要「警剔西方滲入的和平演變」嗎？現在的輿論倒是處處講求中國自信，不相信有普世價值，還要防範外國非政府組織在民間社會的活動。

說回漢陽鐵廠本身，也是中國現代化失誤的樣版。張之洞很懂得做官，卻不懂得辦實業，以致一開始就犯下幾個重大錯誤：煉鋼的原材料是煤和鐵，但漢陽鐵廠的選址卻離開礦場很遠，運輸廢時耗力；煉鋼的方法本身要和原材料的性質符合，張之洞卻隨便說了一句「中國之大，何處無煤鐵佳礦」算數，結果煉鋼爐和鐵砂性質不匹配，影響產品質量進而影響銷路，鐵廠成為朝廷撥款的無底洞，要靠盛宣懷接手改為官督商辦。漢陽鐵廠的錯誤看似無稽，但遠的不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各地的「拍腦袋工程」還少嗎？張之洞和漢陽鐵廠的歷史怎可被輕視，簡直應該組織全國各地領導前來學習才對。

帶着有點不甘心的情緒，我回到武昌尋找第二個和張之洞相關的地方：抱冰堂。這地方是張之洞的的生祠，建於1909年，位於蛇山南腰，今天成為首義公園的一部分。來到抱冰堂的前面，大門是打開的，不過門口卻被一張打開了的帆布床擋了一半，上面有個不知道該不該稱為保安員的大叔在睡覺。我繞過了帆布床走進去，發現這地方看起來應該最少有十年沒有維護過，放置的各個展覽擺設都十分陳舊。不是說沒什麼東西好看，展覽內容還是相當豐富的，只是相對於武漢其他官方辦的博物館來說，就明顯遜色了。

辛亥革命與中共史跡

武漢也有不少博物館是相當用心的。除了辛亥革命相關的史跡外，中共在武漢的各處史跡也被保存或重修為博物館。中共管治的認受不單來自今天的政權表現，也在於對其過去作史詩式的描述。要歌頌自己的歷史，自然要把各個革命史跡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比較這些都已被重點保護或復修的地點和漢陽鐵廠遺址，後者有如歷史孤兒。

客觀來說，武漢這段歷史對中共確實十分重要。回說民國初年軍閥割據，孫中山在廣州的陣腳也站不穩，在蘇聯的支持下實行聯俄容共的策略，中共也通過讓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史稱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後，中共在國民黨內部迅速發展，並隨北伐把黨部遷到武漢繼續發展。不久後，蔣介石發動清黨，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中共在危機下轉向發動武裝鬥爭，在湖南和江西各地起事，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系列事件，讓中共走向了農村革命和武裝革命的道路，也提升了毛澤東在中共的地位。

在武漢的眾多中共史跡當中，首推八七會議會址。這地方在租界區的一座西式建築當中，不過推薦這地方和建築外觀無關。相反，真正的會址只是建築物內二樓一間應該不到三百平方呎的房間，放了大約十櫈，沒有任何布置可言，看起來有點淒涼。事實也是這樣。當時共產黨人面對國民黨的清黨，正處生死存亡的緊急關口，中共中央就在這兒秘密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共產黨要往何處去。在這焦頭爛額的時候，他們選擇豁出去，走農村土地改革和武裝鬥爭的路線。當時只是剛當選候補中央委員的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房間說出「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名言。之後的就是歷史了。

說到毛澤東，武漢和他相關的重要史跡有兩處。第一個是武漢農講所，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的內容，是革命理論和組織農民的方法。武漢農講所只辦了一期便因清黨而告終，但是這個地方今天還是保留下來，相信和它當年由毛澤東主持不無關係，儘管當時的毛在中共談不上是領導人物。

第二個和毛澤東相關的史跡，是毛澤東和楊開慧在武漢的故居。毛澤東先後有四位妻子，楊開慧是第二任。楊開慧的父親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安排了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她與毛由此認識。武漢是她和毛澤東最後一個一起生活的地方，之後毛澤東組織武裝鬥爭，她攜帶兒子回家鄉躲避，後來被國民革命軍所逮捕及處決，這時候毛澤東已經和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在井岡山結婚。這些故事在故居中都沒有提及，反而有個展覽館介紹毛澤東多次在長江游泳的事蹟。

