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雲：風災之後，大家都在回復「日常」，但什麼是「日常」？

十號風球「山竹」的餘音尚在，但新聞和話題已非山竹本身，「返工」（上班）躋身為新聞頭條以及網上層出不窮的二次創作的靈感。「返工」之所以是惡搞式幽默的泉源，首先當然是因為「返工」跟「食飯搭車拍拖」（吃飯坐車談戀愛）並列為最普世的經驗，二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只要在天災的襯托下，輕輕撥動管治（或者不肯管治）的和弦，竟然令「返工」這種尋常事變得如此困難。

但返工真的是尋常的事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和官員反覆說到市面要盡快「回復正常」，或者說市面要繼續「正常運作」而不肯宣布停市；僱主要求員工縱使城市滿目瘡夷也要返工，上班遲到或者不返（回）辦公室上班便當「曠工」或「遲到」論，因為準時上班是default，是僱員「天職」；打工仔則不惜一切排除萬難披荊斬棘返工，卻竟被笑「奴性太強」。

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一些問題：為何要盡快回復正常／日常生活？「正常」和「日常」生活的基準是什麼？「時間」在現代城市生活中扮演什麼作用？

愈發重要、愈強大的概念，它的作用就愈不易被察覺，就如空氣一樣，無色無味，只有它被扭曲或缺席時你才發現它的影響有多大，時間就是這樣的東西。颱風這種非常狀態，正好來讓我們思考時間，思考為何要排除萬難「返工」。

城市生活的日常 其實很「保守」

日常是什麼？是起身扭開水龍頭刷牙、到麵包店買早餐、坐巴士在司機的眼皮底下拍八達通（刷公交卡）、與公司樓下保安打招呼⋯⋯ 你試數一下由起床到睡覺，每天遇上多少人，他們又在你生活中各自扮演什麼角色。這些小任務加起來就是「日常」，而這些日常得以維持，是因為每一件小任務背後都有一個或更多的「負責人」。城市社會跟農村社會最大的不同是，城市總是擔當多種功能（例如它是交易、政治、文化等的中心），社會結構於是變得複雜，一個人身兼賣麵包開巴士做保安，如此「自給自足」，運作不夠暢順，需要仔細分工才能加快效率。

仔細分工的好處當然是社會結構和功能變得愈來愈多樣，一個人不用懂得所有事情便能享受豐富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亦令社會上每個角色之間愈來愈互相依賴。機器只要有一件零件出一點小錯，便足以干擾整條生產線。例如繁忙時間主幹道出了車禍，或者壞了一盞交通燈，封閉一條行車線，抑或有人誤闖港鐵路軌，就足以令數以十萬計的人的通勤時間增加30分鐘大遲到。這不就是我們「日常」的生活經驗嗎？

於是我們很習慣講（說）：「＿ ＿還＿ ＿（此處可以填上罷工／佔中／遊行／跳樓／跳軌／馬路上踩單車），唔好影響我／阻住我（不要影響我）」，罷工／佔中／遊行／跳樓／跳軌／馬路上踩單車的人就要費一番唇舌解釋為何值得這樣做，或者想辦法減低對他人的影響來令自己的行動變得合理。這種互相影響／interdependency 變相是一種相互的控制，互相約束彼此的行動。必須說明，此處用「控制」意思不一定是負面，最少不一定是絕對地由上而下、當中只有不平等權力關係，有時它可以令個人感到自己跟社會依然有連結，反而會產生一種安定感。我想說明的只是，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習慣了相互依賴，一旦其中一環「脫軌」便會產生蝴蝶效應，而「脫軌」令人感到不安，所以城市生活有其保守、抗拒轉變、害怕出錯的性格。

城市理論家Lewis Mumford於1938年寫下非常詩意的話：In the city, time becomes visible。「透過社會上分工合作，以及時間和空間繁複的互為作用，城市中的生命猶如一場交響曲：每個人特定的能力，加上特定的樂器，奏出響亮的樂曲，而無論音量和質量都是『獨奏』無可比擬的。 」（注1）

城市的日常軌跡源自時間

政府官員在解釋不停市不停工的決定以及安排公共交通時，反覆提到「大家預時間提早出門口返工」、「要有耐性、要忍讓」。聽到這種話我總是覺得很不安。

「大家預時間提早出門口返工」(是否有人能告訴我，有否官員曾呼籲「大家預時間提早收工搭車返屋企」？）背後的意思是，準時返工和夠鐘先可以放工（到點才可以下班）是你一天行程中最重要的事，為了老實地返足「朝九晚六」，你要調整其他生活規律，如果因為各種公共交通問題令到住新界東的你要花費三小時才能抵達灣仔返工，那就請你預留來回共六小時的通勤時間——哪怕全日24小時減去9小時工作和6小時通勤只餘下9小時，當中你要吃早餐晚餐睡覺陪伴父母子女配偶煮飯做家務做運動等等這些維持身心健康需要處理的事。我們每天的生活日程表，就是圍繞著返工放工的時鐘，做其他事都是放工得閒才有討論的空間。返工放工時間，就是你每天生活的座標。

