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鄧聿文：如何判斷中國當下政權的極權性質？

準確地判斷當下中國政權的極權性質及類型，對認識中國和採取正確的行動策略至關重要。但這也是個難題。

在多數政治評論家或觀察者看來，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習近平政權是一個極權政權，它表現出了極權政體的典型特徵，如領袖獨裁，一黨壟斷國家權力且企圖控制一切，意識形態的唯一性且不可挑戰等。這在描述的意義上是對的。但僅有此還不夠，因為即使同為極權，在不同的歷史條件、社會文化環境和領袖性格下，其程度和呈現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如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軍國主義的日本以及斯大林的蘇聯四者之間，極權類型就很不相同。我們需要分析其中的差距，而非泛泛指稱。

極權主義的英文名是「Totalitarianism」，又稱全權主義，全能主義，含有全能、總體的意思，即國家控制一切，德國納粹學者、近年來被中國國家主義者奉為導師的卡爾·施米特就把它稱為「統治一切」，墨索里尼也是在這個意思上把它定義為「國家掌控一切，沒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國家」。從這個角度說，人類歷史上經典的極權主義或極權政體，可能只有德國的希特勒政權、蘇聯的斯大林政權、中國的毛澤東政權、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以及朝鮮的金氏政權。習近平也想效仿毛澤東，宣稱「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而且把它落實為政策，將黨的觸鬚深入到私人企業、外國資本、非政治性的民間組織和團體等中共過去不曾或比較少觸及的領域。然而，毛澤東能做到真正將黨的統治，他個人的思想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甚至大多數人的靈魂，還有一系列的制度配套，特別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單位制和物資的供給制等。但現在這個配套體系沒有了，雖然習時代的專政程度比過去大為強化，而且有毛時代沒有的科技和數字技術相助，可要做到毛時代尤其是文革那種黨/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國，儘管多數公共生活已經泛政治化，但畢竟不用「早請示晚彙報」，同政治關聯不密切的公共空間還存在，人們在社交媒體上還可以發泄對國家權力的不滿，雖然也存在被「喝茶」的風險。另外，它還基本侵襲不到大眾的私人生活。

換言之，習即便要複製和復興毛的統治方式，將黨凌駕於一切公共空間上，其實是辦不到的。這不是他的能力不夠，而是歷史根本不可能提供給他這個條件和機會。就此而言，四十年改革還是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這種變化堵死了中國重回毛式文革之路。現在很多人批評習要把中國引迴文革，習或許有讓中國在思想和觀念上重回文革的想法，但在社會結構和制度上是沒辦法將中國強行拉回文革的。

和經典的極權主義不同，習近平的極權統治是在一個數字技術導向以及強調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樣一個價值指向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就為它帶來了許多不同的特徵和表現形式，包括：一邊是政治上的封閉和壟斷，一邊是經濟上的有限改革和自由貿易與開放；一邊殘酷打壓政治反對派，一邊把改善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作為中共的「初心和使命」，對民眾進行儒家式的「討好」；一邊在意識形態上掛着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招牌，一邊用民族和國家主義作為思想輿論動員工具；一邊倡導依法治國，一邊將將法律工具化，實行法家式的統治；以及一邊沒有展現出對外領土擴張的戰略野心和在全球輸出共產主義，一邊在全球治理中要向世界提供中國方案。

一、僵化與靈活

極權主義的本質是國家實質上壟斷公共權力、公共事務並試圖壟斷私人生活和公民的個人道德，其壟斷的程度也就構成了極權的程度。就對權力的壟斷而言，中共自全國建政開始，就是一個極權政體，只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長時期，它對權力的控制有所放鬆，也嘗試着和社會分享權力。但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共重又收緊統治權，尤其在他成為黨的核心，提出「黨領導一切」後，政治空間幾乎完全封閉，黨成了公共權力的唯一主體，凌駕於法律和憲法之上。可以說，它和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極權沒有什麼程度上的顯著差別。

