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記者被驅逐後，外媒如何報導中國？

駐華外媒，常常是外界解剖中國舉國體制、認識複雜社會的透視鏡，能同時在政策界、公眾中，創造焦點，掀起爭論。但這一角色，隨着2020年3月中國驅逐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停發或限制員工簽證，變得如履薄冰、阻礙重重。

遭遇驅逐風波後的外國媒體，在如何報導中國？重點在哪些話題着墨，採取什麼視角？筆者重點觀察七家外國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BBC、《經濟學人》、《外交政策》）在2021年的中國報導，尤其是對台海關係、中美關係的闡述，發現外媒的關注點和文風與疫情前類似，但因為空間收窄，其筆下的中國的「威權」形象已然固化，視角也多聚焦於高層和宏觀層面，缺乏日常視角。相較而言，經濟和外交報導的豐富度遠超高層政治。未來的中國報導，處境更為嚴峻。

中國形象：威權大國，國進民退

整體上來看，雖然遭遇嚴控，外媒仍然在及時追蹤、探討中國議題，延續了以往的報導重點，包括高層政治（國內政策及外交動作，聚焦疫情的影響）、社會氣氛（如民族主義和女權討論）、人權和地區問題（如香港、台灣和新疆的政治氣候）、經濟走勢和科技風向，突發熱點，不乏資料詳實、觀察細緻的報導。不同的是，由於信源的缺乏、操作空間的受限，報導更加依賴於官方聲音和網絡動向，也愈加重視經濟、市場和外交的切口。

在外媒觀察下，疫情後的中國，是權力更為集中、管制更為嚴格的威權國家，民族情緒日漸高漲，官方口徑滲透各個議題，社會本身的活力減弱。中國的複雜性，往往通過外媒筆下政權體系、社會事件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來展示。網絡熱議的話題，996工作制、MeToo和女性權益，以及娛樂界震盪，因為熱度高、相對方便觀察，成為感知社會氣氛的窗口。例如，BBC中文網仍保留了平民視角的訪問，包括關注年輕人回歸鄉村生活，北京市民如何看待三胎政策，製藥救子的年輕父親，等等，勾勒出大國面目下的多樣生活和複雜心態。

然而，如《紐時》一文所述，如今的外媒無法順利進入現場，在河南洪水等突發事件中，記者被普通民眾阻攔、騷擾、抨擊，其報導真實性、出發點也常被質疑。聳動的標題、片面的細節，往往成為外媒被斥責的焦點。例如，2021年3月，《紐約時報》曾報導最新的中國疫苗使用倉鼠卵巢做成，而這一本來通行的做法，被當做是中國的特例，引來外界批評，成為外媒將中國「他者化」的例證之一。

具體而言，疫情依舊是外媒關注的重點。中國草木皆兵、「零容忍」的高壓管控，體現在「1人被確診，全城被封鎖」，「柯基被撲殺」等新聞中，被視為是缺乏人性，且代價過於高昂，不可持續。其拒絕世界衞生組織的第二階段疫情溯源的態度，飽受爭議。同時，中國國產的疫苗功效，常被爆出不盡人意。在觀察者看來，疫情正是黨國在經濟疲軟、外交受困之時，展示執政合法性、重塑國內外威信的證明。

高層政治的報導中，最高領導習近平本人，和其所代表的集權、高壓的領導方式，依然牢牢佔據外媒中國報導的頭條。外媒普遍認為習是幾十年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通過對於七一、十九屆六中全會，以及最新的歷史決議的解讀，預測習近平將延續第三個任期，打破之前的兩任限制，其已經將自己視為劃時代的領袖，可比肩毛澤東、鄧小平。

在高壓下，外媒對於高層政治的報導面和豐富度，嚴重收縮，操作愈加審慎，反映出管控對於信源、視角、追蹤速度和深度的全面影響。以往《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彭博社》有關中共高層派系、太子黨、權貴家族的報導，以深挖關係網、調查取證詳實聞名。但在去年來看，高層醜聞的報導，已經鮮少能深入挖掘。例如，11月2日晚彭帥爆料文一出，外媒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BBC在11月3日簡述此事，隨後也繼續跟進，從#MeToo、網絡審查、國際反應切入報導。而關於涉事的退休高官張高麗，《紐約時報》僅有一篇梳理其政壇生涯的報導，稱彭帥一事戳穿了高層有意營造的低調、清廉且正直的官員形象。《華爾街日報》則是透過匿名政府人士，表示官方因為性侵而展開調查的機率很低。

