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在東部時間4月25日早上六點發布短片，正式宣布參選總統。這樣一來，民主黨的「大咖」就悉數登場，可以初步做一盤點。
目前，民主黨共有20人宣布參選，但不少人只能算是志在參與，擴大影響。真正較有影響力的是九人：除拜登外，還有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馬薩諸塞州聯邦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加州聯邦參議員哈利斯（Kamala Harris，中文名賀錦麗）、紐約州聯邦參議員基利布蘭特（Kirsten Gillibrand，中文名陸天娜）、明尼蘇達聯邦參議員克羅布查（Amy Klobuchar）、新澤西州聯邦參議員布克（Cory Booker）、曾在德克薩斯州聯邦參議員競選憾敗的奧洛克（Beto O’Rourke）、前幾天宣布參選的印第安納州南灣市長（第一個公開同性戀的參選人）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 ）。
拜登和桑德斯是顯而易見的領先者，其他七人都存在很大的不足。除沃倫之外，幾個參議員最大的問題是此前都沒有全國性的（相對而言）知名度，在拜登和桑德斯已經分別佔領了光譜中温和派和進步派位置的情況下，他們普遍位於兩者中間的路綫以及個人特質也不足以讓他們異軍突起。
民主黨共有20人宣布參選，但不少人只能算是志在參與，擴大影響。真正較有影響力的是九人。其中拜登和桑德斯是顯而易見的領先者，其他七人都存在很大的不足。
布塔朱吉是歷史上第一個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美國總統參選人，加上他只有37嵗（美國總統的年齡限制為35嵗以上），「小清新」的形象讓他在宣布參選的最初幾天獲得媒體與網絡很大的回響。可是，他只有市長的經歷，在強手如雲的競選池中拿不出手。況且客觀而言，現階段的美國，也不可能讓一個同性戀當上總統。
年輕的奧洛克則是中期選舉「藍潮」的代表性人物，但其立場反而沒有這麼「左」。政治評論中把他劃為進步派、自由派和中間派的都有。這得益於他年輕和沒有太多政治包袱，人們對他的認識不深。因此，中間派的資金大筆流入，其籌款能力還在桑德斯之上。可是隨著競選的展開，立場逐漸清晰化，媒體深挖「黑材料」，其前景可疑。最可惜的，還是奧洛克在德州參議員落敗，如果他能戰勝克魯茲，那麼現在的形勢就截然不同了。
沃倫在2016年就被視為「進步派」陣營的第二號人物。對比桑德斯，其優勢是身份政治。桑德斯「白人老男人」在「進步派」強調「多元性」政治中處於不利地位，沃倫的「白人老女性」身份則佔了少許便宜。如果不是她的「印第安後裔」身份被證實有弄虛作假之嫌，她還會有更多優勢。
沃倫的問題是路綫與桑德斯差距不大，一直在桑德斯的陰影下。進步派二者挑其一的話，在2016年積纍起龐大的左翼群眾基礎的桑德斯，還是佔據明顯優勢。沃倫的機會只能等桑德斯犯了大錯或者有黑幕爆出，否則可以預期，在初選舉行幾輪之後，勝選無望時，她將宣布支持桑德斯。其他幾個參議員恐怕也將遵循類似的路徑。
預期隨著初選的進行，無望的參選人會在早期一一退出，剩下兩到四人把初選進行到底。
桑德斯vs拜登
因此，眼下的討論重點，自然便是桑德斯對拜登的問題。
桑德斯號稱要延續四年前未走完的路，對四年前的支持者非常有吸引力。而且，對民主黨自由派和中間派而言，原先被視為「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在一眾激進的民主黨左翼分子中反而顯得温和、穩重。其主打的「十五美元最低工資」和「全民醫療」，也都屬於進步派主張中最有條件實現的政綱。
原先被視為「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在一眾激進的民主黨左翼分子中反而顯得温和、穩重。
拜登本來是中間派和自由派的希望，可是在尚未宣布參選時已經遇上大麻煩。拜登以前就以「毛手毛腳」著稱。在#Metoo的大潮下，陸續有女性翻舊賬，說拜登對她們「行為不當」。有媒體已給他「怪叔叔」（Creepy Uncle Joe）的外號。平心而論，他的「毛手毛腳」在當年都不是什麼大問題，指控大部分是社會範式發生轉移的結果。
