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奕諭：強人杜特爾特，是否改變了菲律賓的政治生態？

杜特爾特（杜特蒂）擔任總統的三年之中，我曾數次到訪菲律賓，每一次都深刻感受到菲國人民對於這位總統的愛戴。而這樣的經驗，很實在地反映於五月中剛結束的菲國五合一大選。

乘著杜特爾特選前將近八成的超高支持度，其盟友除了在各級政府大有斬獲，更在欲改選的12席參議員中搶下9席，使得在野勢力最大的自由黨（LP）一敗塗地。不僅如此，杜特爾特投入選舉的三位兒女也都勝選。長女莎拉（Sara）當選達沃市長、長子巴奧洛（Paolo）成為了新科眾議員，於政壇初試啼聲的次子賽巴斯汀（Sebastian）又順利取得達沃副市長的位子。有些媒體以他們皆高票當選的結果，試圖說明杜特爾特家族為首的政治勢力在菲律賓政壇正式地鞏固下來。

對此，許多投票給反對陣營的選民失望透頂，認為這個國家陷入了民粹主義當道的困境，更以「笨蛋選民」（bobotante）指涉那些他們難以理解的「主流民意」。不少人認為，批判的聲音因為日益猖獗的假新聞與惡意社群操作而不被眾人所見。比如許多菲律賓的獨立媒體與人權團體皆指出，他們從選前即不斷遭受到網絡阻斷服務攻擊（DDoS）。

「當你有重要的故事想說，你主要使用的平台卻被攻擊到無法運作，那是壓力相當大的事情。」異議媒體 Bulatlat 執行總編輯羅娜琳．奧萊雅（Ronalyn Olea）在一次專訪中，這麼解釋了異議人士面臨的窘境。

然而，即便異議聲音遭打壓是不爭的事實，以「笨蛋」（bobo）與「選民」（botante）的組合字來稱呼那些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往往過快地將階級與教育程度做為解釋自身與他者意見落差的原因。這種標籤將無助於我們認識杜特爾特的支持者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群人。

「他和其他總統真的不同，光是他免除小農水源的灌溉費以及所有國立大學學生的學費，你就知道他是有機會帶著菲律賓走向不一樣地方的人。」

有一次，我跟著菲國一個農民組織到鄰近省份參加抗爭活動，沿途我留意到其中一位參與的農人戴著寫有「杜特爾特」字樣的手環。當時，杜特爾特正一反他選前對菲律賓共產黨的友善態度，單方面打破與菲共的和平談判時程，更逮捕了數名本來要代表菲共進行談判的成員。這個農民組織雖然並不隸屬於菲共，卻因為同樣是帶有左派色彩的抗爭組織而遭到嚴重打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好奇地問他為何依然這麼支持杜特爾特，他回答：「他和其他總統真的不同，光是他免除小農水源的灌溉費以及所有國立大學學生的學費，你就知道他是有機會帶著菲律賓走向不一樣地方的人。」

由此可見，我們顯然無法以追求「自由民主」或是擁抱「強人獨裁」這種二分的論述去解釋他的立場從何而來。大選過後，當不少菲律賓人試圖反省自己對於「主流民意」的認知時，有另一股聲音開始在提醒大家：究竟是社群媒體造就了這個輿論立場高度分歧的社會，還是說那只是種催化劑，讓本來便潛藏的社會矛盾快速浮上檯面？

「反獨裁」失去效果

平心而論，今年的菲國大選大概是在野勢力於選舉策略方面最為相近的一次。因為不論自由派或是左派，幾乎都在齊聲討伐其眼中「專制獨裁」的杜特爾特。

就自由派陣營來說，他們以繼承1986年黃色革命（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為號召，強調將讓菲律賓重回自由民主的秩序。有鑑於此，自由黨選前自信滿滿地成立「八全勝」候選人聯盟（Otso Diretso），推出以反馬科斯（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馬可仕，1965至1986年的菲律賓獨裁者）、反獨裁而聞名的三名參議員候選人——阿基諾（艾奎諾）四世（Bam Aquino）、譚納達（Lorenzo Tanada）與迪歐克諾（Jose Manuel Diokno），希望藉此打擊極力推崇馬科斯家族的杜特爾特陣營。不只如此，他們還推薦了知名穆斯林人權女律師虞道（Samira Gutoc）參選，企圖藉此批判杜特爾特2017年開始在菲南實施戒嚴的作為。