不過，得益於改革開放，在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上，與毛式極權和斯氏極權不同，中國擁有了私有經濟，且比重還不少。習近平雖曾一度表現出要節制私有經濟的發展，扶植和壯大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但隨着中國外部環境的惡化，不得不放棄對私企的歧視，並着手推動經濟改革和經濟開放。中美貿易戰開打後，為應對外部壓力和促進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有所加強，尤其在開放上，力度比較大，至少對外展示出要接過美國自由貿易的旗幟，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先後建立了海南和上海自貿區，在深圳開展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試驗，並在2020年底和東盟十國等簽署了RCEP以及和歐盟完成了投資協定談判。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共政治極度僵化，可在外部壓力和內部不滿的共振下，也表現出某種靈活性，未來不排除在某些敏感的領域政策不會不出現調整。RCEP的達成涉及法律和政策的修改，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據報導，中國是以和歐盟同一標準，即發達國家的身份談判的，並在歐盟壓力下承諾要對勞工和環境政策以及新疆的強迫勞動問題要做出某種修正。習還表示要加入CPTPP，眾所周知，CPTPP在勞工和環境上是黃金標準，對加入者的條件要求很高，中國如若成為其中一員，勢必就要修改國內相關政策和法律，如允許成立獨立工會。這將有可能迫使中共在政治上作出某種讓步。

當然，這些變化並非出自習近平的本意，而完全是為應付同美國的競爭壓力。但也說明，即使僵化如習，只要外部壓力足夠大，是有可能推動他的極權統治出現某種調節和改變，並非完全一成不變。我們應該看到這點。

二、鎮壓與「仁政」

這些年來讓外界強烈痛恨習政權的，是他不僅以反腐之名在黨內整肅政敵，大權獨攬，更是對包括黨內和黨外的政治反對派殘酷打擊。習上台8年，被當局抓捕判刑入獄的包括律師在內的維權人士、異議分子、持不同政見者的人數，大大超過江、胡時代，特別是2020年這種情況更嚴峻。

其中代表性的有709律師群體、任志強、許章潤和張展等。當局除了動用專政工具嚴厲打壓政治反對派，還對他們中的一些人採取凍結銀行賬戶等手段進行經濟懲罰，無所不用其極。當局也強硬對待香港抗爭，出台港區國安法抓捕香港抗爭的活躍人士，強行將香港的反抗運動壓制下去。應該說，習近平對政治反對派的殘酷壓迫，還是起到了「效果」，中國國內的異議之聲基本被控制。

對公民不服從的鎮壓充分顯示中國當下極權的殘忍，但另一面，對支撐中共政權群眾基礎的大眾，當局又通過「精準扶貧」決戰扶貧攻堅、低水準的全民健保，以及改善公共服務有條件回應大眾抱怨等方式，以改善和提高他們的生活，緩解民怨來贏得支持。做好這些本來是一個政權的分內事，但現在把它包裝成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博得民心。中共組建的初心是要革命，習把革命改造成「為人民謀幸福，為國家謀富強」，並把完成該「初心」看作中共使命。也許是因為有在農村做知青的經歷，習本人對農村的貧困問題確實表現出非同尋常的重視，但這種重視更多的是服從黨的利益的需要。習的七年知青歲月可能讓他體認到農村的貧困對共產黨長久統治的危害。所以他把完全脱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先決條件，而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在他領導下實現，可以被用來作為證明中共有資格統治中國的一個「功業」。習是從此一角度去對待全面脱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

表面看，習政權的全面脱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功業」帶有儒家「仁政」的色彩，與前面提到的對政治反對派的殘酷打壓產生鮮明對照，但這實際上正是習政權的精心雕琢之處，是用後者來掩飾前者，是它的兩手統治策略，共同服務於保政權的目的。現政權是一個披着馬列毛（現代化）外衣的中國傳統式王朝，至少帶有很多傳統王朝的統治特點，包括儒家的仁政和後面要談的法家的「法治」。如果說，脱貧和小康顯示的是儒家的仁政，那麼打壓政治反對派顯示的就是赤裸裸的法家式「專政」。正因此，習政權並不像有些自由派宣稱的那樣沒有群眾基礎和支持力量，它用掌控的財力和儒家式的「為人民服務」討好大眾，尤其是底層民眾，讓他們對其感恩戴德。特別是在中國較早控制疫情而西方卻疫情氾濫後，中共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補。這一點外界也應看到。

