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加坡大選：一黨獨大天長地久，但變化也在持續發生

在略顯短暫的9天競選期後，新加坡於7月10日舉行了1965年獨立以來的第十三屆國會選舉。早在1959年被馬來西亞國會決議逐出聯邦之前，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下文簡稱PAP）就開始執政，一直持續61年至今。在大部分人看來，本屆大選依然是一場「事先知道結果」的遊戲。儘管新加坡實行議會民主制，絕大多數國會議席（本屆93席）經由普選產生，但沒有人會懷疑PAP將繼續在新加坡執政下去。就連因7月1日英語政策辯論中表現出色而於新加坡網絡上爆紅的反對黨工人黨候選人林志蔚（Jamus Lim）也於辯論中坦言，工人黨不拒絕人民行動黨獲得選民委託，而是抗拒他們提出「空頭支票」。

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場激烈的大選。此次大選，PAP自新加坡獨立以來第二次在所有國會議席上遭遇反對黨的挑戰，共有11個政黨的191名候選人以及1名無黨籍人士競逐31個選區的93個議席，創下紀錄。老牌反對黨工人黨連續多屆贏得選區議席，守成之餘試圖拿下更多的選區。由前人民行動黨要員陳清木（Tan Cheng Bock）去年創立的前進黨獲李顯龍弟弟李顯揚（Lee Hsien Yang）高調支持，顯得 來勢洶洶。

同時，COVID-19疫情讓新加坡陷入防疫與經濟的雙重危機，這也成為執政黨與反對黨攻防的主要議題：PAP強調非常時期需要國民團結共度難關，選民應給予政府「強有力的委託」，以保證政局穩定；反對黨則以PAP未能遏止移工宿舍疫情暴發為由頭批評政府施政，並指控PAP將大選設在疫情走向未明朗的時間，是以選民的健康安全換取順利的政權更迭。

10日當晚，原定於晚上8時結束的投票被臨時延長到晚上10時，一度引起反對黨的不滿與猜測。最終結果是，PAP獲得93個議席中的83個議席。PAP繼續執政的結果毫不讓人意外，反對黨工人黨卻也創下了歷史。

在本次選舉中，工人黨於盛港集選區的勝利，導致PAP第四代領導團隊的原總理公署部長黃志明（Ng Chee Meng）無緣繼續參與政府內閣，讓李顯龍大呼「痛失」人才。另一邊，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公認是李顯龍總理職務接班人，本屆選舉「空降」每屆選舉都遭工人黨強攻的東海岸集選區。王瑞傑雖取得勝利，但因得票差距接近，未能樹立獲得選民強力支持的繼任者形象，或也為其接班之路增添困難。

李家陰影仍在

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現年68歲，曾放話說自己會於70歲前卸任總理。但目前看來，李顯龍短期內還走不了。

公認是李顯龍的接班人的王瑞傑，於2018年11月成為PAP第一助理秘書長，外界解讀稱這是王瑞傑成為總理接班人的徵兆。本屆大選，王瑞傑於登記選區前最後一刻宣布參加東海岸集選區選舉。東海岸集選區議席一直由PAP控制，但過往幾屆大選中，反對黨團隊均獲得了較高得票率，與PAP咬得很緊。本屆大選王瑞傑「空降」的舉動普遍被反對黨與新加坡媒體解讀為「奇招」，稱選民將不得不在工人黨的「明星團隊」和「未來總理」之間做出選擇。王瑞傑最終僅以53.41%的成績險勝，低於人民行動黨的全國得票率61.24%，也比上屆選舉PAP東海岸集選區團隊得票率60.7%要低。

在大選前，李顯龍就已流露出短期內還不會交棒的態度。儘管李顯龍多次強調「第四代部長團隊」（「4G團隊」）的概念，並表示自己將於70歲前卸任。但突如其來的COVID-19疫情打亂了陣腳，李顯龍說自己未預料到任期的最後一段會遇到這一重大危機，可能要等到危機解決才正式交棒。

本屆大選前，一度譽為「防疫模範生」的新加坡因疏忽了移工宿舍防控而造成疫情大規模暴發。也讓深深捲入全球經濟的新加坡遭到重創。李顯龍上月警告稱，受疫情衝擊，新加坡2020年度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萎縮4%至7%，是新加坡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經濟萎縮，李顯龍也將COVID-19疫情形容為建國以來新加坡面臨的最大危機。在疫情面前，所謂「4G」團隊，無論是在內政處理還是外交論述上，都還缺乏亮點。

新加坡政治，也遠未走出李光耀的陰影。大選正式舉行前，李顯龍弟弟李顯揚高調加入陳清木創立的反對黨前進黨。李家兄弟二人反目，源於2017年公開化的政治遺產糾紛。李顯揚批評李顯龍為一己私利違背李光耀遺囑，為利用父親的政治影響力而保留李光耀故居。李顯龍則予以否認，還破天荒地將家庭糾紛帶上新加坡國會，向國人致歉並解釋自己的立場。李顯揚並未參加本屆大選，僅以助選人員身份活動。他聲稱新加坡不再需要一個李家人（Mr. Lee），但顯然，前進黨希望利用他的李家人身份獲得影響力，加強PAP政府已脱離李光耀的路線與遺產的形象。

