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2年）是二二八事件的75週年。
二二八是台灣戰後史的重大扉頁。它是以國民黨政權為名的「國民政府」、自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接管台灣後，第一波貫穿台灣西岸的流血鎮壓事件；它是戰後初期那一輩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卻也是共同的噤語。這一事件，也成為台灣社會定義「國民政府」為「國家暴力施行者」的第一個證據。
但台灣提出這份證據的發聲來得很晚。橫越整體自194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灣社會在國民黨政權的壓制下，長期以「內戰語境」理解兩蔣政權的鎮壓作為。反共、匪諜、肅清、光復大陸，都是常見的字眼。這些語彙共同導向單一認知：「被鎮壓的對象都是國家的敵人、對其政權不利之人」。政權、國家、社會，本該出現差異甚至張力的三個面向，卻在高壓的政治統治下，被一式弭平。
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第一個正式以「人權」為名，以「政治壓迫」的語境、公開反抗國民黨政權的抗爭行動。當時美麗島雜誌社的成員，包含黃信介、林義雄、陳菊、呂秀蓮、張俊宏、姚嘉文、許信良、施明德、林弘宣、邱茂男、王拓、蔡有全等人，在世界人權日當天，公開以「受難視角」定義台灣社會的戒嚴處境，疾呼對民主自由的要求。美麗島事件最終成為自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壓迫日常化歷程中，第一場最劇烈的街頭流血鎮壓衝突。
美麗島事件的爆發撐出台灣社會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第一個發言空間，但台灣隔年就發生了第二起二二八事件：林宅血案。1980年2月28日，美麗島事件成員之一林義雄的台北家中遭逢血案。林義雄當時正被囚禁，他的母親、一對雙胞胎女兒遇刺身亡，僅當時9歲的第三個女兒林奐均身負重傷而倖存。林宅血案成為台灣歷史上關乎二二八記憶的另一道傷疤，至今有關此兇案的真相仍未大白。
直至1987年2月，海內外聲援紀念二二八的團體共同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並由鄭南榕擔任秘書長，發起於該年2月28日的紀念遊行。這是台灣戰後政治史上，第一次直接由民間公開呼籲承認二二八的受難史，以「平反二二八」為名的紀念活動。
所謂的平反，意旨顛覆國民政府在台灣施行鎮壓的正當性。在這一年，平反二二八的活動從2月延續到3月，公開的群眾聚會與遊行，串聯起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屏東各地，並同時在林義雄安葬母親與兩個愛女的宜蘭舉辦追思會。在那一年，台灣社會不僅僅撐起「二二八為政治受難事件」的視角與論述空間，並由甫成立不到一年的民主進步黨黨主席江鵬堅牽頭，在台北公開舉行祭拜二二八冤死者的儀式。
二二八事件屆滿40年的1987年，一個視角終於在逐步民主化中的台灣公開浮現：40年前死在國民黨政權底下的不只是「政權的敵人」，也是不幸的「威權受害者」。
而在二二八事件75週年的今年，台灣首個以官方為基底的轉型正義工作代表團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也即將在5月任務屆滿解散。解散的前夕，關乎二二八事件與整體戒嚴壓迫歷史的平反，我們是否已窮盡一切可能，尋回正義？
悔悟文化的遺憾：檔案工作的困難
論述台灣政府對二二八的平反工作，大致可以將此理解為政府如何建構起屬於台灣的「悔悟文化」。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兩項工作正是：確認加害事實，以及推動傷害平反。
確認加害事實意謂揭露並陳述加害的行為事實之外，並追索調查勾勒出加害的行為體制與其原因。換句話說，在轉型正義工作中，我們會追問：「誰受了傷害？誰加害了誰？以及，為什麼會有這類傷害發生？」更直接的，我們會問，「為何我們會擁有這樣的政權，以及，我們將如何避免持續誕生出此類政權？」
國民黨政權本身的外來性，未能提供如何避免台灣國內培養出相似政權的解方。也因此，在過去這幾十年的台灣轉型正義論述與運動聲浪中，主流聲音多聚焦在追索加害者體制此一階段。
1995年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在首座官方支持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之際，首次公開向家屬致歉：「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上深摯的歉意。」從這一段話開始，李登輝代表政府面向二二八事件建構起悔悟文化的第一個基礎。
李登輝以總統身份的官方致歉，是承認國家的責任的第一步。然而，攸關整體事件的責任釐清調查，事實上並未如想像中順遂。