三、「自私自利」與民族復興

中共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它師承的是馬克思主義隊伍中的極左一派，即布爾什維克主義，它的黨綱、組織結構和動員方式都是布爾什維克式的。在很長時間裏，一直到文革結束改革之前，中共都抱有世界革命的理想，毛發動文革，也有這方面的成分在內。至今，它的意識形態雖然拋棄了「世界革命」理想，但還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其組織結構仍然是嚴格的等級制，並終於在習近平時代變成了習的一人獨裁。

然而這並不是說中共沒有改變，改變最大的是中共的動員工具或者動員內容（請注意！不是動員方式），儘管中共還在用共產主義的海市蜃樓要求它的黨員和教育全國民眾，但它現在更願意用一套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話語體系，即「民族復興」的說辭來打動和感召民眾，這也即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中共的這個轉變不是從習開始，只是他比起前任來更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這當然是因為到習時期，中國的國家發展已經到一個臨界點。

另外，也是因為中共雖然是以革命起家，但它也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其成立初衷，確實也要為中華民族找出路，只是受俄國革命的影響，認為應通過革命的方式。毛澤東在中共的崛起和成功，是中共擺脱共產國際和蘇聯影響，獨立性即民族性加強的一個表現。但中共要完全放棄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敘述策略，則要等到改革開啟特別是蘇東垮台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後。

如今的中共，應該說已經完全沒有了世界革命的理想，即使習近平要回歸中共的創黨初心，他也是把這個初心解釋成民族主義的復興和民粹主義的幸福。中共雖然還保持着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然而，這可能更多是出於延續歷史連續性，維護其統治合法性的考慮。共產主義作為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社會的美好藍圖理想，它在現實中的承擔者和推動者是各國共產黨，它曾經也吸引了中共的廣大黨員，為中共贏得政權。儘管這個理想過於遙遠，對講究功利的現代人包括中共黨員來說沒有吸引力，且它在人類實踐中造成的災難讓許多人放棄了它，但在中共看來，黨需要有一個「無私」的理想作為招牌遮掩它實際的自私自利，同時和中共自身的歷史不能割斷。

當然中共知道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失去了對中國現實和未來的解釋力，所以它只在黨綱和一些特殊的場合才祭起共產主義這面大旗，它也以此要求黨員，但完全變成了一種形式化。在黨綱和日常宣傳中，包括所有重大的場合，它都以民族復興的使命代替共產主義理想。民族復興既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敘述話語，同時也是回歸漢唐盛世，以此喚醒大眾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時回歸傳統王朝的治理。小康社會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概念就充分顯示這點。前者（二）部分分析了，這裏說說後者，「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反映習近平要在全球推廣共產主義，它只是中國儒家「大同」理想的現代翻版，從這點來看，它和小康社會一樣，有着傳統儒家的「仁政」色彩。但這個現代版大同理想是否是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的擴大版，由於習沒有給出該概念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然而有一點清楚，它不是要在全球推廣共產主義。

四、現代化與舊王朝

前面指出當下政權是一個穿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傳統王朝。它既體現在用所謂的儒家德治和仁政治理現代中國，更體現在用法家的「法」來治理中國，包括用「酷法」辦理政治案件。這就是中共提出的「法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涵。後者的價值導向看起來是現代化的，但它衡量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現代化標準，是要在全社會做到有「規矩」可言，規矩即「法」，凡事皆有規矩/「法」，按規矩/「法」辦事，就是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的標誌。

然而實際上，這裏的規矩或「法」，雖然也包含着現代的法律（主要與政治無關，涉及經濟和社會治理的領域），但主要是中共特別是習近平意志的一種法律化、條文化。從這個角度說，中共推出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和習近平在黨內搞的「政治建設」是一回事，兩者都是要建規立矩，而這個規矩或者法律的首要目的，是確保中共的統治及習的權力和權威。

