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哈金：面對國家的神話，我們應當如何踐行「愛國」？

【編者按】本文是旅美作家哈金今年4月8日在「哈佛文化沙龍」的演講文本，端傳媒經作者審定授權發表，以饗讀者。原文題為「禁忌的話題-國家與個人的矛盾」，端傳媒版本有修改刪節。

哈金原名金雪飛，1956年生於中國遼寧省，14歲入伍，1981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1984年取得山東大學北美文學碩士學位。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哈金正在美國布蘭代斯大學留學時，就此旅居海外，並於 1992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哈金是當代少有的直接以非母語寫作的中國作家，他的英文小說《等待》獲得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和2000年福克納獎。《好兵》獲得了1996年海明威獎。《戰廢品》2004年再度贏得福克納獎。

我今天的演講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國家的神話，第二是愛國的條件，第三是現代和當代文藝與國家的關係。

國家的神話

從詞源來說，「國家」這個詞在漢語中和英語很不一樣，英語分country和state。前者可以指一個涵蓋民族、領土、文化的大系統，而後者state其實是指「國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跟「國家」並不完全相同。另外nation更常譯為民族，但有時也可用於指國家。

但在漢語中，「國家」可以同時代表country和state這兩個方面。而且在中國語言和文化習慣中，二者往往不作清晰區分，所以導致了一種混淆「國家」和「政府」的現象：對政權的挑戰，就是不服從國家；背叛了政府，就是背叛了國家。舉個例子來說，中國通常所說的「國家安全部」，英語翻譯過來是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既不用national，也不用country，而是用state，其實是「政府安全部」，即完全服務於政府。而中國政府也在有意識地利用這種語義上的模糊性，將二者同一化。

與此同時的另一個問題是，在正常的社會結構中，人都會有宗教情懷、感情和需求，即便不一定要信教，但這種感情還是有的。而近70年來的相當長時間裏，宗教在中國大陸被壓制，人民大眾的宗教感情沒地方釋放，不像過去的佛寺、道觀，甚至地方上的小廟供奉當地的英雄人物來崇拜，都可以紓解人的宗教情懷。1949年之後，這個系統已經被消滅掉了，人的感情沒辦法釋放，於是傾向於將自己的狂熱投射到國家之上。國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變成神聖化的東西，凌駕在個人之上，而個人變得無能為力。

1949年之後，人的宗教感情沒辦法釋放，於是傾向於將自己的狂熱投射到國家之上。國家取代了宗教，在很多人心目中變成神聖化的東西，凌駕在個人之上。

20年前有一本書《中國可以說不》，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思潮的集中體現，其中有一句話大意是，個人在國家之前不要辯論，國家怎麼說，你就得怎麼做，因為這是國家說的，就這麼簡單。在這種邏輯下，國家變成了上帝一般的神聖存在，個人就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一旦國家的形象變成這樣，人對國家就變成一種宗教感情，你不能說國家的壞處，對國家有任何不利的行為。加上語言中的混淆，誰要是批評政府或者當權者，就很容易被當成背叛國家的「漢奸」或「叛徒」。

國家的神聖化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事實上不單是中國，很多國家也同樣存在。但個人完全附屬於國家，將其奉為神聖，容易造成巨大的悲劇。已故德國作家塞堡德（W. G. Sebald）有部作品《移居者》（The Emigrants），其中描寫了一位中學教師保羅（Paul Bereyter），有四分之三白人血統和四分之一猶太血統。因為這個原因，納粹興起時，他一度遠走法國去教書，在此期間父母遭受迫害早逝。然而德國在戰爭期間需要補充兵源，即便猶太人也可以入伍。於是保羅在1939年加入了納粹軍隊，轉戰歐洲。他雖然知道自己家的狀況，但仍然為納粹服務，為什麼？因為他認為德意志國家是神聖的。戰後，Paul之後讀了很多書，最後發現自己屬於流亡群體，而不屬於家鄉這座城。他恨這個家鄉。但他70多歲才終於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已經太遲了，最後只能以自殺告終。

這並不是保羅一個人的悲劇。雖然納粹從種族主義立場出發，對猶太人進行了殘酷的滅絕。但弔詭的是，二戰期間，仍然有15萬猶太人為納粹作戰，其中甚至有十幾人晉升為將官。塞堡德的作品也提到，即便在猶太學校，學生受到的教育也是帝國就像大地和海洋一樣神聖。他們的心態被神聖的國家佔有了，不能往別的地方想。在當年的德國，很多人都經受過國家對人民心靈的這種摧殘。

