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劉曉波與《零八憲章》

編按：中國知名異議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七月十一日抵達德國，中國外交部宣稱劉霞出國為「根據本人意願到德國治病」，形同間接證實劉霞近八年遭當局監控、軟禁的生涯已宣告結束。七月十三日為劉曉波逝世周年，在德國將舉行一場紀念會，劉霞會不會公開露面出席紀念會，同樣備受關注。

在劉曉波逝世周年前夕，回顧他的一生，無論遭判刑、入獄還是獲獎，都和《零八憲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知名學者徐友漁特別在這個意義上撰寫本文，帶領公眾重新認識和評價這份政治改革倡議文件。原文發表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端傳媒獲得徐教授同意轉載。

《零八憲章》直接導致中共政權逮捕劉曉波並判以重刑，《零八憲章》也是劉曉波獲得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重要原因。固然，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最初文本的起草者，但《零八憲章》最後文本的形成，獲得那麼多人的簽名，得到眾多著名法學家、學者、社會活動家和各界知名人士的認同與支持，與劉曉波領頭組織簽名活動大有關係。

關於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的關係，有兩個不同的方面需要我們認識和評價：一方面，《零八憲章》的問世，形成海內外中國人當中聲勢浩大、持續不斷的爭取憲政民主和人權的運動，劉曉波在其中起到了靈魂作用；另一方面，憲政民主成為未來中國社會和政治建設與發展的中心目標，成為中國廣大公民為爭取和維護自身權利的最廣泛共識，這是中國（不論大陸還是海外）知識界、學術界、新聞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辛勤探索、深入研究的結果，而不是劉曉波或張祖樺個人思考或靈光閃現的產物。它是中國整個社會政治追求和認識水平達到某一個高度的表現，不會因為劉曉波的離去而中斷或失去動力。

我記得，在2008年11月15日，曉波、鮑彤老先生和我三人在離他家和鮑老家不遠的一家餐館吃飯，其間曉波對我拿出《零八憲章》的文本，徵求我的簽名。

我回應曉波說，我完全同意這個文本的觀點，但對於在此時此刻發表這麼一個憲章持保留態度。對於發表《零八憲章》之後會遭到官方的打壓我有估計，我不懼怕，但問題不在這裏。在我看來，中國社會持獨立或不同政見的人士在發布抗議、呼籲和其他公開信時，應遵循「儘可能少」的原則，取一種「形勢所迫、不得不說、拍案而起」的姿態，如果發聲成了常規和例行，反而引不起關注和重視。2008年已經發表了一些公開呼籲（其中有曉波發起的，我也在其中的幾份文件上籤過名），2009年肯定還會有不少聲明和簽名信（這一年是法國大革命、五四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週年紀念），我們應該避免「聲明滿天飛，公開信令人目不暇接」的局面，每一次發聲都應該是一次嚴肅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曉波明顯在說服我，他說，發表《零八憲章》有其必要和特殊意義，我們通常的呼籲都是針對一個具體的社會事件，憲章是表達我們的基本訴求，是一個綱領，另外，零八年是《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週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 週年，我們應該表示一個態度，表明對於人類文明所公認的價值和準則，中國人是認同的而非例外。我答應好好考慮並把憲章文本帶回家研究。

11月18日，我再見到曉波，我告訴他我同意簽名，還對憲章的文本提了幾點修改意見。我的意見分兩個方面，一是修改某些提法，使其在政治學和法理學上更為確切，二是使某些提法變得更克制和温和，以爭取更多認同憲章文本，但希望在政治上有較大保險係數的朋友也願意簽名。

幾天後，在另一個聚會場合，我見證了曉波向崔衞平和郝建徵集簽名，他們很爽快地答應了，同時也對文本提了一些修改意見。曉波還給了我新的文本，說他把我的修改意見轉告了張祖樺，他們商量之後，把我的意見吸收到了新文本之中。

11月29日，我工作單位的領導給我來電話，盤問我簽署《零八憲章》的過程，要求我公開聲明退出。我當然嚴詞拒絕，並對他的我「受人矇蔽、被人利用」的說法嗤之以鼻。又過了一陣，專門監管我的警察找上門來，他其實完全知道我的態度，只是例行公事一番。

從我的簽名過程可以看到，徵集簽名的成功與順利與曉波的人格魅力與親和力有很大關係，同時，他對各種修改意見是充分尊重和有判斷力的。我也多次發起公開信簽名，深知在尊重每個人意見和避免陷於眾口難調的困境之間，兩方面兼顧是很困難的。這一次的協調任務難度要大得多，因為簽署者眾多，其中有主意、有個性、在文字上愛較真的人不少。

