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故宮文物戰時如何疏散？——遷徙、離散與國族正統之爭

（黃心蓉，台灣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副教授）

2022年初俄烏之戰爆發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戰爭文物疏散計畫數次成為立法院焦點，故宮在8月初舉行實地避難演練，又剛巧與中國軍演的時間重疊，一時之間頗受矚目。

8月10日，中國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重申「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有關故宮戰時文物處置的話題熱度，因此持續燃燒。

回顧歷史，每一次有關故宮文物可能「出門」的傳聞總能挑起兩極觀點，事實上，故宮文物雖已是累積可觀哩程數的資深旅客，卻從來沒有一次是在朝野上下均有共識的情況中上路的。

918事件爆發，故宮文物1933年首南遷

「為什麼⋯⋯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1924年溥儀出宮，為防溥儀回馬復辟或野心人士佔地為王，「清室善後委員會」迅速接管清點財產，並於翌年設置故宮博物院，由臨時董事會「保管院產，監察全院進行事項」。首任董事中既有軍閥大將（張學良、鹿鐘麟、盧永祥），也有民國大儒（吳稚暉、蔡元培、于右任），表面上人才濟濟，本質上大抵是一種相互牽制的機制。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故宮才正式直隸於國民政府，由37人理事會「監督物品之保管與處分」。

1931年918事變後，日軍兵臨城下，情勢日益險惡，於是由理事會呈報政府核准文物南遷，館方還特地延聘古玩商人專職包裝，館員一方面偷師學習，一方面選件編號。但北平部份市民激憤抗議，咸認南遷影響士氣，政府棄人保物，恐失民心。社會賢達如胡適等也明言反對，主張日本基於國際觀感，必不會貿然毀損珍寶或據為己有，且文物性質脆弱，數量龐大，途中風險更高。魯迅對於移往上海之議更是嗤之以鼻，數度撰文嘲諷國府有變賣文物或投靠外人之嫌，「為什麼⋯⋯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現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來了，可見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

考慮到館員頻頻接獲匿名恫嚇及死亡威脅，為免多生事端，館方只好摸黑夜間裝車，由張學良派來的軍警荷槍實彈護衛，一路將總計19,557箱故宮、頤和園及國子監的文物送出北京。先至上海，後到南京，隨著戰事吃緊，又轉往貴州及四川的重慶、峨嵋、樂山等四處。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押運一萬多口大箱輾轉播遷，僅以「文化一亡，便永無復國之望」的信念支撐，此中辛酸實不足為外人道。

當然，後人無從證實國寶假如滯留前線是否一定遇劫，不過沒有撤退到大後方的北京猿人頭骨，原以為存放於美國資助的北京協和醫院可受庇護，卻仍在1941年兵荒馬亂中離奇失蹤，迄今下落不明。

國共內戰，黃金與故宮文物運遷來台

與國庫運金同步進行的另一條線則是故宮文物遷台，此時故宮理事多為內閣高官或學術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贊成，持留守意見的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獨木難支大局，勉予同意。

1948年年底，國民政府頹勢已現，時任總統的蔣介石開始謀畫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運台一事。因海關總署一直延續由外人主理的清末傳統，中共滲透較少，當局判斷以其船隻運送財貨較易保密，最為妥當，於是選定載貨量大的「海星號」緝私艦執行任務。1949年1月，海關又兩度受託搬運黃金，完成關鍵轉移，之後因「海星號」船員拒絕再為國府出勤，零星運輸才交由海軍代理。

與國庫運金同步進行的另一條線則是故宮文物遷台，此時故宮理事多為內閣高官或學術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贊成，持留守意見的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獨木難支大局，勉予同意。由於理事中有數人兼理其他組織事宜，遂決議將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及籌備中的中央博物院文物等一併擇優裝箱遷運。不過故宮院長馬衡不願配合，下令關閉北京故宮對外通道，致使北京本院典藏無法及時運出，最終只有三批精品自南京起運。

首批於1948年12月抵達基隆，另外兩批亦同樣在1949年1月離開中國。但載運第三批文物的「崑崙」艦因艙位有限，必須退回藏經等數百箱物件，且開航後一度似有投共打算，所幸仍在2月22號抵台。3月，「黃安」艦叛變，成為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一艘海軍軍艦，掀起海軍艦艇大規模叛逃潮，台灣海峽局勢丕變。國民政府能夠將黃金和2,972箱故宮文物壓線搶出，全因在短短幾周內果斷行動，期間只要稍有猶豫，兩岸經濟文化勢必全面逆轉。