如今，李光耀已去世五年，他的名字卻仍常常見諸PAP議員的發言。歷史學家覃炳鑫（P.J Thum）在Youtube節目中曾戲言PAP對李光耀的尊崇已經成為了半邪教（cult），認為PAP需要利用國民對國父李光耀的歷史記憶來維持政權。在近日外泄的一段2019年初的內部講話中，新加坡貿工部長陳振聲表示國家危機總是幫助人民行動黨贏得選舉，其中就包括了2015年李光耀的去世。當年9月舉行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相比上屆上升了9.7%。

反對派政治的革新

疫情與經濟本應成為本屆大選的核心議題，朝野陣營的政策方案卻未能成為焦點。新加坡反對黨短期內無法想像贏得執政地位，他們的政治論述因此大多立足於爭取讓新加坡民主邁向「監督與制衡」（check and balance），不敢逾越太多。

政策難以在朝野間得到充分辯論，有着具體的原因。一方面，新加坡國會大選的競選時間非常短，本屆選舉只有9天，宣講政策的群眾大會還因防疫需要而被禁止；另一方面，反對黨長期無法執政，只能「陪練」，工人黨甚至還遭新加坡外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於辯論會上「譏諷」，說他們是「行動黨翻版」（PAP-lite），李顯龍也說選民要選就選「正牌貨」。

面對維文的質疑，同場辯論的工人黨候選人林志蔚給出了「拒絕空頭支票」的金句。這句話看似空洞，卻於網絡上抓住了選民的心，成為反對黨取得突破之處。新加坡親政府媒體《海峽時報》11日報導稱，工人黨取得突破的盛港集選區有超過60%的居民年齡在45歲以下，工人黨強調反對黨制衡作用的理念，引起了年輕選民的共鳴。11日凌晨，李顯龍與其他高級閣員召開選後記者會，未直接回應人民行動黨是否在年輕社群中失去民心的問題。但李也委婉地表示，新加坡年輕一代的的抱負和生活與老一輩大不相同，這必須在執政黨的政治進程和政策規劃中得到反映。

林志蔚具有海外留學背景，是擁有多個學位的經濟學家。他的出現象徵着反對黨陣營內的世代交替。選前，領導工人黨轉型並於集選區選舉中取得突破的劉程強宣布隱退，正式交棒給新一代領導人畢丹星。劉程強畢業於遭李光耀政府關閉的南洋大學，具華校生背景，能說流利的華語與潮州話，因此獲得一批具同樣族群、語言背景的死忠支持者。新一代工人黨人物如畢丹星、林志蔚、佘雪玲，則都是英語比華語要更流利，形象也更精英，沒有劉程強那樣的草根奮鬥色彩，劉程強隱退，一度引起輿論對工人黨選情的擔憂。工人黨缺席華語的政策辯論更讓外界質疑他們還能否和華語選民建立聯繫。

最終，工人黨保住基本盤之外還有所開拓，其中因素除了劉程強的積極助選、林志蔚等人的「明星效應」與老牌反對黨穩健的制衡者形象，還與微妙變化的語言格局有關。

新加坡獨立後，為建立起跨越族群的共同體意識，並在冷戰格局中與英美接軌，選擇英語為公共語言。根據新加坡政府的族群理念，華語是華族的母語，華族的語言認同可以通過雙語教育獲得保證。這讓華語從教學語言變成了學習科目，被設為標準華語的普通話也不是華南移民背景的華人家庭語言，無法如母語方言一樣於家庭生根。這些因素都讓華語教育「虛有其表」。華語也漸漸從被排斥的、非英校生的標籤漸漸變成一門有難度的學問。推崇精英的人民行動黨推出的70、80後新候選人，大多能說流利華語，以迎合官方設定的多元社會理念。相比之下，反對黨中能用華語交流自如的同齡候選人相對較少。不諳華語或許會影響因劉程強個人特質長期支持反對黨的老選民的觀感，但不會影響將英語視為公共語言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對反對黨政見的理解。

一黨「永續執政」的傳統來源

李顯龍7月6日在網絡直播中對選民發出呼籲，稱PAP於危機時刻需要獲得選民「強有力的委託」。在PAP的語言裏，選舉上的失敗意味着新加坡政府的施政將受到不良影響：如果PAP未能獲得「足夠的授權」，將影響外來資本對新加坡的信心與投資；如果部長級候選人在選舉中落敗，意味着新加坡的領導班子失去了應有的人才。PAP與新加坡選民的關係維繫着某種執政永動機：因為PAP拿出了政績，選民才要投票支持，而只有投票支持PAP，才能保證政績的延續。

這樣的關係之所以能成立，除了選區劃分不公（選區劃分委員會直接受總理領導、有刻意為勝選重劃選區的現象）、「領先者當選」的選舉制度、國家對媒體的控制、反對黨政客遭誹謗訴訟打壓之外，人民行動黨的有效施政仍是最重要的因素。新加坡當局一直有意識地在促成「新加坡模式」論述，這是一種以「精英政治」、「賢能政治」、「自我更新」為核心的論述，將自己區別於「效率低下、社會撕裂、以普世主義凌駕他國」的西方民主體制，強調執政黨時時刻刻在更新自己，保持領導團隊的精英，同時又依靠選舉讓幹部於基層接受選民的考驗，避免不接地氣。