在「怪叔叔」風頭過了之後，拜登聲勢再起。這次在宣布參選後24小時，拜登已經籌集競選經費630萬美元，這個速度打破了桑德斯（590萬）和奧洛克（610萬）的記錄，聲勢凌厲。隨後，在4月底一連兩個民調中，拜登都大幅領先桑德斯，幅度達到令人吃驚的24-26個百分點。
粗略看來，桑德斯vs拜登正在重演2016年的桑德斯vs希拉莉（希拉蕊）的一幕。比如從捐款人數看，拜登有97000個捐款人，奧洛克有128000個，桑德斯有225000個。粗略說來，桑德斯吸引的是草根力量，拜登是大捐款者（即資本家+中產），而奧洛克位於兩者之間。
民主黨整體「左移」
對比2016年，這次初選有三大不同，這決定了本屆初選不太可能重演2016年的一幕。
第一，民主黨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包括陣營分裂的加劇、勢力消長、與整體「左移」。
在四年前，民主黨已明顯地分裂為「建制派」與「進步派」兩大陣營，「建制派」是主流，「進步派」還不足以撼動。桑德斯儼然半路殺出的黑馬，獲得不少的聲量，推廣了「進步派」的理念。但代表「建制派」的希拉莉一開始就是大熱門，到了競選中期在選舉票數上已是必勝之勢。只是桑德斯堅持不認輸，繼續推動理念，才與希拉莉激烈纏鬥到最後一刻。
希拉莉一直被桑德斯陣營指責「腐敗、競選不公」。被當時困在倫敦厄瓜多爾大使館中的「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領導團隊，盜取和公開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揭露了委員會種種「偏幫希拉莉」的行為，引發軒然大波。希拉莉和建制派不得不在全國大會上讓步，承諾黨內推行改革。而桑德斯與希拉莉纏鬥，是民主黨在2016年大選落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桑德斯不諱言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在競選中尚避忌打著當時顯得激進的「社會主義」旗號，而一般用「進步派」。「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認為社會的發展是有方向的，而且必須推動社會向這個「更好」的方向發展。在美國歷史上，這個詞在大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時期就被作為社會改革的口號而存在。現在的「進步派」提倡的願景和大羅斯福時期的有不少類似，但具體內容上已「進步」了很多。
「進步主義」再出江湖，與民主黨主打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被污名化有關。污名化來自兩個方向：一方面是右翼（特別是極右翼）對自由派的攻擊；另一方面是左翼覺得「自由派」已淪為「建制派」，已不能代表進步的方向。由於「進步主義」對爭取年輕選民非常重要，即便希拉莉在初選時，也標榜自己是「進步主義者」。
「進步主義」再出江湖，與民主黨主打的「自由主義」被污名化有關。污名化來自兩個方向：一方面是右翼（特別是極右翼）對自由派的攻擊；另一方面是左翼覺得「自由派」已不能代表進步的方向。
希拉莉大選失敗後，很多民主黨人認為如果桑德斯出戰特朗普（川普），民主黨就會贏。這種假設當然沒有可驗證性，但給了進步主義者急速在黨內擴展勢力的口實。於是「建制派」的委員會主席被換下，民主黨初選的「超級代表」名額被大幅縮小，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籌款所得的資金被大量用在支持年輕的「進步派」身上。
