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雨後春筍般的港澳研究，助京港找對策還是添亂？

中國政府在2014年三中全會中，提出要發展民間智庫，為國家的發展提出建言，鼓勵對制度創新提出理論支撐。中國的公共政策越來越重視專家意見，講究科學決策，嚴懲「拍腦袋」式的公共管治方式。近年，香港的政治兩極化情況持續，社會內耗升級，直接影響了特區政府的施政和北京政府在香港的威信。當前對港部門似乎暫時尚未有一套完善的政策制定機制，以應付香港近年的各種政治、社會問題。因此北京政府這些年來投放大量資源在研究之上，尤其近年港澳問題在學術圈中成為「顯學」。參與港澳研究的人員眾多、資源投放龐大，那到底現時作為北京的港澳問題智囊是提升了對港部門決策效能，抑或是添亂？

在北京政府的重視和政策下，中國內地現時有不少學術單位設有專門與港澳事務相關的研究中心（圖一），除了在國家機關下屬的兩個研究所以外，還分別有19個隸屬高校和7個隸屬各地社科院或智庫特地設立港澳相關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據筆者估計，在這些研究中心內從事港澳研究工作的學者約有80人。然而這80名以港澳研究為專長領域的學者，實際上每年在中國期刊發表的港澳題材學術文章只佔不足三成。由此可見，還有大量「業餘式」參與港澳研究工作的學者；近年更有大量年輕學者加入行列。尤其在港澳問題成為北京政府一大關注的情況下，資源大量增加，吸引眾多分一杯羹的人。人多不一定是壞事，但問題是怎樣確保研究質素是否有建設性、熟悉港澳，成為決策層一大困擾。

研究結論過度政治正確

中國內地的港澳研究的第一類常見問題，就是「過度政治正確」。這些港澳研究的觀點（尤其定性方法或法學類研究）常常以帶有中國特色政治（如堅決、遏制、加強、鞏固）等字眼詮釋觀點。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學者在主張國家主權或強調中央政府地位的論述是有其觀點及理據，而在學術辯論上觀點辯論也無可厚非，但假若這類觀點常以中國內地的用詞習慣表達，對很大部分處於在另一文化背景及學術訓練的港澳學者而言，則充滿着沙文主義（chauvinism）的壓迫感。長期下來，這種觀點不但不利於兩地學界互動，也無助於對港對澳部門的政策制定工作。

同時，當中港兩地出現矛盾時，就會出現大量政治表態式研究，鋪天蓋地重複同一種立場觀點。在「寧左勿右」的風氣之下，他們也鮮有考慮研究是否有實質意義；所謂的「加強」、「鞏固」的空泛建議又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值得我們從事港澳研究工作的學人們共同深思的是，研究目的應是釐清事實本質、解讀社會現象，為特區、對港部門、社會各界在應用及掌握社會脈搏上提供支持及分析。長期把過多精力討論「應否」的應然和價值討論，根本無助縮窄及理解兩地價值認知差距，實際上只是各自表述。筆者發現兩地有不少學者，都會有言「幾近不用閱覽對方研究成果，也能知道對方結論」。 表態式文章每當發表後，有時會被香港傳媒過分解讀是北京政府釋出的信號，更使對港部門的聯絡及溝通工作帶來額外壓力。

應鼓勵實證及科學化研究

中國內地的港澳研究科學化程度不足，也是研究乏力的重要原因。毫無疑問，定性（qualitative）的港澳研究有助處理港澳研究在學理問題中的描述、解釋與歸納，但過度重視定性研究也可能會導致港澳研究的成果出現三類常見問題：研究框架不夠具體、論述及研究方法予人不客觀的觀感，及至提出的政策建議偏離實際情況。筆者認為當中一大原因是，中國內地的港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傾向「定性研究」，數據及實證不足，而定性很容易陷入個案選取偏坦及牽涉主觀判斷等質疑。

筆者統計中國兩本權威的港澳問題專門性研究期刊《港澳研究》與《當代港澳研究》，當中發現，期刊中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不足三分之一（圖二）；而在中央政府部門的決策上，應該擁有更大話語權的中國內地學者，使用定量方法的比例亦遠低於非中國內地學者。

另一方面，礙於早年中國學術機構及高校學者，大多數從事港澳《基本法》研究，為撰寫工作提供建言，因此大量中國的港澳研究專家為法學背景。尤其九七回歸前後，「一國兩制」下特區擁有高度自治，中國方面也不鼓勵政治、社會科學的學者發表與香港本地公共政策相關的研究，這直接導致中國的港澳研究學者有相當比例是法學背景。雖然回歸已經廿年，但在師徒相授下，今天法學背景的年輕學者仍終佔多數。

不過，法學和宏觀導向的港澳研究，始終偏向於解釋港澳問題中「應然」的問題（如宏觀的憲制、主權問題），而忽視了「現實」及「可行性」的問題（如房地產、社福、政治文化等跟政治學與公共政策學相關的微觀問題）。我們應該認清，香港近年的重大爭辯全是「政治」問題，多於「法律」問題；而且特區政府施政重中之中，是如何利用政策改善民生，減少港人對港府甚至對北京的不滿；反覆從法學討論重申《基本法》明文的中央政府權力對解決問題無甚幫助。相反，當前最需要具實證支持、科學性及微觀的研究，以支撐對部門的政策制定工作，準確研判香港實況，及至與香港學術圈互動尋求兩地共識。（圖三）。

提升港澳研究質素 準確掌握香港情況

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學家摩爾曾指出，學習語言和了解文化背景對研究者在研究路徑、思維方式和具體研究操作上甚有益處。我們有必要承認，中國高校的港澳研究學者絕大多數不諳粵語和香港文化，這必然令研究上出現阻礙，例如，難以閱讀部分充滿本地色彩用語的報刊及網絡輿情，也會在實地調查及訪談工作上的展開會遇到阻滯。缺少在香港的生活經驗，很容易在學術圈及政圈內人脈有限，令研究容易出現偏側。更具體地說，學者共同面對的問題是，願意接受訪談研究的對象大多是親建制陣營人物，試問對全面掌握香港整體民情有何實質幫助？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筆者會建議先從三個環節着手：

第一，中國內地各主要港澳研究刊物可以多邀請港澳學者參與評審，使刊物評委會對個案研究是否有偏側、是否準確有較強的判斷力； 第二，中國高校的港澳研究中心應與香港高校增加共享數據資源，鼓勵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年輕學者就港澳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第三，對港部門可以定期為港澳研究學者提供粵語訓練，並且多利用在中國內地就讀的港生及粵籍學生的資源，推動高校多招攬港澳學生參與研究助理工作。一方面可以燃起更多有中國與香港生活經驗的年輕學人的研究熱情，另一方面筆者相信在港澳學生的支援下，部分研究的觀點與文字會更貼近香港文化與民情。

我們寄望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年輕學人們，可以一同以進步的思維提升港澳研究質素。尤其在兩地都充斥着帶有偏見的研究，更需要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以客觀包容的心態、實證科學的專業精神，推動兩地學術加深互動理解。只有知識分子們先行一步，超脫意識形態陷阱，堅持用實證科學提出具深遠意義的研究和建言，方可以為「一國兩制」作重要參考。

（林丹陽，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博士生；林子淦，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民大學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