在毛澤東故居的對面，是中共五大會址。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很奇怪的會議，當時清黨已經展開，但是黨大會卻沒有為中共以後怎麼辦提供明確的回答。如此失誤，今天拿來作為歌頌中共歷史的場景未免有點不合適。還好中共五大尚有另一個可供大書特書的歷史意義：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建立中共內部監督的機制。如是者，會址加插了主題展覽「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歷程展」，外面的公園也命名為「武昌廉政文化公園」。

展覽中令人唏噓的展品實在太多，例如展覽提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也就是1949年在西柏坡為迎接內戰勝利的那次黨大會，並列出當時的六項決定：「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以防止對個人歌功頌德的現象。」近的不說，只講北平解放後便立即放上去的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畫像，不就是「對個人歌功頌德」麼？

展覽在終結的部分列出近年因為政府反貪而落馬的領導人，包括周永康、劉志軍、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等，十多幅的黑白照片排滿整面牆。我終於忍不住拍了幾張照片放在網上。不用數分鐘，便迎來了第一位網友的留言：「權鬥輸家」。

中國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武昌的新軍在辛亥革命中打響革命第一槍，他們眼前的目標固然是要推翻滿清，但我想他們也不可能會支持讓另一個專制來取代滿清的專制。如果有時空門讓今天中央政府的那些「護法」走去和辛亥革命的義軍說，「中國還未準備好推行議會民主」，恐怕他們一定會反問「那你們這一百年來做了些什麼？為什麼準備了一百年還會未準備好？」

辛亥革命在武昌展開，回頭看當然是有跡可尋。回到抱冰堂的張之洞展覽，有句話把這背景說得十分明白：「種豆得瓜」。這句話的意思，是張之洞在武漢辦教育、訓練新軍，還有建兵工廠，原意是要維護清王朝的管治。但正正是這些功業，使得武漢成為推翻清王朝的首義之都。他辦的學堂，培養出一批憂國憂民同時又能接受新事物的知識分子；他練的新軍，成為了辛亥革命的民軍；他建的兵工廠，為民軍提供了起義的武器。

在武漢看辛亥革命的歷史，有兩個地方是必須要到的。第一個是鄂軍都督府，也就是辛亥革命期間中華民國軍政府的所在地。大樓高兩層，紅磚建築，原為湖北諮議局的所在地，內有軍政府和諮議局的展覽。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的起草過程。「鄂州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三權分立的憲法文件，確認革命是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為目標。起草之時，武昌的對岸還在打陽夏保衛戰，但黃興和宋教仁等革命黨人很明白，道德力量也是一種力量。

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歷史的意義，使得所有相關內容的詮譯都成為了政治議題，各革命史跡的政治意義也不可能止於辛亥革命本身。特別是當前海峽兩岸分治的現實下，鄂軍都督府成為了一個承擔多重政治任務的奇異空間：一方面，在慶賀推翻滿清的同時，又要指出孫中山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共產黨才能完成中國革命，「民國熱」不能無限擴張；另一方面，今天的國民黨又是共產黨的拉攏對象，這兒可以是國民黨認祖歸宗的地方，不可突顯國共分歧。都督府設有一個特別展廳介紹「名人留踪」，除了每一個中國大陸的博物館都有的「領導關懷」相片展外，還特設「台北政要」系列，介紹曾經來訪的中華民國前領袖人物，如連戰和郝柏村等。我看着「台北政要」四個字，總感到十分礙眼。如果我是這些民國政要的話，我會要求要麼把「台北」改回「中華民國」，要麼就不要把我的照片放上去，純粹當我以個人名義來旅遊算了。

見到鄂軍都督府要背負這麼多的政治包袱，我對在對面為慶祝辛亥革命100週年而新建成的辛亥革命紀念館，也不能有什麼期望了。然而當我親眼看到展覽內容的保守和落後，仍然感到訝然。展覽花了不少篇幅談論晚清時期的中國如何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此突顯革命的正當性。這本來不是問題，但展覽所用的例子及其處理卻十分嚇人。例如說到義和團時，所用的解說是「義和團運動是1899─1900年發生在中國北方的大規模群眾自發反帝愛國運動。這場運動在八國聯軍和清政府的聯合鎮壓下失敗。」這證明今天當憤青在反日示威當中毀壞日本車的時候，你罵他們是義和團會沒有用，他們會以為這三個字是讚美。在這一系列的展板當中，義和團都是義民，解說詞寫的都是「義和團阻擊聯軍北犯」和「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宗教侵略中國」，沒有一句解釋事件背景和義和團的暴行。