在中期選舉，進步派「藍潮」雖然沒有預期中這麼大，但也把一眾新面孔推上國會議員的席位，大大增加了「進步派」的勢力。同時在「建制派」中也被日漸分出「自由派」和「中間派」：原先偏左的國會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被歸為「自由派」，沒有這麼左的（如克林頓和希拉莉等）則被歸為「中間派」。「老領導」佩洛西花了不少力氣才重新被選為議長，這放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而且能被「進步派」接受也得益於佩洛西沒有「中間派」這麼「右」。
此外，#Metoo運動的興起是推動民主黨改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運動源於對女性人身權利的保護，推動了社會規範的改變，影響深遠。但同時，它既是「進步派」的政治日程，也在選舉中顯示無比威力（比如在阿拉巴馬州參議員補選和中期選舉）。更重要的是，它「擊倒」了很多老一輩的「建制派」的民主黨人和大筆捐款者，助長了年輕一輩的「進步派」的勢力。
Metoo運動的興起是推動民主黨改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它既是「進步派」的政治日程，也在選舉中顯示無比威力。
於是時過境遷，民主黨內左翼勢力壯大，乃至現在標榜「進步派」已不能滿足年輕選民的胃口，「社會主義」已不再激進。新一代的政治明星，如史上最年輕的眾議員、年僅29嵗的科提玆（Alexandria Ocasio-Cortez）高舉「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大旗獲得超高人氣。科提玆等人提出的激進改革主張「綠色新政」（其中包括保證人人有工作，廢除石油產業等政策）脱離社會發展的現實，被一眾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批評。很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明知並不可行，但還大都表態支持「其願景」，說到底還是對其選民基礎的考量。
正因民主黨出現系統性的「左移」，目前宣布參選的幾乎都是「進步派」的支持者（至少在口頭上），而且女性特別多（包括沃倫、基利布蘭特、哈利斯和克羅布查）。一些勝選可能極小的候選人還競相拋出更「左」的政綱以吸引眼球。如楊安澤（Andrew Yang）就宣布如果當選，美國每人可每月無條件派發一千美元，率先實現「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雖然「建制派打壓進步派」還可能是一種悲情的宣傳策略，但難以認為它真的會發生。
選舉制度改變
第二，多人參選增加變數，選舉形勢有異。
上次民主黨初選只有希拉莉和桑德斯兩位大咖參加（還有幾位沒有任何競爭力的候選人可以忽略不計），民眾非此即彼。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陣營分裂。這次多人參選，各陣營之間不至於過於針鋒相對，能緩解初選競爭的矛盾。
進一步，由於民主黨初選採取各州按照選票比例攤分代表的方式，而不是共和黨那樣「勝者全拿」，這樣會導致參選人容易拉不開差距。上次希拉莉之所以能拉開差距，是因為只有兩個參選人之故。而在多人參選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於是很大可能，在初選進行期間，沒有任何一方能獲得過半優勢。如此一來，就很大可能會出現超過三個參選人進入全國委員會的提名階段。
民主黨候選人經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投票決定。代表有民選代表和超級代表兩種。2016年時，超級代表佔五分之一左右。他們的取向有兩種意義，第一是直接的，即票數起作用；第二是間接的，即他們不少人早早表態，令（希拉莉）一方早早領先，間接地影響了初選民眾投票的結果。
值得指出的是，完全摒棄超級代表並不公平。因為照理說初選是「民主黨的初選」，實際上很多州的初選都允許中立選民甚至共和黨選民參加。因此，初選的結果不能完全代表「民主黨」的立場。這樣，以民主黨領袖、資深黨員、黨部骨幹等作為平衡，並非不合理。
完全摒棄超級代表並不公平。因為實際上很多州的初選都允許中立選民甚至共和黨選民參加。因此，初選的結果不能完全代表「民主黨」的立場。