原因在於，儘管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國民政府緊縮政治控制的重大關鍵，但與白色恐怖不同的是，它是立即性、高度武裝性的血腥鎮壓。儘管白色恐怖所面臨的恐怖治理多有類似的抗爭場景，但整體仍以「內戰體制日常化」的長時間體制為主。因此關乎二二八事件出面說話的多是受害者家屬，因為多數受難者早已受害罹難。
而不論是二二八與後續的戒嚴體制，促轉會在協助政府堆砌悔悟文化的工作中，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開放政治檔案。
開放政治檔案是「還原歷史真相」的基礎工作，不論是否需要咎責或者達成和解，這都是轉型正義的第一基本步驟。然而，促轉會單靠本身的法源並未有效全面確保其獨立性。依照《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明定台灣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時間框架以 1945 年 8 月 15 日起至 1992 年 11 月 6 日止。可是，身為中央二級獨立機關的促轉會，並未有更多的法源支持他們向各政府部門調閱上述時期內的政治檔案。
這中間，遭遇機構認定「涉及國家安全」的資料，都難以調動、調閱。促轉會的獨立性更像是在權力網絡中的孤島，而非受到國家支持的任務型機構。
直到2019年7月24日《政治檔案條例》公布後，政府各部會機關重新檢討檔案解密、管理，整體真相調查工作始有進展。但事實上，以「林宅血案」為例，促轉會的真相調查仍然出現非常多的障礙。
根據促轉會於2020年公布的《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書》，整體檔案調查仍舊受限於檔案調度的問題，即使在《政治檔案條例》的支持下，終於讓林義雄一家曾於案發前遭到監控的證據浮出水面，但也因為該條例的限制而未能及時向公眾公開（如移轉機關（構）表示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之虞，則可至遲應於檔案屆滿五十年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更不要說，即使促轉會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疑似兇手曾經使用過林宅家用電話的線索，但因錄音檔已毀損，而難以確認個體層次的加害者輪廓。
於是，促轉會針對林宅血案的調查，僅初步肯認其加害行為事實中實存「國家的身影」。然而，關乎「誰的下令？」、「為何下令？」，以及如何執行的種種過程，難以被清晰勾勒，幾乎無法得到一個明確肯定的結語。
受害與加害的二元視角，和解共識的匱乏
轉型正義必然需要社會、歷史與法制工作並行。若整體社會與國家面對「如何達成和解」的共識並未持續深耕落地，那麼即便轉型正義工作持續推動，也往往挑動社會集體焦慮的敏感神經。
依促轉會委託台灣大學進行為期半年的調查報告《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單以1980年代的台灣，便有全國預定布建線民人數達3萬線民；其中應有40%平均分布各行政村里，另外60%則要「平均分布於社會結構各層面」。然而，台大在報告中也提出，將戒嚴時期的台灣視為受害與加害的二元視角，並不貼近當時的社會實境。在加害體制「內戰日常化」的過程中，社會中的多數人承受著受壓迫者與協力者的雙重身份。社會中每一個倖存下來的人，都有機會在受限制的前提下，成為鞏固壓迫體制的一員。
去年，民進黨立委黃國書因遭曝曾在戒嚴時期為國民黨當線民，而宣示退出政壇，也再一次突顯出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操作過程中，並未形成有效的和解共識：為什麼我們需要和解？以及如何和解？真相揭露帶給我們的共同意涵是什麼？責任的追究與歸屬將需要推展到何種程度，需要在司法上被追究嗎？
在上述共識未能與轉型正義工作同步的情況下，我們不難看見各政治領袖在帶領社會一同面對真相、堆砌和解論述的路途中，選擇轉身的姿態。比如曾經以「墨綠」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身分現身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在2018年順利連任市長之後，連年選擇以「一日北高腳踏車」的方式，強調用汗水取代淚水紀念二二八。
姑且不論汗水事實上取代不了流過的血淚，柯文哲激發出的駁論在於，當他以政治領袖身份選擇騎腳踏車穿越北高，對二二八事件本身帶來的的和解意涵為何？
事實上，柯文哲透過腳踏車騎乘過的縣市，多有二二八事件中重要的傷亡場景，也就是國家暴力的現場。然而，在公開的行程中，一日北高腳踏車事實上失去了面對二二八的立場，騎乘途經的西岸縣市與二二八事件在此行程中失去連結。在柯文哲的行程中，二二八並未因其政治受難者家屬或台北市市長身份而獲得重視與體現，相反卻步上徹底架空的境地。於是，當柯文哲又回過頭以政治領袖身份向民眾喊出，「一群人可以走得比較遠」的時候，不禁會想追問，我們是否已確定將走向何方？
民主時代下，政治領導人面對過去政治上的惡，重點從來都不是其個人的情感與念頭，而是如何在關鍵的時間點，帶著社會去思考。也因此，當整體社會並未對和解的步驟與共識達成確立之前，我們會看到每一篇調查報告出來時，社會如驚弓之鳥的集體焦慮，或是政治人物轉身迴避其帶領社會往前思考轉型正義的公眾責任。