現代國家都是法治國家，權在法下，以法治理，法即是權。這是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區別傳統國家、傳統社會的標誌，後者不是說沒有法，但傳統國家的法一般是朕即法，有權就有法，這個法是隨統治者的權力和意志而變的，因此，它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法，或者說是「權法」。

習也要葉公好龍，他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免得被人批評為前現代國家和社會。但要真正成為現代國家和社會，就要建立真正的而不是假裝的法治，以法來約束和限制權力，中共就必須在法之下治理社會。然而，現在的依法治國，以及執政黨要建立的法治中國，雖然形式上也強調法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在某些與政治無關或關係不大的事情上，也強調程序正義，然而，它無法做到權出自法，共產黨必須在法之下，而非高居法之上。因為這樣一來，最高領導人本人的權力就必須受法制約。但習不想自己的手被法捆住，所以，中共的經典表述是它「領導人民制定法律」，換言之，中共作為一個組織是不受法約束的，中共的依法治國本質上還是權大於法。這些年中國對建設法治國家投入了大量資源，建立了一個形式化的法律框架，看似有法可依，改變了過去「無法無天」的情形，似乎這樣就現代化了，但中共的法治實際上還是「權治」，法碰到權一點都硬不起來，只是被中共當作工具使用，給權力披上一件法的外衣而已。

中共法律工具化的一個方面，就是政治問題、政治事件法律化，中共現在不承認有政治鬥爭、政治反對派、政治犯，將言論問題、政治反對派的行為當作刑事問題和刑事案件，用刑法來處理。它必然會損害法的精神和法律本身，這樣，在適用刑法方面，完全取決於當局權力者的看法。大量的維權案件和言論問題，最後都是作為刑事案件被處理，很多人都被判了重刑，就體現了這點，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任志強，以及眾多異議人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

可以說，和中國傳統王朝一樣，現政權也是一個典型的馬（馬克思）表法（法家）裏的專政政權。它的治理雖然有馬克思主義做外表，揉進了一些儒家的成分，但法家色彩明顯要多於儒家，法家式治理佔主導。法律（包括黨內「政治建設」）成為習集權和為中共統治保駕護航的工具，是一姓一家的「法律」。

五、崛起與稱霸？

當下的中國政權對內施以政治高壓，對外也拋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中國外交當局對引起國內外廣泛批評的「戰狼外交」明確表示不放棄。不過，習近平釋放的外交政策信息和外交目標也是含混的，它是否如西方憂慮和批評的那樣要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改變冷戰後格局，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取代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主宰全球，需要審慎評估。

毫無疑問，隨着中國崛起，習和中共要為中國謀求和自身實力相稱甚至超越國力的地位和權力，乃至要讓中國成為全球權力的中心。他是有此野心的，他本人並不掩飾這點，多次宣稱中國正在走進世界中心，說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共存。這背後的潛台詞很明顯，如果中國還不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老大，也至少應該和美國平起平坐，共同主導世界。他提出的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其目標當然是要像中國歷史上的漢唐盛世一樣，成為世界的中心。中共併為此也在做努力和部署，如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要求改變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提高中國在其中的權重。中國最引起西方警覺的「一帶一路」，雖然不是一個外交戰略，但是它帶來的地緣政治結果，必定是改變中西特別是和美國的全球力量對比。

儘管如此，仍要區分謀求成為世界中心是否和顛覆全球現有秩序一致，中國是否有實質的推翻後冷戰國際格局的戰略、政策和舉措，有輸出共產主義的行動。之所以外界特別是西方會產生中國要改變世界，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霸主的印象，和在這些問題上的混淆是分不開的。

前面指出習近平有讓中國成為世界中心的野心。但也許在他看來，這個世界是可以有兩個或多個中心的，正如他本人和中國政府多次表示的，中美可以共存，意思是我不吃掉你，你不吃掉我，我們共同領導世界。這可能更接近習的真實含義。從第三者的角度觀察，中國的崛起速度固然有些超出外界預期，習對中國實力膨脹的認識也可能產生誤判，即過高估計了中國的實力，然而，有理由認為，習沒有自大到中國現在就可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老大的地步，即使他有這樣的妄念，他的顧問班子也比他理智得多，會認識到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還是很大的。換言之，中國現在有實力在某些方面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而且特朗普四年「美國優先」的政策也給了中共這樣的機會，但要完全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相信習近平沒有這樣的想法。