我嘗試抽離一點去看整個辛亥革命紀念館的解說邏輯。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但建立出來的中華民國卻被中共趕了去台灣，很明顯民主共和的理想不可能成為紀念館的主題。如是者，紀念館便把重心放在晚清的中國如何受列強欺壓，好讓故事可以接上今天中共管治下的中國如何實現「中國夢」。把辛亥革命的民主追求抽空，大家記得民族復興就足夠了。對此，紀念館無疑是十分成功的。在出口的觀眾留言冊上，我看到一位訪客用相當狙獷有力的筆跡留言道：「犯我中華者 雖遠必誅」。我到底是去了辛亥革命紀念館還是軍事博物館呢？

想到這兒，我也不禁反問自己從小到大的教育當中，是否也受許許多多不易察覺的國族暗示所影響，在某些題目上說不定也和憤青一樣無知？離開辛亥革命紀念館，看到公園花甫上「敢為人先 追求卓越」的武漢精神口號。在紀念館內，我看不到敢為人先，只見到小心翼翼緊貼官方政治立場的歷史描述。

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

我在武漢參訪的最後一個博物館，是武漢性學博物館。在中國辦一個性學博物館，也算是另一種意義下的敢為人先吧。武漢的性學博物館是繼上海中華性文化博物館後中國第二個以性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上海的展館由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劉達臨開辦，本來在最繁華的南京路，後來業主要求提前解約，再遷到江蘇同里。武漢性學博物館則由一仰慕劉達臨的武漢人開設，還得到他借出七百多件展品作為館藏。不過這地方也好不到哪裏，位處漢口一間中檔酒店的二樓，不是專門去找的話大概不會知道它的存在。

我通過昏暗的走廊來到博物館的門口，發現門是關上的。敲一敲門，還好，有人來應門。管理人收了50塊的入場費後，便走去打開場地的燈光。似乎我是今天第一位，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一位的參觀者。這個博物館雖然十分簡陋，但展品卻相當有趣，例如有數之不盡各種外貌和材料製成、大小不一的假陽具，有中國古代的春宮圖和承傳性愛技巧的陶瓷藝術品，還有用金屬製成看起來更像是捕獸器的貞操帶。展覽解說強調性別平等，黃色不等於淫穢，還有不要歧視同性戀等介紹。

我在性學博物館逗留了大約半小時，其間不停聽到沖水的聲音。抬頭一看，這博物館窮得連假天花也沒有，直接就看到接駁到樓上各單位的去水渠，我聽到的原來是沖廁所的聲音。我猜想，如果這兒其中一條廁所渠有什麼問題的話，博物館就完蛋了。武漢要「敢為人先」嗎？把這個性學博物館辦好就是「敢為人先」了。但我很快又想到現在中國做同志平權的非政府組織基本上都是被國家安全部門當作是「恐怖分子」那樣監視的，還是算了吧。

在離開武漢前，我回到漢口的租界區，想再看一看長江。走到防洪紀念塔的下面，我遇上兩個賣黃牛票的中年人。再看防洪紀念塔的後面，有一大群年輕人在排隊入場，像是去看演唱會似的。活動的名字叫「鬥魚嘉年華」，我後來在網上搜了一下，原來鬥魚網是中國大陸現時一間相當火熱，以做直播打機起家的科網公司，總部就在武漢。這兒是全中國在校大學生人數最多的城市，想不到這優勢還可體現在打機之上。鬥魚網做網上直播，可以想像會犯下的禁區一點不少，什麼直播涉黃、直播飆車，甚至直播模仿吸毒都有。但這些事故似乎無阻武漢市的支持，讓他們在漢口江灘公園搞嘉年華，展示當地如何擁抱新經濟。我走近會場的入口，好奇武漢版的露天搖滾音樂會唱的是什麼歌：

「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表演樂隊的母語明顯不是廣州話，樂隊主音唱完後便立即用普通話說了一句：「這是我很喜歡的一首歌，因為我很認同它的意思」。我隔着圍欄向會場輕輕回答：「謝謝」。

從湖南走到湖北，看過一個又一個的革命史跡，想像當年的年輕人如何前仆後繼地追尋他們的理想國度。再看今日的長沙和武漢，蓋了高樓通了地鐵，但與昔日的理想到底是近了還是遠了呢？八天行程，我每天都在想這問題。然而漢口江邊的一曲《海闊天空》，卻提醒了我很重要的一點：故事還未完結。儘管「敢為人先」到今天已變成一句地方行銷的宣傳口號，反叛精神卻永遠存在於年輕人之間，在人們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是時候學一下什麼叫直播打機了。

（梁啟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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