除了柯文哲引發的爭議之外，總統蔡英文在今年年初背書蔣經國生前故居修復完畢落成，也再一次地擾動台灣社會。而這些都只是一再凸顯出台灣轉型正義的困境：面對和解的定義與如何達成和解，我們尚未有明確共識。
促轉會解散，誰來繼續轉型正義工程？
悔悟文化的建構往往不僅僅需要仰賴真相的調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釐清行為事實責任的同時，一再溝通、確認往回探究的目的。因為最根源的目的不在於狹義的緝兇，而在於追問出為什麼，避免台灣社會培養出下一個威權體制。
促轉會自2018年5月成立，歷經兩次任期延長，將於今年5月結束任期解散。隨著促轉會的告終，悔悟文化累積出的結果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檔案真相的彙整、釐清與公開；不義遺址與加害體制的指認；以及，針對國家暴力正當性的顛覆。
在國家暴力正當性的顛覆中，促轉會延續二二八平反工作累積的基礎，將「補償」條例改為「賠償」條例，並正式取消政治受難者的「被告」身份，明確定義戰後國民黨政權施行政治審判與壓迫的不正義。
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促轉會的先天體質不良：相關法令與配套措施並未同步跟上，反而是在工作過程中，逐步審議立法完成，如遲到的《政治檔案條例》與其法令本身仍多有限制，因而出現林宅血案的調查仍有遺憾之處。
很明顯，政府不是沒看到促轉會在任務操作上的困境。於是，各路補救措施陸續出現。像是行政院甫於今年1月通過「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草案，企圖立足在承認政治受難者的「受害」基礎上，設置「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在財務與人身損害上，對受害者進行具體賠償與權利恢復。
再加上，促轉條例持續提出修正草案，包含將促轉會業務轉回行政院，設置「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並於院內設置「人權與轉型正義處」作為會報的幕僚單位，延續轉型正義工作。事實上，上述法案都仍在等待國會審議，是否能在五月促轉會解散後，即時上路無縫接軌，目前仍是未知數。
促轉會並非台灣轉型正義工作中唯一的任務機關，其他的包括不當黨產委員會，以及常設機構檔案局、文化部轄下人權博物館等，都是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重點團隊。但促轉會的落幕事實上帶來的問題，除了過去種種爭議導致失去公信力之外，促轉會也因為無法被充分授權，以致於在跨部會的檔案工作與相關和解工作中難以前進。
於是，如果將促轉會的落幕視為轉型正義工作從例外狀態轉入常態化的第一步，那我們或許要追問的是，以行政院長為首的「人權與轉型正義處」該如何有效繼承促轉會留下的遺產，並有效調度各機關，一起帶著台灣社會走入下一階段的和解之路。
或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問，如果促轉會作為獨立機關皆難以撼動既有的體制，上述組織與體制設計又如何確保，接下來將在體制內運轉的轉型正義工作，如何得以落實並不受各機關既有的運作挑戰與杯葛，為台灣打開下一階段的和解之路？
在終點來臨之際：讓和解論述珍藏傷痕記憶
記憶是倖存世代獨有的資產。過去三十年，台灣學術圈與歷史工作文化圈，積極追索關乎台灣政治壓迫史與抗爭史的記憶。我們看見台灣政治受難者在反共語境下，難以直白揭露自己曾是「企圖或實質反抗國民黨政權」的身份，總是以「無辜化」與「去政治化」的受難身份現身。我們不難看見他們口述自己年少歲月無涉政治卻身陷囹圄的無辜與不幸。
在二二八事發屆滿75年的此刻，我們可以預見，隨著倖存世代的消逝，記憶正逐步逼近終點。栽培真正根植台灣社會的和解論述是保留受害世代記憶的唯一途徑，也是推動台灣社會追問如何避免下一個壓迫政權發生的唯一動能。只是，在促轉會曲折顛簸的四年任務結束之際，屬於台灣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和解論述，才剛剛長出雛形，如何避免促轉會的落幕變成台灣建構悔悟文化與相關記憶的終曲，已是我們此刻面臨共同的挑戰。
像是，當不義遺址逐步被確認之際，在兩蔣政權下以紀念蔣介石為名的中正紀念堂本身的歷史定位該如何處置，需要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帶領社會討論。即便在不全面改名的前提之下，如何在空間中創造空間解嚴，如拆除圍牆破除或移除雕像其神聖性，將是在蔡英文卸任之前，最重要的指標功課之一。
在鄭南榕於1987年第一次上街高喊反二二八的35年之後，我們需要加快腳步，共同捍衛整體社會面對轉型正義的基礎與達成歷史和解的目標。誠如促轉會曾經公開呼籲：「時間就是轉型正義最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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