同樣，我們這代人在心靈上不斷遭受撞擊、摧殘、甚至是創傷，因為價值系統不斷在變，十年一個新系統。比如說，當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我認識的一些年輕人自殺了，因為在他們心目中毛澤東不會犯錯誤，國家和黨永遠正確，像神一樣英明無誤，可為什麼又要選這麼一個接班人呢？這些年輕人心裏接受不了。

在一個宗教禁錮、藝術凋敝的國度，各種學科和領域都服從國家，人的心靈被束縛，容易受到巨大創傷。相反，對一個佛教徒來說，佛祖和廟宇當然要比國家大；對基督徒，當然上帝和教堂要比國家大。甚至藝術家、科學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某種意義上都比國家更重要。作品的價值是在文化傳統當中確立的，這套系統要比國家大得多。

愛國的條件：一個更高的標準

《移居者》的故事提出一個問題：當國家背叛了你，你可不可以背叛國家？從情理和道義上講，那些猶太人唯一的選擇，就應該是背叛納粹德國，否則就要背叛你自己和家人，站在邪惡一邊。

而從法理上說，國家和個人之間應當有一個契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憲法。如果契約一方毀約，那麼後者也可以不遵守契約。這是最基本的常識，但直接背約是一種極端現象，納粹屠殺猶太人是一例，中國人經歷過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則是類似例子，很多人家裏受到直接的迫害或摧殘，但在其他很多情況下，家庭並沒有受到國家的直接傷害，你應該怎麼做？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來看另外一個事例，就是德國著名的紹爾兄妹（Hans and sophie Scholl），他們是白人，納粹也沒迫害他們，但他們堅定認為希特拉是邪惡的，納粹在把德國引向災難，於是起來反對納粹，組織了「白玫瑰社」，在慕尼黑散發傳單和進行演講，最後這對兄妹被抓住，四天內在「人民法庭」就被砍頭。但在二戰之後，他們被譽為最偉大的德國人。

除了個人和國家有平等的契約關係，還有更高的層次、更高的價值系統，凌駕於國家之上，是人類共有的。

我提到這個例子，是想展示另一種情況，就是他們和國家沒什麼（直接）衝突，國家沒有傷害他們，也沒傷害他們的家人，但他們為什麼起來反對納粹德國？因為他們有更高的價值，認為納粹的做法不公平、不人道，實際上是對國家和民族的侮辱。除了個人和國家有平等的契約關係，還有更高的層次、更高的價值系統，凌駕於國家之上，是人類共有的。紹爾兄妹反對納粹，是出於理念和信仰，不計較個人得失，寧願為自己的信念作出犧牲，這是一個更高層次。而對於知識份子來說，不能因為國家沒有直接傷害你，所以放任它怎麼做都可以。

但和紹爾兄妹出於普遍性的人道主義投身反抗相比，中國語境中對愛國條件的反思還遠遠不夠。中國大陸阿里巴巴公司的老闆馬雲曾經公開表示，如果國家（政府）需要，可以把旗下的支付寶送給國家，把阿里巴巴當作國有企業。這種態度在中國其實並不罕見，在很多人頭腦中，國家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是精神支柱。此外，長期以來人們也不得不依賴國家而生存，很少有人能自食其力，因此「個人主義」也就變成了一個貶義詞，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相聯繫。這反過來促使人們更加投入、更加盲目地熱愛國家。

文藝與國家的關係

我剛才談到的這些不是說不要愛國，愛國沒有問題，但同時要看到，國家是一個世俗產物，它本身建立在契約的基礎上，憲法的本質就是契約，一方是公民，另一方是國家，至於黨派（包括共產黨）則屬於第三者，不應該介入這一契約。但由於在中國的長期介入，導致大家覺得理所當然，但真正的憲法實際上只有國家和公民這兩個方面。

羅馬詩人維吉爾曾說：「如果我能盡享天年，將把繆斯帶到我的國家。」其中「我的國家」在拉丁語裏是patria，原意是指「父親的田園」，也就是祖上的田地。在歐洲所有重要語言中，patria都是「祖國」的詞根，後世所說的「愛國主義」實際上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愛我們的田園。

但在漢語當中，「國家」這個詞就不一樣了。「國」指王侯之地，「家」是指卿相大夫的封地。「國家」這兩個字合在一起，並沒有我們今天理解的「個人自己的小家」的意味，也沒有拉丁語中「我們的田園」的含義。從抗美援朝的口號「保家衞國」起，一直到今天北京街頭的宣傳「有國才有家」，似乎二者理所當然地不可分割，但考察「國家」這個詞的歷史根源，實際上同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家園沒有聯繫，只涉及統治階層的領土和特權而已。