事後來看，《零八憲章》的最後文本尚有一些可以推敲和改進的地方，但在警察嚴密監控的情況下能得到這麼一個經過多方徵求意見和反覆修改的文本，已屬相當不容易。如果有必要和機會，我願意為《零八憲章》文本臻於完善而盡力，但自從它公布之日到現在我一直強調的是，《零八憲章》的全部主張從合憲性與合法性的角度來檢驗是無懈可擊的。憲章所主張的各項公民權利、所重申的各條要求，均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和法律，以及中國政府簽署同意的聯合國憲章、宣言、公約，以《零八憲章》為罪證對劉曉波判刑是非法的、荒謬的。

《零八憲章》不是個別學者或思想者表達自己獨創性思想的論文，它表達的是整個社會關於自身要求、自身發展建設方向與目標的共識。把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和民主化的訴求從一般的、模糊的民主概念提煉、具體化和歸結為憲政民主這個目標，這是中國知識界努力學習、思考、探索的結果。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重新啟動了追求現代化的進程，與之相伴的是熱火朝天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文化啟蒙運動。但是，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壟斷地位，由於與西方學術、思想資源的長期隔絕，中國進步知識界對於政治現代化的具體追求目標是膚淺和含混的，對於未來中國政體安排形式和權力施行的方式，則基本上缺乏考慮。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話:「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含混的，可作多種解釋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基本上是中國缺乏政治理論素養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最高目標和理想境界，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傳統，他們甚至區分不出真正的民主與「一二九民主運動」代表的「民主」。

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之後，中國知識界在表面籠罩的肅殺之氣之下進行着認真嚴肅的學習與思考，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民主到底是什麼，民主怎麼體現在國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對西方學術思想資源的借鑑再次啟動，由梁治平、賀衞方主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憲政譯叢》一套10餘本引起閲讀和評論的熱潮，就是一例。

一批在80年代嶄露頭角的公共知識分子把自己的學術興趣和專長從文學、哲學、宗教等人文學科轉向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以便更有專業水平地繼續自己的公共言說，李澤厚把這一現象概括為世紀之交在中國知識界發生的「政治哲學的轉向」，這種轉向也明顯地發生在曉波身上。

閲讀1989年之後曉波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言說已經從對他而言得心應手的，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文學評論轉向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不僅是話題的轉移，背後有整個閲讀和學術資源轉移的支撐。他在獄中艱苦條件下讀哈耶克的《自由憲章》，也讀米瑟斯、羅爾斯、諾齊克、伯林、貢斯當、弗裏德曼、布坎南、熊彼德等人的著作。與此同時，曉波的思想、精神氣質和表述也發生了一個從狂放到沉潛，從尖鋭到包容，從犀利到深沉的轉換。

《零八憲章》當然不是曉波的個人作品，它可以說是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的集體作品，是他們在六四屠殺之後面對歷史交上的一份答卷，也折射了曉波個人的努力、轉向和提高。

《零八憲章》，從本質上說是歷史和時代的產物，如果我們把眼界從中國向外擴大，也可以說它是世界潮流的產物。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繼之而來的是蘇聯東歐的鉅變，那些地方的民主化經驗和歷史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其中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令人矚目。當莫少平、崔衞平和我於2009年3月10在布拉格從哈維爾總統手中領取頒發給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簽署者的人權獎之後致答謝詞時，我們闡發了《零八憲章》與「七七憲章」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答謝詞中說：「人們注意到了《《零八憲章》》和《七七憲章》在基本精神方面的一致。是的，我們從上世紀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運動和瓦茨拉夫·哈維爾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激勵和啟示。兩個憲章的一致之處來源於兩個國家處於相同類型的專斷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統治之下，相似的社會生活氛圍和道德狀況——不講真話和不追求正義，也來源於相同的履行國際公約、保護人權的義務和壓力。」

既然時代不會停止前進的步伐，歷史不會停滯不前，那麼，《零八憲章》的作用不會因為曉波的離去而消失。

在曉波逝世的第二天，有一家法國媒體問我，《零八憲章》倡導的，劉曉波身上體現的理性與非暴力抗爭原則，會不會因為當局對於和平的呼籲置若罔聞，因為他以這麼不幸的方式死去而走到盡頭？我堅定地回答：不會。剛接受完採訪，就收到北京查建國重發的關於堅持非暴力抗爭原則的呼籲書，這是專門針對曉波之死而重發的，對此，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曉波去世後有人認為「非暴力抗爭已被宣告『此路不通』」，以查建國為代表的23名從中共監獄中走出來的政治犯、思想犯向中國大陸全體公民大聲呼籲：非暴力仍然是我們不可動搖的原則。我想，既然他們這些受迫害和蹂躪最重的人都能堅持非暴力，其他人一定也能做到。

曉波的精神不死，《零八憲章》闡述的原則終將在中國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