至於一直以來都屬於少數勢力的左派陣營，在杜特爾特就任總統之初，雖曾有過一股和解共生的聲浪，卻也只是短暫的幻覺。尤其當杜特爾特在與菲南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NLF）談和的同時，大力鎮壓像是菲律賓共產黨等反叛勢力，甚至波及到並非採取武裝革命路線的左派政黨及相關組織，這便打破了杜特爾特過去所營造的親左形象。也因此，左派異議人士於競選期間，除批判因反毒戰爭而來的法外處決情事，更痛斥政府以打壓反對聲音來形塑和諧社會假象的舉措。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是選前有代議士研擬要將「左派職業學生逐出校園」的提案，而選舉當日甚至還有人在投開票所門口發放菲警的官方報紙，呼籲民眾不該支持與共產黨叛軍關係可能密切的六個左派政黨。

從八全勝聯盟最後全數落敗的後見之明來看，選民顯然厭倦了自由派陣營不斷批評戒嚴時期，更不用說那些一直強調自己繼承人民力量革命精神的政治人物。這些不買帳的選民不見得是推崇戒嚴，只是 1986 年之後的菲律賓仍繼續受到政治家族王朝及寡頭政治的影響甚深，這也難怪大家不太相信差不多的這群人能夠為他們開創什麼新的未來。而這樣的反作用力，或多或少影響到在家鄉馬拉威（Marawi）拿下超過 84% 票數的虞道。
簡單來說，她之所以能夠在家鄉囊括大部分的選票，是因為政府並未能在 2017 年馬拉威恐怖攻擊事件的後續妥善處理重建事宜。然而，即使她的批評深植在地人心，卻因為其關注事務過於地方，最後實在難以於全國大選之中擠進參議員的安全當選名單。

相較之下，選舉過程中一路遭逢各種打壓的左派陣營，最後則是有人民愛國聯盟（Bayan Muna）、加布瑞拉女權組織（Gabriela）、關注教師聯盟（ACT Teachers）與青年愛國陣線（Kabataan）這四個政黨，藉由相對保障小黨的政黨名單系統拿下六席眾議員。其中，人民愛國聯盟甚至以111萬票拿到所有參與政黨的第二高票。雖然不比上一屆的七席多，卻也不算是輸掉太多。整體而言，左派勢力算是稍稍守住了基本盤。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極其推崇前獨裁者馬科斯的強人杜特爾特，讓自由派與左派異議人士於本次大選有了交集的可能。這樣的情況有點類似於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前後的情勢——自由派人士因為在野黨領袖阿基諾二世（Benigno Aquino, Jr.）於1983年遭刺殺，而與戒嚴期間即不斷在反抗政府的左派運動者匯流，追求自由民主成為彼此的最大公約數。

然而，雙方卻也同樣因為運動策略的差異及對彼此的誤解，終究有些緊張且競逐的關係。像是某些自由派人士批評左派運動者綁架了菲國社會對於「反戒嚴」與「反殖民」的話語權，對他們以「共產黨武裝革命路線作為菲律賓人解放的出路」的想像不置可否；左派人士也時常抨擊這些追求「體系內改革」的自由派政治人物，認為後者往往是藉此在掩蓋其繼續鞏固家族與私人利益的實情。這些印象或許與實際情形有些出入，不過當這類爭論持續了幾十年還無法有定見，而菲律賓社會的處境依舊不太有起色時，人民對反對陣營的漠然，就自然而然讓「反獨裁」的策略失靈了。