考察「國家」這個詞的歷史根源，實際上同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家園沒有聯繫，只涉及統治階層的領土和特權而已。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有句話是：「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謂「肉食者」就是帝王將相，有肉吃的人。因為他們的生計和國家連在一起，「國家」涉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的責任和任務。「國家興亡」是易姓改號，比如元改成明，對百姓的生計存在並沒有直接的影響。但天下亂了就很麻煩，沒有了法度，人人相互殘殺，甚至演變到人吃人的地步，生存的最基本底線被衝破，所以「匹夫有責」，因為如果天下完了，誰都活不好。

顧炎武是大儒，但同時又超越儒家的君國觀念，在國家之上找一個更大的系統，也就是「天下」。但這句話後來被梁啟超改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直流傳至今。語言有個奇妙的功能，一旦你重複再重複，就變成真實。比如海外華人經常說的「葉落歸根」，其實我們誰都不是「葉」，腳底也沒有「根」，但大家都這麼說，就變成一種行動準則。同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斷重複了上百年，現在儼然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責任，而忽略了它的原本含義。

按照西方語言的本意，真正的「愛國」，能把每個人的存在跟國家利益捆在一起，找到大家的共同點。但中國大陸的現實是，不管國家多大的事情，不管是作家、藝術家還是其他群體，都很難作出反應。比如今年修憲這麼重大的事情，我們看不到任何重要的作家、藝術家或者協會社團公開發出聲音，全部被噤聲，萬馬齊喑。在這種情況下，藝術怎麼能繁榮？人被剝奪了基本精神，對作家或者藝術家來說，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一些中國大陸作家瞧不起高行健，但我覺得他的作品的確充滿力量，你可能不喜歡他的風格，但是他的主題聚焦在個人與國家的矛盾，在《靈山》裏，一個人在偌大的中國裏像幽靈一樣尋找自己的位置，明顯反映出個人和國家不正常的狀態，《一個人的聖經》就更可悲了，主人公找不到任何地方，最後在女人的懷裏找到自己的歸宿，那是幾代人的悲劇，不管有多大的能力和才華，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雖然風格未必所有人都欣賞，但他有骨骼、有風格，立意高遠，所以得到那麼高的評價，有它的道理。事實上，他也延續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反思與質疑的傳統，在他之前，1980年代初電影劇本《苦戀》曾經引發批判，劇中主人公畫家凌晨光的女兒對畫家說：「你熱愛祖國，可是祖國熱愛你嗎？」在這種語境中，「祖國」或者「國家」變得人格化，就像是你的母親，你的戀人，這和契約關係是兩回事。

白樺在《苦戀》中反映的，是傳統的中國文化和語言產生的感情，即國家就像母親，個人只能屬於小一輩，不能背叛和反抗。但高行健走得更遠，他揭示出個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位置的一面。

高行健延續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反思與質疑的傳統，但走得更遠，揭示出個人無論如何都找不到位置的一面。

其實我們常常認為的「國家是父母，公民是兒女」應該顛倒過來，公民才是國家的父母，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問這個國家能為你做什麼，現在要重新確立個人和國家的關係，這應當是個起點。如果我們去看美國憲法，people不斷重複，這個契約的一方面是國家（state），另一方面是人民。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基礎。加入美國國籍的宣誓程序中，首要的效忠對象不是美國政府，而是憲法和法律，而憲法代表了公平、正義的一套理念和原則，這是比政府和領土更加重要的，也不是任何一個黨可以隨便改變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因為看到1989年之後離開中國大陸、流亡到海外的人士，其中很多人後來都信（基督）教了。我從旁觀者來看，很多此前曾經很激進的作家，後來都入教了。他們為了生存而尋求心裏支撐，某種程度上說是一件好事。流亡後生存在中國政府的系統之外，原有價值觀都變得沒用了，於是心靈需求一個更強大和廣闊的系統。

就我的個人情況來說，我沒入教，但有心理掙扎的過程。比如我教書生涯頭十年，從來不用「藝術」這個詞，因為我覺得寫作是手藝活的事，是一種「craft」。但是慢慢地，我覺得這不光是個技術問題，需要一個超越國家、超越歷史的價值系統。所以後來我也開始開始用「藝術」這個詞，而且自己作為作家的價值，只能在藝術和傳統中找到相應的位置，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說，心靈和生存的需求需要超越國家。不僅海外流亡者，甚至很多普通移民都必須尋找比國家更大的價值系統。但與此同時的一個現象是，以前華人（尤其來自大陸）的宗教情懷得不到合理紓解，現在一進去變得非常狂熱，比當地美國人還要狂熱得多，甚至到了有些教會勸他們退出的程度，因為沒辦法約束他們。但這主要是多年的飢餓感造成的，如何解決，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即便如此，它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對國家的神聖化容易把人禁錮起來，扭曲人的精神世界。

（哈金，旅美作家，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實習生黃綺婧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