人們看到，在中美貿易戰、美中對抗中，中共外交當局多次強調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也無意取代美國，中國更不會去試圖改變現行國際秩序，因為中國自己就認為，中國是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即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當美國搞單邊主義，頻頻退群時，中國反而維護全球多邊主義和多邊秩序，因為它知道這是其利益所在。外交當局這樣的宣示不僅僅是對美國和西方「虛偽」的示好，的確也是在上輪美國對中國的極限打壓和圍堵中，認識到中美無論經濟科技以及總體實力都還有很大差距，現在就盲目公然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只會給中國繼續崛起製造更大障礙。邏輯上也是，既然一個國家自稱在現有的國際秩序中獲利最大，它又要改變這個於己有利的格局，說不通。

所以，客觀解讀，習近平的想法應該是，中國不會改變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和格局，但中國要和美國一起領導這個世界，至少美國要把更多的國際權力分享給中國。如此理解我們就明白，為什麼中國一邊「喊冤」，宣稱自己不改變國際現狀，一邊卻又高調錶示要給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當局這麼說，是它認為，現行國際秩序有很多不完善不公平的地方，中國有責任使它變得完善和公平，那麼這個「責任」就是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要說「中國方案」完全不會塞進中國製度和中國模式那套內容，是不可能的，但它也不完全是中國模式的國際翻版，而更多可能是中國為世界設計的一套治理版本。就兩者的關係而言，中國方案和中國模式有關聯，但不能等同。在習近平看來，它不僅僅代表中國利益，也代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願望，習把這套方案貼上道德標籤，以此來回應西方要中國承擔更大責任的指責。

從以上分析看，關於習近平極權政權的性質，對它某種程度的複雜性要有認識，此種複雜性可用「糾結」一詞來形容。借用美國學者沈大偉十多年前研究中共提出的「調適」概念，今日的習近平政權儘管非常僵化僵硬，但依然沒有完全喪失應變的能力，尤其在經濟領域。當然這是外界壓力的結果，但也表明，它會根據外界環境的表現，改變某些政策和法律。即使在敏感的政治領域，它也可能以政治經濟化的方式做出某些調整，以回應外部世界。如獨立工會和強迫勞動的問題，若中歐簽署投資協定和中國要加入CPTPP，就無法迴避。就此而言，當中國的地緣政治極度惡化，開放倒逼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習近平政權無疑是人類歷史少有的極權政體，說「少有」不是指它的極權強度，在這點上，它比不上它的先輩毛澤東和斯大林，而是指有效性。藉助於高科技和數字控制技術，它實施了對大眾最嚴密的監控，對試圖挑戰它的力量，包括政治反對派構成了有效威脅。但畢竟人類的政治文明在40年的開放中在中國紮根，這是習式極權與毛式極權最大的不同，也是習式極權不可能重回毛式極權的根本原因。儘管人們會對這種極權恐懼，但不會有全民崇拜，雖然習近平很想人們崇拜他。相反，很多人雖然基於各種考量，包括自身利益不會公開起來反抗他的統治，然而也決不欣賞附和，對他存在很大不滿，包括統治集團內部。在這點上和毛式極權有着本質差別，那時大多數人對毛式極權是不自覺，心生混沌的。這些都是未來變革的條件。

正是考量到上述特點和區別，可以把習近平政權看作有某種彈性或調適能力而非完全僵化的極權政體，用一個詞稱呼，叫做「回應式極權」。這是在現在的科技條件和開放環境下，又遭遇外部圍堵的中共以應對外界對它的變革要求而正在創造的人類尚未遇到的一種新式極權。從這個角度說，它還真是習近平和中共對人類極權歷史的一大發明和「貢獻」。但也說明，用過去破解極權的方式對付它，可能會有難度。

此種新式極權的生存力究竟會有多強，不好預估，但鑒於當下中國的國力、民眾對習政權的認可度以及西方尤其美國自身的問題，反極權的抗爭恐怕要進入一個較長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