選民欣賞的「暴力反建制」

三年前，杜特爾特之所以會從總統大選勝出，是因為他強調自己並非出身於傳統的政治菁英家族，其南方治理的經驗也有助於他樹立以底層人民的心聲為本的形象，藉此推動新的政治變革。三年過去了，當初這樣的政治敘事現在看來顯得有些弔詭。一部分的原因是，杜特爾特本次支持的候選人，不乏有傳統政治家族出身的人馬，就連他自己的子女也被認為是在穩固其家族的政治勢力。

許多選民認為杜特爾特的執政表現瑕不掩瑜，就算其支持的候選人是出於傳統政治世家，他們仍會為了要讓杜特爾特政府實現其政治願景而投票。

即便如此，倘若我們將中央與地方選舉的結果拉進來一起看，會看到菲律賓選民的投票行為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

首先，許多選民認為杜特爾特的執政表現瑕不掩瑜，就算其支持的候選人是出於傳統政治世家，他們仍會為了要讓杜特爾特政府實現其政治願景而投票。

這是從2016年的總統大選開始便出現的一股浪潮。當1986年推翻馬可仕獨裁政權的「黃色革命」政權掌權幾十年都未能成功帶領菲律賓社會脫離政經局勢紊亂的泥淖，這讓脫離常規且時常有新意的杜特爾特，順理成章地成為渴望改變的菲國人民寄託之所在。反對陣營雖然在選前大力抨擊杜特爾特政府的稅改規劃、反毒戰的粗暴、對中國的詭譎態度與試圖修憲以推動聯邦制等政策，卻因為無法提出具體有差異的解法，讓不少支持杜特爾特的選民認為這只是「為反對而反對」的選舉策略。

當然，這並不表示選民對政府意欲推動的種種政策都有想法，最具爭議性卻也最讓人民有感的其實是杜特爾特一直以來強打的反毒戰爭。有些人認為，杜特爾特政府的反毒品政策確實有嚇阻罪犯的效果，更讓菲律賓的某些惡習逐漸在消解。尤其當反毒戰爭的重要目標之一，是裁罰涉嫌毒品貿易的貪官污吏，這讓對於菲國司法體系日漸失去信心的平民感到振奮，認為政府確實正大刀闊斧地改革。

「你能想像我們現在終於敢讓孩子在夜晚的馬尼拉街頭走動了嗎？」「那些涉毒的貪官總算得到他們的報應，這是我們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情。」諸如此般的聲音，在我拜訪菲律賓的時候頻繁地出現。縱使有人權團體抨擊警方低估了因法外處決而死亡的人數，更擔心有些人會以反毒戰爭之名濫殺無辜，支持杜特爾特的社會輿論卻往往認為那都只是誇大之詞，覺得批評者為了批評甚至連政策實際上帶來的成效都不願接受。

前任警察總長，同時也是新科參議員的德拉羅沙（Ronald dela Rosa）便是個很好的例證。做為一個在杜特爾特任內大力掃毒的執行者，他既非傳統政治家族成員，也不是什麼公眾名人的背景，卻在總票數六千多萬的大選中獲得一千四百多萬票，拿下第五高票的成績。而在轉戰參議員成功之後，德拉羅沙強調其首要任務就是要推動恢復死刑，讓販毒者得以「合法」被處決。

杜特爾特旋風在地方選舉的影響更是明顯。以其所隸屬的「民主人民力量黨」（PDP-Laban）來看，該政黨早在杜特爾特當選總統之後，便吸引大量政治人物轉而投效。在本次大選之中，該政黨除了囊括近三分之一的眾議員席次外，在菲國81個省中甚至有41位參選人獲得勝利，其中22位當選者是成功趕走現任省長的「挑戰者」。這個數據還沒有將另一個杜特爾特盟軍——「變革聯盟」（Hugpong ng Pagbabago）的選舉結果給納入計算，該聯盟是杜特爾特長女莎拉為了讓非「民主人民力量黨」的政治人物也能夠加入其行列，而在選前成立的跨黨派勢力。