國庫運金數字謠傳至今仍有糊塗帳，但故宮箱物自南遷始即造冊反覆抽查，即使在來台物件因防空襲暫存偏遠的台中霧峰北溝時，仍每年進行點查。顯然還在為漫長歸途做說走就走規劃的館員，又審慎訂製三百多個加固木箱，汰換不堪旅途勞頓的舊箱。1961年，國民政府終於擇定台北外雙溪為故宮新館位置，正館依山而建，館舍背後所開鑿的山洞，據資深館員那志良所言，即是貯存文物地點。「為避免潮濕，建於山腹位置較高之處⋯⋯洞內空氣，也有適當調節⋯⋯洞門與正館第三層同高，兩者之間，有廊橋相連」。

因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所藏，如象徵古代王權的毛公鼎，已交予故宮使用，加上政府來台後歷年蒐購及接受捐贈，故宮現有典藏約近70萬件，以善本書籍和檔案文獻為最大宗，前者包括「天祿琳瑯」善本及殿本書，後者包括軍機處檔及宮中檔，兩類合計超過60萬件。文物雖然相對較少，但歷代銅器、晉唐以來的法書、唐宋以來的名畫精華大成，以及清宮所擁全部汝窯，盡在台灣。

至於稱病推辭來台、「護寶有功」的馬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續任北京故宮院長，新的業務則是「利用文物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啟發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並協助國家建設事業」。台灣媒體時常強調故宮文物倘若不隨國府來台，恐怕早於文化大革命中灰飛煙滅。不過比起被砸碑砍樹、摘匾刨墳的曲阜孔廟，北京故宮在「破四舊」中幾乎可說是全身而退。因為中共總理周恩來的特別照顧，故宮獲得額外軍事保護，深鎖大門長達五年，可見故宮場址的特殊性，縱使是馬列主義亦多所看重。

武裝衝突下，海牙公約難防小人

就像一切所有文明客氣的法律規章，海牙公約多少也有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無奈。

中國因抗日及國共內戰，導致故宮文物顛沛流離十餘年，同時間其它國家的文物，也備受二次大戰戰火荼毒，各種系統性和非系統性的轟炸搶奪，讓交戰雙方文化資產傷痕累累，如德軍強拆蘇聯聖彼得堡由黃金和琥珀裝置而成的琥珀宮（Amber Room）回德，但大戰末期琥珀宮竟神秘的人間蒸發，不知所蹤，成為世紀懸案。

於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因而在戰後發起的《關於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的1954年公約》（1954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以下簡稱海牙公約），要求締約國在承平時期應保護本國文化財，並且為可預期的衝突預作準備（第三條）。如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發生戰爭或締約國領土內有武裝衝突時，締約國應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保護本國及他國的文化財（第18、19及第四條）。為免砲火誤傷無辜，締約國還可依公約第16條的藍盾標章（emblem）標記文化財；「特殊保護」(special protection）標的或載運「特殊保護」標的的運輸設備則允許以三枚藍盾標章標記，以求周全。

因公約中的文化財指涉廣泛，涵蓋對每一民族文化遺產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動產及不動產，如紀念碑、考古遺址、建築群、藝術品、手稿、歷史物件、科學及書籍等；也涵蓋主要目的為保存或陳列上述財產的博物館、大型圖書館、文獻庫，以及在危急時提供上述財產避難所之處（第1條），若能真切實施，絕對可以撐起一把巨大且有效的保護傘。

然而，就像一切所有文明客氣的法律規章，海牙公約多少也有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無奈。如前南斯拉夫在90年代初解體成數個國家，無論分裂獨立是否獲得完全承認，按公約第19條「締約國內非國際性武裝衝突」（an armed conflict not of an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occurr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one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亦適用保護文化財的約束，都不應該重蹈二戰覆轍，但還是阻止不了攻擊世界遺產杜夫羅夫尼克（Dubrovnik）小城及塞拉耶佛（Sarajevo）國家圖書館等前所未見的浩劫發生。

除此，截至1999年，公約中的「特殊保護」以及第28條「違者將被起訴或施以制裁」等都沒有發揮任何實質作用。1999年的海牙公約第二議定書（Second Protocol）因此試圖以「強化保護」（enhanced protection）設計取代「特殊保護」，並具體化刑事制裁措施。不過美、俄、中軍事三強皆尚未批准或加入第二議定書，所以儘管俄羅斯、烏克蘭兩造都是海牙公約及第一議定書的締約國，公約在俄烏之戰中的實際護航效益為何，世界仍在焦灼觀望中。