無論如何，在2016後，民主黨的桑德斯支持者對「建制派欺負桑德斯」非常反感，於是要求改革黨內初選制度。2018年8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於是決議大幅降低超級代表的作用：在第一輪投票中，只有民選代表可以投票，只有進入第二輪之後，超級代表才可以投票。
有人認為，在這種制度下，超級代表基本上沒有作用。因為從1970年開始，民主黨的候選人都在第一輪投票中選出。可是，由於這是第一次實行的新制度，以前的記錄恐怕只能權作參考。
如果如上述分析，最後至少三人進入全國大會（比如拜登、桑德斯、沃倫），第一輪投票不能出結果的可能性還不小。因為根據暫行規定，必須獲得票數超過民選代表和超級代表之和的一半才算贏。這樣進入第二輪之後，超級代表就派上用場了。他們的取態將是關鍵，這樣的話拜登就有望得利。
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拜登在票數上領先，但桑德斯與沃倫之和大於拜登，這樣由於預期不少超級代表會支持拜登，那麼桑德斯和沃倫很可能達成協議，支持一人。這樣拜登可能第一輪就輸掉了。
現在變數尚有很多。但筆者預期，在這種制度下，桑德斯將會是得利者。
同仇敵愾面對特朗普
第三，擊敗特朗普成為各方的共同目標。
2016年希拉莉敗選的重要原因是民主黨過於自信。除了在最後時刻，民主黨一直認為特朗普必敗無疑，所以除了用負面攻擊的方法「唱衰」特朗普之外，沒有正面的政策宣傳。
民主黨尤其缺乏對傳統「鏽帶」，特別是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三州的勞動階層的重視，坐視特朗普不斷集會，攻城拔寨，「掏空」了民主黨的「藍色圍牆」。拜登就曾後悔，如果自己能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斯克蘭頓（Scranton）多舉行兩次集會（他在當地出生），就有可能拿下該州。
另一方面，由於初選中桑德斯和希拉莉的陣營分裂太大，多少有出於「自己不投民主黨也能贏」的考慮，很多支持桑德斯的選民就不投票。這也導致了民主黨的落敗。
再一方面，早在9月份，奧巴馬政府已經知道俄羅斯要干預大選，但大概出於不必節外生枝的考慮，奧巴馬政府並沒有公開，也沒有采取積極的措施防範和反擊，任由俄羅斯炮製的假新聞和虛假宣傳氾濫。直到選舉前最後十天，為回擊聯邦調查局長科米的重啟電郵門，民主黨參議員裏德才公開此事，但一來為時已晚，二來也給人以太過刻意政治攻訐的印象，缺乏說服力。
當年民調反復指出，無論希拉莉還是桑德斯，對上特朗普都能贏，但如果桑德斯對上特朗普，其勝算就會更大。希拉莉只比特朗普高幾個百分點。可是由於「誰上都能贏」的自信，當年桑德斯提出的「自己的勝算更高」的邏輯，就很少被重視。回頭看，如果桑德斯真的能出選，民主黨還真的更可能贏。
這次民主黨要推翻爭取連任的總統，處於下風位置。特朗普的兩年多統治激起民主黨選民的極大不滿，各方都把特朗普拉下馬當作首要目標。
世易時移，這次民主黨要推翻爭取連任的總統，處於下風位置。特朗普的兩年多統治激起民主黨選民的極大不滿，各方都把特朗普拉下馬當作首要目標。因此，一來，兩個陣營之間不太可能像上次一樣，鬥個「你死我活」；二來，即便是自己不滿意的參選人獲勝，也不至於像上次一樣乾脆不投票；三來，這次誰的勝算更大，將會成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這不但在初選中會成為重要的考量因子，在全國大會上，一旦進入第二輪，也會成為重要考慮因素。理論上來說，民主黨的超級代表更關心民主黨能否勝選。
拜登和桑德斯誰更有「可選舉性」，這已經超出本文的範圍，儘管筆者現在認為桑德斯的「可選舉性」更大（另文分析）。筆者這裏想指出的是，如果拜登在「可選舉性」上落後於桑德斯，進入第二輪或之後，即便超級代表原先更傾向拜登的政治立場，但考慮到「可選舉性」之後，依然可能投桑德斯一票。
（黎蝸藤，旅美歷史學者，哲學博士）
很详尽优质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