不僅如此，部分不願隨杜特爾特盟軍起舞的傳統政治家族在選舉過程慘遭滑鐵盧，像是勢力盤據馬尼拉都會區幾十年的埃傑西多－埃斯特拉達家族（Ejercito-Estrada）與傑約馬爾・敏乃家族（Jejomar Binay）便意外將原先坐實的位子拱手讓人。從全國統計數字來看，雖然並不是全面性的大翻盤，但壟斷地方政治超過 20 年的 220 個大家族中，卻也有 32 個落敗，這被不少菲國人民視為是「改變成真」的重要契機。

也因此，在菲國大選開票的那個晚上，有些人雖然因為杜特爾特的大勝利而顯得傷神，卻也同時在社群媒體的平台上不斷以「政治王朝的終結」「我們不是全無希望」等字句對自己與網友喊話。

當然，這是不是取代舊政治的一股新政治力量，還值得商榷，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次大選並沒有選出完全令人耳目一新的人選。舉例來說，在本次大選代表民主人民力量黨的候選人，其實多半是2016年之後從自由黨叛逃的政治人物。正是因為如此，民主力量人民黨在眾議院的席次，從2016年的3席大幅躍進至113席，而上次在眾議院獲得115席的自由黨，今年卻只贏得26席。

即便是這樣，我們也不能夠就這樣視本次大選的結果與菲律賓的舊政治無異。比如打敗埃斯特拉達家族，贏得馬尼拉市（City of Manila）市長大位的伊斯科・莫雷諾（Isko Moreno）便是一例。莫雷諾雖非政壇新手，也曾受到前總統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及現任總統杜特爾特的賞識，不過勝選對於出身本地貧民窟的他與其他菲律賓人來說，仍有重要的政治意涵。

而成功讓馬尼拉都會區帕希格市（Pasig）變天的維克・索特（Vico Sotto）則同樣是個令人振奮人心的例子。年僅29歲的他，不僅以「另一種選擇也可以」（#IbaNaman）為其翻轉口號，更在當上新科市長之後，更進一步地強調政治人物應當跳脫「黃色勢力」與「杜特爾特死忠後援會」（Diehard Duterte Supporters，簡稱DDS）非黑即白的二元想像，才能夠為菲律賓的未來找到新的可能性。

如此看來，杜特爾特的強人政治確實影響了菲律賓選民的投票傾向，它更鬆動了過去幾十年來菲國的政治生態。名聲、利益與金錢等傳統政治的幾種要素雖然依舊存在，卻已經不盡然是驅使選民投票的關鍵。選民顯然沒有那麼笨，他們不斷跟隨著時代在進化。就算沒有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選擇，他們也堅信那些願意跟隨杜特爾特的政治人物，將和他們的總統一樣做出有別與以往的政治決策。

此外，在這個社群媒體的時代，雖然不乏假消息、假新聞與各式抹黑、抹紅等選舉操作，真正影響民心的，還是本來即潛藏於檯面下的社會矛盾。這裏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在菲律賓擁有「假新聞之后」稱號的摩卡・尤遜（Mocha Uson），是一位杜特爾特的狂熱粉絲，即便臉書上擁有 578 萬個按讚數，競選期間也獲得杜特爾特的大力支持，其為了本次大選而成立的政黨 AA-Kasosyo 最後卻也只得到極低的票數，完全無法獲得任何席次。如此看來，社群媒體或許會被用來分化人群，讓立場相異的人們越來越無法有效的溝通，我們卻不該假定那些與自己立場迥異的他人就一定是被洗腦的笨蛋。

特別是，當我們把菲律賓本次中央與地方選舉的結果一同拿出來檢視，我們會發現所謂的「家族政治」、「民粹主義」、「社群媒體惡果」等概念，往往過於便宜形式，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的菲律賓政治。我們若還是緊緊地抓著這些概念不放，那麼只會把「主流民意」看做是愚昧且識人不清的一股勢力，而無法藉此認識到菲國社會近年來的真實變化。

（賴奕諭，夏威夷大學人類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