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推薦】關於愛，社會學家 Erik Olin Wright 告訴我的事

【編按】：端傳媒從年二九到大年初五、連續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費閱讀文章，陪伴你過年。今天是評論組編輯當班：

美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賴特（Erik Olin Wright），2019年1月在美國逝世，享年71歲。他在過去四十年間留下大量重要作品，是階級及反資本主義理論的重要研究者。賴特逝世後，許多悼文完整回顧了他的學術及思想成果，而本文作者試圖從賴特有關「婚姻」的想法入手，反思「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能夠如何體現在「愛與婚姻」的話題上。

愛是什麼？婚姻是什麼？相信端的讀者都有自己的思考。「不結婚啊！」我的同事們也常常說。但那個有趣的問題是，作為一名激進左翼，為什麼 Erik 對婚姻和愛情如此「信任」？假如讀者你也自認左翼，或者我們不說這麼大了，你曾質疑過婚姻或愛情，或是有過失望，或者你其實正在享受愛情，我都想邀請你來聽聽看這個答案。

農曆新年前，作者找回這篇文章重發在自己的臉書上，她說，「竟覺得現在重看比一年前更合適⋯⋯他提醒我們，不要老是等一場燒光一切的革命，就算在最壞的時代，還是有可以種花的土壤。現在就去找我們可以播種的夾縫吧。」在中、港、台都經歷過疲憊的2019年，甚至在疲憊的2020年的此時，希望這篇文章能給予你一些平衡和溫暖的思考。

「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 Michael Burawoy 悼 Erik Olin Wright

那是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初冬的大學城最迷人，沒有澟洌寒風，連雪也是溫柔的。

我記得那天下著毛毛細雪。我下了公車，走一小段路，轉往有一列典型美國小屋的長街，兩旁都是被白雪覆蓋的灌木，枝椏形態隱約可辨。我在一間看起來不甚起眼的房子前停下腳步。Erik因車禍受傷不便應門，一早囑我自行從通往廚房的側門進屋，我卻是方向盲，繞了一圈找不著，唯有嘗試拉開前門。最後因我形跡太可疑，一老人家（後來知道是他的岳父）前來開門：請問找誰？我說我找 Erik，我是他的學生。

我口中的 Erik，即是 Erik Olin Wright （埃里克.奧林.賴特）。在美國社會學界，這大概是無人不識的名字。美國社會學擅長培養各專業領域的專家，卻鮮有培訓出大師級的社會學家，而 Erik Olin Wright 算是社會學界碩果僅存的大師級學者。學術生涯前期，他專注於以分析馬克思主義方法重構「階級」概念，後期則專注「真實烏托邦」的研究。那時我申請美國研究院，給各社會學系所教授發了一堆電郵。沒有人想搭理只在申請階段的研究生，結果杳無回音。可是，當中最有名氣的Erik卻不止回覆了我的電郵，還跟我談了幾次視像通話，讀了我的論文，給了我許多鼓勵。後來我真跑到威斯康辛去，也有一半是因為Erik。

那個冬日下午，Erik 坐在輪椅上，在家中窗明几淨的客廳跟我談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從他的童年談到研究院生涯﹑六﹑七十年代的學運經歷﹑太陽花和雨傘﹑以及美國出乎意料的大選結果。然後也談到我。我跟Erik說，兩星期後就要回香港結婚了，有點不知所措。又半開玩笑的說：「好像有點從此被困的感覺，有點怕。」

Erik 聽了卻很高興，把我拉過去擁抱我，在我臉上親了一下。他拉著我的手說：「恭喜你。我肯定，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

途中回想方才對話，卻不免有點疑惑。Erik 作為一名激進左翼，一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為甚麼會對愛情或婚姻如此信任？

起身告辭時已近黃昏，我在暮色中走回公車站。回家途中回想方才對話，卻不免有點疑惑——Erik 作為一名激進左翼，一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為甚麼會對愛情或婚姻如此信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不是說一夫一妻的婚姻不過是維持資本主義的制度嗎？而左翼一向也有不少「毀家廢婚」的呼聲。

爾後沒再跟他談過婚姻的問題，心裡卻一直想著，終有一天要拉住他好好問一下。終有一天。

後來卻再沒機會。在與白血病搏鬥十個月後，Erik在上月23日（2019年1月23日）溘然長逝，終年七十一歲。

「真實烏托邦」

限制必然存在，但它不是一塊永遠踢不動的鐵板。也只有相信人可以改變這些限制，理想才有意義，不然，它就是缺乏實際行動的浮思而已。

後來，我似乎在 Erik 對超越資本主義的主張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在學術生涯後期，他把全副精神投放在「真實烏托邦」（Real Utopias）的研究計劃上。「真實烏托邦」是針對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潮流之回應，故它除了是社會科學，更是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柏林圍牆被高喊著自由的人群推倒，中蘇東德等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崩潰坍塌以後，資本主義成為了毫無疑問的勝利者，甚至有人提出了「歷史終結」的說法。無疑，資本市場為許多人帶來了大量消費品和生活便利，也確實改善了不少人的生活質素。但它也同時帶來了貧富懸殊，令許多人陷入極端貧困且無法脫身；在對利益無窮盡的追求中，自然環境也被肆意破壞，逼使我們面對前所未有的生態和氣候危機。在絕望中，有人將改變的希望寄諸革命，有人希望回復戰後黃金三十年的那種凱因斯（凱恩斯）主義福利制度，有人建立樊籬自絕於資本世界的天羅地網。