蔣介石政府原是1954年海牙公約的簽署者，聯合國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基於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所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在2000年加入（accession）公約。因中國稱台灣為「叛亂省份」，「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一旦台海開戰，中國按理應援引公約第19條有關締約國內非國際性武裝衝突，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保護對民族文化遺產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動產及不動產，所以博物館、圖書館、文獻庫，特別是故宮或標記藍盾標章的館舍，應該都是掛保證的非戰區域，更不用提對岸民眾受訪時紛紛指路台南延平郡王祠和台北故宮為戰時最佳藏身之處。畢竟鄭成功是中國官方認可的民族英雄，在認同塑造上舉足輕重，豈能輕易以戰機或導彈打擾。

故宮文物撤離台灣非院方終極策略

故宮或其他文化資產要在資訊封鎖的前提下低調轉移他國，且不引發騷動或突襲，可行性實在太低，估計並不會是政府或館方的選項。

不過槍砲無眼，台灣的博物館大概也無法率性地憑藉一紙海牙公約就高枕無憂。一般而言，博物館會就水災、火災、地震、戰爭或其它突發狀況，擬定以員工、觀眾、典藏及建物安全至上的緊急應變計畫，雖然戰爭在許多館舍的風險評估中機率最低，館員的演練也最不熟悉，但制定搶救順序、分配工作任務、妥善包裝紀錄、以及小心移入存放地點等，都是緊急應變計畫中的共通程序。

根據《緊急程序手冊》（Handbook on Emergency Procedures）中有關戰爭一節建議，凡面臨爆炸或震波威脅的展品都須事先從展櫃中取下，另尋安置之處。如現有庫房不符保全條件，臨時避難處必須盡量滿足展品維護時的溫濕度條件，必要時還得請求軍警協防，以免有心人士趁火打劫。單單故宮展間盡空、展品入庫，就不是區區數小時的工程。如果館方在衡量後選擇往其他縣市僻靜處疏散，如何撤、撤到哪的細節，也必須早作籌畫。

當然，在無法顧及全數藏品時，搶救順序很有可能就決定了最後搶救對象。故宮兩次大規模移動，鑒於現實資源、載運能力，兩次都有不同考量的藏品排序篩選，博物館通常也會做幾種基礎沙盤推演再適時調整。

例如，英國許多文化資產管理單位手上最短的搶救清單只有10件或20件作品，舉世聞名的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Prado Museum）在2019年時所提出的優先清單上也只有250件作品，其實都是為火災或恐攻等應變黃金時間極其有限的場景預作人力配置，但不到非常時期，博物館普世性所服膺的終極目標還是「一個都不能少」，台北故宮亦如是。報載台北故宮院長吳密察在8月接受CNN專訪時，曾提及搶救九萬件「精品」的說法，應是單指70萬件藏品中的九萬件書畫工藝文物，善本書籍和檔案文獻另有安排。檔案文獻是清宮朝政的一手紀錄，因運台箱數已不及南遷箱數的6%，故宮當會竭力照護。

在種種不確定性中，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遷台時政府獨厚故宮的作法將不復見。或許高度集中在清代、中原、帝室的故宮典藏，在國共相爭時是不可挑戰的國族正統符號，然而此次立委質詢及部會關切對象都及於故宮之外的其他博物館，其他博物館雖不若故宮動見觀瞻，也陸續提出自身應對方案，全面反映了當代政策在文化資產守護上力求時間、空間及社會層面的多元性思考。

所以網路上繪聲繪影的故宮文物撤離台灣終極策略，究竟有幾分真實性？文物遷運有其內含危險，只有在能超前部署且具一定把握時才會成行，如抗日時的重慶雖然頻受空襲，卻因日軍陸軍無法大規模推進西南地區，得以偏安；而打游擊出身的中共，初期對空軍、海軍掌握很慢，一水之隔的台灣有其天然優勢，兩次遷運也都不涉及他國。但中國早非吳下阿蒙，其號稱全球覆蓋的自製東風飛彈更以「東風快遞，使命必達」為宣傳語，故宮或其他文化資產要在資訊封鎖的前提下低調轉移他國，且不引發騷動或突襲，可行性實在太低，估計並不會是政府或館方的選項。

「文物運美日保護」乃至延伸的「拱手讓人」、「羊入虎口」等謠言的謬誤，一在台北故宮從無移置意願，二在美、日或所謂第三國實務上也難有併吞的可能，何來念想可言？半個世界外的波蘭在半個世紀前，的確曾經歷將黃金及國寶外運，之後因為詭譎時事而有曲折展開的故事，但亦未曾出現寄存國從中得利的意外。當時如此，現在的國際氛圍更加不會容許它國據物己有。

國寶作為外交關係籌碼的討論，雖然有助談興，但毫不寫實，與今日博物館界力圖尊重「物」與「人」脈絡連結的作法南轅北轍，只能視為是「故宮學」中浪漫刺激的二次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