經濟方面，根據官方數據，中國在2021全年有GDP8.1%的增長，比預期要好。但在外界看來，仍面臨疫情和其高壓政策的負面影響，第三、四季度有明顯下滑。製造業依然強勢，但整體消費疲軟、就業市場低迷，仍然需要財政和貨幣強有力的支持。如《紐約時報》所述，面對整體趨緩的經濟，對於領導人來說，既需要處理長期問題，如收入分配不均、市場缺乏監管等，也需要警惕短期的經濟波動，尤其是對二十大的輿情影響。而《金融時報》的分析表明，自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和新興市場乃至全球的共振減弱，更重視拉動內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但其走勢，尤其是科技、地產和金融，仍無可避免地波及海外。而對未來走勢的解讀，由於數據嚴控，中國在外界看來越來越像個「黑匣子」，數據來源和可靠度都需要考究。

同時，外媒在持續關注商業巨頭和市場的走向，其報導的持續性、豐富度遠超高層政治的報導。表現之一，就是被外媒比喻為中國「雷曼時刻」的、以房地產開發發跡的恆大集團所面臨的危機。對於恆大危機，中國官方媒體鮮有報導，但諸多外媒給予了持續關注。此次危機，不光是打擊房產購買者和投資者信心，而是很可能會造成金融體系崩潰，難以轉嫁風險，甚至會重蹈日本經濟1989年泡沫破裂、持續低走的（又稱「失落的二十年」）覆轍。這正是近些年中國「去槓桿」的必需所在，也是20年房地產經濟高開低走的縮影。透過公司數據、其合作方和地方政府的舉動，《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顯示，中國各級政府正在慢慢幫助消化恆大的「爛攤子」，廢棄項目或是退回款項，而並非以注資的方式使其免於破產。令外界擔憂的是，中國無法公開其整治和重組計劃，使得更為撲朔迷離。

中國治理市場的方式，外媒也是疑慮重重。對於科技巨頭的反壟斷監管，還是對教育培訓行業的打擊，被視為既是在矯正不受控的市場，也是在彰顯黨國的權威。嚴管是場豪賭，若成功，有可能理順發展和公平的關聯，若失敗，則可能打擊從業者和市場信心，限制其國際擴張。如《金融時報》所述，這些大公司初期仰賴的是海外投資者，而此番打擊，會嚴重影響投資界對於中國市場的預期，而這些公司未來或許要支付更高的風險溢酬，平衡不確定性。

除此之外，日新月異、不斷擴張的信息監管，互動式和娛樂化的宣傳方式，都成為外媒的關注焦點。《華盛頓郵報》揭露了華為產品的監視作用，《華爾街日報》報導了政府掌控滴滴海量用戶信息的影響，《紐約時報》的系列調查，剖析了中國官方如何通過承包商擾動輿論，利用外國網紅實施外宣。「中國」，儼然成為國際語境中無孔不入、令人畏懼的威權大國。

中美關係：依然沿用「民主vs威權」的冷戰框架

在外交中，中國繼續標榜「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同時以「戰狼」外交姿態介入國際事務，似乎是在建立專屬的外交陣營，和美國為首的勢力對抗。外界普遍批評中方的外交風格變得更為僵化，表面上自信、強勢，實則在展示更強的對抗心和防禦心，對於批評和妥協的包容度減弱，與鄧小平時代後務實、靈活的方針，形成鮮明反差。

中美外交，被美國現任總統拜登稱為是「21世紀民主與專制的較量」，是當仁不讓的全球焦點。外媒普遍認為兩者關係緊張依舊，拜登延續了對華強硬的立場，雖然也釋出溝通信號，以後或許在氣候變化和疫苗上開展合作，但目前成效有限。有評論認為，是因為中方的心口不一，才導致雙方關係無法穩定。但同時，也有評論指出，是因為美方自己疲於應付疫情、衰退和種族抗議活動，而給了中方施展拳腳、針鋒相對的機會。因而，美國應該提升本國和國際的能力，修補威信。

雙方在台海問題上對峙依舊，中國的經濟增勢勝於美國，而美國在科技上仍掌握主動權，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行業正奮力追趕。如《經濟學人》所述，美方對於關鍵科技和零部件的限制，迫使中國更需要自強自立，提升研發水平。

中美對抗，也持續在邊疆問題，即新疆、香港和台灣問題上延燒。新疆問題，既有「再教育營」壓迫人權的報導，同時也有圍繞着新疆勞工、棉花及相關產品和產業鏈而展開的持續評述，將其作為切入威權政治、民族主義與全球化經濟的入口。在外媒鏡頭下，國安法之後的香港，則是哀鴻遍野，其公民社會、新聞傳媒走向衰敗，政治版圖被建制派收割，誘發美國、英國、加拿大對於中國的制裁，因而此地也是地緣矛盾、意識形態鬥爭的棋子。