這種時間的觀念其實從來不是不證自明。地球自轉一次所需時間為何要切割成24等分（小時）而非23或25？為何一小時有60分鐘？明顯地這是人為決定。未發明機械鐘之前，人類跟隨生活的是自然時間（natural time)，由天文現象的循環決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隨天氣季節轉換做合適的工作。在一些歐洲文明之中，每「天」（day）分為12小時，每個小時的長度隨著換季而不一樣，時間不需太準確，大約就好。直到14世紀歐洲主要城市的廣場上才出現了機械時鐘，它的刻度跟天文現象無直接關係，花了3至4個世紀才能普及起來。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E.P. Thompson說過一個故事，在18世紀初的英國一家紡織廠，文件內規定廠長的「職責」，大約是幾點響鈴叫醒工人、幾點再響（鈴）叫工人吃早餐、午餐和放工，最後每天要把鐘鎖起來，以防工人自行調較鬧鐘干擾工廠工作規律或提早放lunch／放工。這個故事說明的是，當時間變成了交易（即勞動力）的單位，就有必要慢慢棄用「自然時間」，變得精準、細微，變成一種控制工人和生產線的工具。當時間成為交易單位，它就是一種「資源」，「資源」是有限而非取之不竭。時間管理就成為顯學。因為這個意義上，時間不是過去了（passed)，而是花掉了（spent)，你不管理好時間，就意味著你浪費了用它來生產的機會。

但脫離馬克思主義觀點，另一種看法是時間不光是一種由上而下控制的工具，而是一種四方八面滲透日常生活秩序、集體行動的規訓（discipline）。當社會分工愈來愈複雜，很多事情需要同步或在時間上互相配合進行，社會才能運作，就不能依靠不規則的自然時間，需要抽象和精細的時間（abstract time)。「時間」仿如指揮家的指揮棒，令不同樂器能夠依時加入、隨節拍演奏。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問題是什麼工作

香港人無論攀山涉水、翻過塌樹、在大圍等三個鐘上東鐵，也要返工，與其說是「奴性」，不如說一方面是無奈（因為真係無得揀，林鄭說僱員應與僱主協商，請問兩者的談判籌碼和權力是對等的嗎？），另一方面是即使打工仔本身，也相信準時返工是「美德」，即是平日大家所說的敬業、專業。日常生活說「專業」，就是不論遇上什麼情況都能謹守崗位：每天風雨不改都準時返到公司，不論個人遭遇什麼經歷，都時刻不能讓情緒影響表現，不會令同事察覺，尤其是服務業更加要保持笑面迎人⋯⋯這些種種數來，聽上去都是「模範同事」的例子，都是「美德」，是吧？因為在這個高度互相依賴的社會，「不專業」會影響其他人呀。說是四方八面滲透的「規訓」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控制」，是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如此要求自己，或最少沒有想過或者不必如此。

這裏的意思也不是說要摒棄「把事情做好」的專業精神。正如「邊一個發明了返工」這個永恆問題，其實這裡的「工」不是指所有工作，而是暗指你不想做／覺得無意義的工作。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 今年的新書Bullshit Jobs 開宗明義討論這些「無意義的工作」，把它定義為「一種帶收入的工作，完全無意義、不必要、甚至隱含傷害的，連僱員本身都無法理解它為什麼存在，但僱員卻要假裝它有存在的意義。」這些bullshit job令人覺得自己頹廢到要質疑自己「作為人」的價值。（註2）這一類工作，才是叫人覺得不值得不惜一切爬樹返工做到最「專業」的原因吧？如果將這股精神放諸自己真正喜愛的志業，不只為怕影響別人而為自己做，做到最好，那就是匠人（craftsmanship）的境界了。

天災突出「日常」的不合理

打風翌日一片混亂下返工，竟然可以喚來工聯會、民建聯甚至屈穎妍（三者皆為香港建制派代表）一起批評政府，可見天災帶來的「非常」狀態有多成功地突顯政府的不合理。但這種不合理其實不是一兩天的事。本來平日住在屯門的人，每日花三、四小時通勤，（政府卻）還要把更多人搬到新界東北和邊境，就是不合理的規劃；又例如有些人已察覺到，為了盡快恢復日常運作，清潔工人需要在清晨5點前清理好路上的樹枝，而且有些甚至沒有保護衣物，「八號風球」以上依然要開工（香港法例規定，掛出「八號風球」颱風信號時一般人需停工停學）。這些對基層和外判工人的剝削其實也一直存在。

你看，為了維繫和盡快恢復「日常」，社會到底付出了多少代價？十號風球過後我們是否還願意繼續討論，到底是否值得如此？

（趙雲：城市研究者、社會學學生、說故事的人）

（鳴謝曾仲堅、黃宇軒、何錦源對本文的啟發。所有粗疏之處都是我的責任，請見諒。）

註：寫作時參考了一些關於sociology of time的文獻，有趣的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1930年至1990年寫成，只有一本是去年出版的書籍。現今社會瞬息萬變，社會學分析應是跟結構、生產和科技條件息息相關，是否是我已經太過時呢？例如如今科技發達，很多工作理論上可以home office了，或者已經不需要打工不用趕返工，因為是24小時on call隨傳隨到。這種新資本主義／後現代／或各種類似嘗試處理現代性後期的工作和時間關係的文章都有，有趣的是，在服務業如旅遊、飲食等作為支柱的香港，其實還是home office不了，直覺上舊著作比較有助理解今天面對的境況。

註1：參考英文原文：Through its complex orchest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no less than through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life in the city takes on the character of a symphony: specialized human aptitudes, specialized instruments, give rise to sonorous results which, neither in volume nor in quality, could be achieved by any single piece.

註2：原文引至 New Yorker: Graeber thinks that a sense of uselessness gnaws at everything that makes them human. This observation leads him to define bullshit work as “a form of paid employment that is so completely pointless, unnecessary, or pernicious that even the employee cannot justify its existence even though, as part of th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the employee feels obliged to pretend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