Erik 認為，過去一世紀的歷史已經說明，資本主義是萬難被毀的制度，無論是暴力革命﹑福利主義還是縮減消費的那種文青生活，都無法為人類整體帶來長久的幸福。中蘇那種高壓統治沒有實現民主平等的理想，但它們的路絕不是唯一的路。人類是有別的選擇的。

在《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一書中，Erik 斷言暴力革命可帶來平等民主社會的可能微乎其微，並呼籲對平等社會有深切追求的人，放棄先全面摧毀資本主義、然後才再進行建設的想法。「真實烏托邦」非對完美世界的空想，而是兩種戰略主張的混合體——第一，我們不能放棄國家層面的影響，必須推動全民基本收入等積極政策；第二，即使資本主義仍然支配人類生活，不代表我們不能在它給我們的種種規限之中，建立有我們理想世界樣子的組織。

Erik 最喜歡用的例子是維基百科，它不依資本主義模式運作，但它的生產力卻異常驚人，甚至破壞了此前存在了三百年的通用百科全書市場。又例如工人合作社，它的生產模式顛覆了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邏輯。凡此種種，Erik說——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完成的「真實烏托邦」，將這種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推而廣之，才能鬆動結構。歸根究柢，「真實烏托邦」說的就是：不是只有推翻了所有限制，我們才能建立自由幸福的社會。真正的建設是可以就地進行的。

我當然無法在幾百字內完整闡述「真實烏托邦」的願景，但對我來說，整個理論邏輯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限制無處不在，但人類是有能動性（agency）的。所謂歷史就是人類積極改變結構的故事。如果不體認這一點，我們完全不必再談論改變世界。

這是社會學中老掉牙的「結構—能動性問題」（Structure-agency problem）。社會學家總是很愛講「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那就是一切個人的問題都有其社會根源，因為人自呱呱墮地的一刻起，就生活在客觀存在的社會世界中，並受其束縛左右。可是，反過來說，人類也不是沒有思想沒有感覺的生物，我們對美好的生活有所追求，我們擁有自我意識，能夠觀察世界，解釋世界，並且會以行動來改變世界。限制必然存在，但它不是一塊永遠踢不動的鐵板。也只有相信人可以改變這些限制，理想才有意義，不然，它就是缺乏實際行動的浮思而已。

限制與創造的可能

就是在翻譯 Erik 生前寫的，關於「真實烏托邦」的文章時，我解開了兩年前的疑惑。

兩年前 Erik 跟我說「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不是否認婚姻是束縛的事實，更不因婚姻或愛情本身必然會為我帶來幸福。他所寄予信任的，不是婚姻制度或愛情，而是我。他相信的是我。他相信我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加諸於我的規範和約束之間，創造我想要的生活，一種超越我所面對的限制的生活。

Erik 跟我說「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他所寄予信任的，不是婚姻制度或愛情，而是我⋯⋯婚姻⋯⋯如果我自覺只能受其制限，而完全不相信我的思想行為能夠改變它，那麼我作為人幾乎是全無意義的。

恩格斯說，家庭關係只是資本主義的共構關係，女性對於家庭的付出被視為資本再生產的重要條件，而一夫一妻的婚姻只是父系社會歷史性摧毀母系社會的產物……這一切，在超過一世紀後，我認為還是擲地有聲，但這些都只是婚姻的一個面向。如果我自覺只能受其制限，而完全不相信我的思想行為能夠改變它，那麼我作為人幾乎是全無意義的。從婚姻推到職場，推到罷工罷課等行動——如果建立在剝削與不平等之上的勞動關係真的完全無法推翻，如一堵高牆般永遠聳立，這些行動說到底也毫無意義，浪費時間。

Erik 曾對我說，如果只因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就覺得甚麼都是「資本主義」，甚麼都貼一個「資本主義」標籤的話，那我們只能當一個三流的社會學家，永遠到不了見山不是山的境界。如果歷史已經有終點，如果一切都已經由冥冥中某些神秘的強大力量（那怕是甚麼自然法則還是辯證法也好）替我們選擇好了，那麼我們為甚麼還要苦苦掙扎？何不躺著乖乖的接受命運？唯有把目光收窄，我們作為以研究人的生存狀態為志業的人，才會看到原來所謂劃時代的歷史變遷，可能都是由背逆限制與規範而行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起。