透過這些報導，我們可以瞥見中國公共形象的轉變。在國際社會中，一方面，中國在社會治理上自成體系，在價值理念上與「民主陣營」脱鈎。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不得不面對並與之互動的國家，其經貿和科技的網絡龐大，文化和政治關聯甚廣，外交野心也通過一帶一路、基建援助等項目。和十幾年前，對於中國的評價兩極分化，即要麼奉行中國「威脅論」，認為「北京模式」必然取代「華盛頓模式」，要麼堅信中國「崩潰論」，中共必然倒台，要走向民主化變革。而如今的中國體系，具有外界無法完全理解的堅固和韌性。如何分析其脈絡，十分考驗觀察敏鋭度和積累程度，因而不同外媒的評論，常常觀點不一，互相掣肘。

而民主與專制對抗的「冷戰」式的解讀框架，自貿易戰至今，隨着中美官方的針鋒相對，也依舊穩固，甚至愈加顯著。

台海報導：中美陰影下的地緣爭鬥

如前所述，台海問題，被外媒視為中美緊張關係的註腳，同時也成為其他國家對抗大國沙文主義、抬升地緣影響力的發聲管道。中美關係，依然是詮釋台灣國際地位的主要框架。對中國而言，台灣是宣揚中國國威、民族自豪感的理想工具，也成為其與美國競爭國際影響力的籌碼。經濟學人的5月刊就以「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為題，指出中美對於台灣長期維持的「戰略性模糊」已經不復存在，雙方劍拔弩張，台海局勢取決於兩國本身的政治目標。

相較於中國政治報導的「隔靴搔癢」，台海報導則角度多元，也有諸多歷史回溯。經濟、疫情、地緣政治交織的複雜性，在報導、評論、分析文章中都被細緻闡釋。對於美方立場，如華盛頓郵報的高級政治記者Aaron black所言，拜登個人和白宮官方之間似乎存在矛盾，拜登想打破「模糊」，在公開場合多次肯定《台灣關係法》的重要性，美國需要在台灣遭遇軍事威脅時給予幫助。但官方仍措辭謹慎，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中方則延續了一貫的口徑，以「戰狼」式的口吻對待美國的表裏不一，也通過外交和經貿孤立台灣，在宣傳話語中狠批獨派的「目光短淺」。

日本、歐洲、香港，也成為反映台海關係的參照視角。日本、歐洲和台灣在這一年更為交好，歐洲因為中共的威權姿態，尤其是非人道的疫情管控、對香港、台灣的打壓，以及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增加對台灣的聲援。日本更多則因為處於防衞，為地區安全而與美國一道支持台灣。但兩者在中國的經濟利益龐大，也無意捲入中美軍事對抗，因而也無法完全徹底聯台反中。

香港成為台灣「同命相連」的政治血親，既處於輿論焦點，也是受制於大國決策。兩地作為國際關係、民主鬥爭的角力場被不斷提及，但其作為地區中心，有關社會和文化自主性和本土性的討論熱度，較街頭運動高漲時期，有所減弱。但值得肯定的是，外媒將一方面勾勒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一方面也將香港和台灣本土的政治氣氛，其與大國的糾葛，藉由長評論或特寫，透過個體抗爭者、觀察者的視角展現而出。《紐約時報》曾以一位台灣女生的視角，用長篇特寫，描述了她如何接待遭遇政府搜查的香港示威者，如何觀察和參與民主運動，透視出「中華」身份的複雜性，年輕一代對於當下的政治死局，既有抗爭的熱情，也透着「時不我與」的無奈。

「中國報導」的未來？

外媒記者被趕出中國，只是近些年中國報導困境的一個縮影，日常的審查、跟蹤、監控、審批和審核，早已撒下天羅地網，讓報導者和真正的現實之間，永遠隔着不信任、不理解和不配合。正如外交政策一文所提到的，外媒筆下的中國越來越片面，日常視角日漸消失。越是誇大、神秘化和妖魔化中國，反而會讓中國貶低西方的話語更有市場。「外媒」在公共語境中腹背受敵，官方壓制，民眾排斥，這正是近年來，中國國內強化東西方分野、煽動民族主義的惡果。如此一來，在這個體量龐大、變革迅速的國度，已知的黑洞填不上，還有更多黑洞也會淪為未知。

同時，隨着香港的中文自由媒體，也接連被封殺，清算，未來香港議題的調查，是否只能依賴外媒、台灣媒體及海外華文媒體了呢？面對記者的遷移、流失和變動，外媒又將如何保證報導的持續性？留守的團隊，如何在維繫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審視慣用的報導和編輯邏輯，使成品更貼合具體的社會語境？換言之，除卻日益逼仄的報導空間，不少外媒還面臨着如下問題：例如，缺乏對於本土語境的具體而微的判斷，以價值判斷為主導，視角受制於「威權」和「民主」的正反兩極，很難有動力去剝離龐大系統內部的衰敗與活力，等等。如何在保證真實性的同時，提升對於複雜故事的解釋力，維持報導的穩定度，似乎是更需要正視的長期困境。

（聞予，國際新聞與政治傳播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