新加坡一直以來政治保持穩定，經濟高速發展，讓「新加坡模式」的論述頗具說服力。但這種論述多多少少有一些「自我東方化」的意味，建立在與西式政黨輪替制度的對比之上，而隱藏了新加坡政治格局的真正起源。

本屆大選中，反對黨共贏得10個選區議席，許多媒體稱這是新加坡史上反對黨議員人數最多的一次。實際上這不盡然，1963年，新馬合併後新加坡以州屬身份進行的大選中，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就贏得了13個議席，險些讓人民行動黨失去議會多數地位。社會主義陣線由工會分子與華文教育背景的林清祥、李紹祖等人領導，由遭李光耀等反共的PAP內高層開除出去的左翼派系於1961年建立。

在新加坡正式獨立以前，多語言教育背景的活動分子都在積極開展反殖鬥爭，工會分子、親共左派與華語背景人士也是PAP的組成部分。1961年的分裂讓PAP顯得元氣大傷，兩派的主要爭執點在於如何理解新馬合併與「馬來亞」的概念。社會主義陣線認為新加坡一直以來都是馬來亞的一部分，主張反殖民的、反英帝國的馬來亞人認同，因此反對由宗主國英國方面「撮合」、涵蓋東馬二州的大馬來西亞計劃。

在冷戰的背景下，英國殖民當局、馬來半島反共的馬來精英與李光耀領導的PAP反共派系聯合行動，於1963年援引內安法，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下抓捕了100多名多為左翼的反政府人士。冷藏行動重創了勢力強大的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李紹祖因認為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的政權不合法，發起了對國會選舉的杯葛，黨友接二連三地放棄議席，轉入街頭抗爭運動。這開創了PAP於國內會內一黨獨大的時代，從1968年開始的13年間，國會所有席位都屬於PAP。直到1981年，工人黨領袖惹耶勒南在補選中獲勝當選國會議員，才打破了PAP對國會的壟斷，反對黨從此才能於每屆選舉至少獲得1個選區議席。

李光耀領導的政府通過非常手段打壓了勢力龐大的左翼反對派，讓新加坡自獨立開始深深嵌入了冷戰格局。與馬來半島若即若離的關係，又讓新加坡獨立無法避免地捲入族群政治。族群和諧深深烙印在新加坡的政制設計上。在維持族群和諧的名義下，新加坡設立了獨特的集選區制度，這需要候選人以組團方式競選，必須包括至少一名少數族群（即非華裔）候選人，得票最多的所有候選人將全數當選國會議員。在工人黨於2011年取得突破、首度實現反對黨在集選區的勝利以前，一直有批評聲音認為集選區實際目的不是保護少數族群的政治權利，而是讓反對黨無法對擁有大量資源的PAP形成有效的對抗，同時建立起「以老帶少」的PAP議員輸送通道。

歷史關係密切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人口結構不同，分別以華人和馬來人為多數族群，但兩個國家的人口組成卻很類似，都以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為主要族群，呈現出多族群、多語言的局面，大約處於「分而治之」的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與交融、互通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社會之間。

長期研究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黃進發曾分析認為，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創造了兩個成功的選舉型一黨制國家（electoral one-party state）。新加坡有大量的左傾華人，在反殖民論述下獨立，在冷戰中會讓美國陣營擔心出現「東南亞的古巴」。新馬合併可以遏制左傾的趨勢，新加坡大量的華人人口卻讓主張馬來人至上的馬來民族主義者感到威脅，導致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

新馬兩地於建國前後都曾因族群衝突出現暴動，族群和諧因此成為兩個國家維護政治穩定的目的與理由。兩國當局甚至會相互「以此為鑑」，以對方的族群關係來警告國民：馬來西亞不能像新加坡那樣落入華人的控制，新加坡則不能像馬來西亞那樣陷入馬、華對立的局面。馬來人至上在馬來西亞寫入憲法，新加坡則以各種強力手段維持「多元族群」國家的面貌。分別在兩地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線（前身為聯盟黨）與人民行動黨均強調只有支持當局才能避免國家滑向種族暴亂，也以此維繫着自己的統治。

儘管新的大選中反對黨更加進取，但新加坡距離兩黨制仍有很長距離，兩黨制也不見得是新加坡政治的發展方向。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反對黨政治已然生根，並完成了一次迭代，脱離冷戰格局的新加坡政府也再無法回到李光耀時代的強人作派。李顯龍任內樹立了親民、懷柔的形象，也主動通過非選區議席增多與擴權的改革來回應要求國會有更多監督與制衡的訴求。服務社區、民主制衡、責任擔當是反對黨當下努力建立的招牌。

更不用說，時代已變，如今的反對派不再可能被安插共產主義的污名，同時也不再揹負老一代政治犯的精神負擔。

（夏蘭揚，人類學學徒，熱愛馬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