那微不足道的小事，既然可能是 Erik 愛講的維基百科，那麼又為甚麼不可能是婚姻？我想起，曾聽過一些 Erik 還是年輕教授時代的軼事——那時他和妻子 Marcia 剛剛生了孩子，Erik 會抱著女兒跟研究生上課，女兒哭了，還要把她抱到一邊換尿布。到了今天，家務是女性範疇的思維還是頗根深柢固，何況那是七十年代末。五十二年來，Erik 和 Marcia 用行動告訴所有人，甚麼是真正互相尊重，扶持，愛護的婚姻。說到底，社會主義的理想不就是這樣嗎？平等的，互相支持的愛情或婚姻，真的就因為婚姻是束縛而不可能存在嗎？

社會主義的理想不就是這樣嗎？平等的，互相支持的愛情或婚姻，真的就因為婚姻是束縛而不可能存在嗎？⋯⋯說到底，如果執著於純粹與同質，只會令我們無法坦然接受異質與複雜性，只能永遠等純粹的世界出現。

Erik 和 Marcia 相濡以沫逾半世紀，走到最後仍然互相扶持，Marcia 每天為病榻中的 Erik 張羅起居飲食，照顧他一切需要，在他床邊給他唸他最愛的小說。那些老套的婚禮誓詞，甚麼執子之手，與之偕老，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大抵不過如此。誰看到他們會不相信婚姻呢？我有時想，他的人品無可挑剔，就算對一個只在申請階段的博士生也還是關心備至——大概也是因為這種有點傻，有點天真，但叫人肅然起敬的理想——別人看到你可以活成這個樣子，就會希望自己也能活成那個樣子。所謂改變就是由這種小事而起的，就連過渡到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都一樣。

說到底，如果執著於純粹與同質，只會令我們無法坦然接受異質與複雜性，只能永遠等純粹的世界出現。純粹的世界到底不存在，可見將來大概也不會存在。如果乾坐著等待完美的愛情，完美的社會，等待烏托邦如神明般降臨，我們甚麼時候可以開始真真切切地活著，甚麼時候可以用可眼見的事實告訴別人：這樣的世界是可能的，美好的生命是可能的？誰會和你一起建設那個幻想中的美好世界？有些人在婚姻以外建設這種可能性，有些人選擇在婚姻以內活出平等﹑尊重與愛。建設美好將來從沒一條非走不可的路。

「你的生命一定會更好，更完滿」。我想，更好更完滿的意思，大概就是人在限制中會更謙虛，更實在，從而更明白自己與他人所處的位置吧。

愛這個世界

我覺得，Erik 令我相信，茫茫世間，人類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謂愛，到了最深最盡處，都是在世間一切約束與限制中竭力創造希望與幸福的過程。

兩星期前，Erik 的眾多學生收到他生前好友和遺稿執行人，柏克萊著名社會學家布洛維（Michael Burawoy）發給我們的電郵。布洛維說：「可能你們如我一樣難以接受失去Erik的事實。我從未想像過，有一天，世上再也沒有 Erik Olin Wright 這個人。他總是渾身散發著樂觀精神﹑智慧和愛……而我們必須竭己所能，把這些精神傳承下去，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

「Despite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world.」我覺得，Erik 令我相信，茫茫世間，人類所有能理解和感知的所謂愛，到了最深最盡處，都是在世間一切約束與限制中竭力創造希望與幸福的過程。而在人必須經受的約束中，又沒有一種比死亡更必然確定。在得悉生命只餘下數星期時，Erik 寫下這樣的話：

對於死亡，我無太大掙扎。我為很多事情感到悲傷，尤為家人感到悲傷，但我沒有懼怕。以往我已寫過這一點，我的感受沒有改變。我不過是一束星塵，因著偶然，散落在銀河此一角落。在這裡，有些星塵以複雜的方式聚在一起，故有了「生存」的狀態；又，更複雜的是，這些星塵也有了意識，而且知道自己擁有意識。多麼神奇——星塵不過從超新星爆發而來，本無生命，卻因偶爾以複雜方式聚集，故有了自我意識，並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意識。這是浩瀚宇宙間至高無上的光榮。也許這是有終點的。這個複雜的組織將會結束，而這束星塵，令我之所以為我的這束星塵，也將冰解雲散，返回一般的形態。這本無可奈何。人類作為有創造力，有幻想力的生物，總有辦法在星塵散盡後，延續自身之存在。那也不錯。

在即將要離開世界的那些日子裡，他充滿了不捨與悲哀。依戀世間非因它完美無瑕，而是即使它千瘡百孔，人類還是可以靠著創造力和幻想力，在荒土間埋下種子，期待花終有一天開至漫山遍野。他渴望留下來見證這個未來，因他愛這個不完美的世界。

謹以此文獻予我親愛的老師。Erik，謝謝你教我的事。願你安息。

（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