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金源，人稱柯導、柯師傅，現任台灣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自1980年代開始，柯金源便開始拍攝自然環境，80年代中期，台灣歷經政治解嚴、經濟自由化，社會氣氛劇變，柯金源卻發現：「主流媒體熱烈聚焦於政治、經濟、社會、娛樂新聞，卻忽略了環保等弱勢議題的關照。」
為了替經濟高速發展下的環境問題留影，他的鏡頭逐漸轉向被工業、土地污染、山區土石流、乃至熾熱的街頭環保運動現場。三十五年未曾間斷的紀錄，不但三度獲金鐘獎肯定、國內外影展得獎無數，更成為一把精準的秤，讓觀眾感受解嚴後台灣環境山林變遷、河川污染、海岸消逝、物種生滅的重量。
本篇問答錄摘編自《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原題「相機跑天下：柯金源的三十年」，紀錄柯金源自80年代開始拍攝自然生態、環境污染、街頭運動的歷程與思索，也可說是一部波瀾壯闊台灣解嚴後環保史。
莊瑞琳：你常常提到高中買第一部相機，《南風》作者許震唐也是，我就在想你們五十歲以上這一代，高中時候買一部相機應該是有點奢侈的事情，尤其在彰化鄉下地方。你還記得那時候為什麼想要買相機？是怎樣的過程？
柯金源：我們是傳統務農的家庭，收入也是小康以下水平。我在小學、國中時期，只買得起文具、簡單三餐溫飽而已，家庭只夠這樣的能力。後來高中半工半讀，就是去工廠，一般的彰化家庭工廠那種黑手，做沖床。
莊瑞琳：你那時候有技術嗎？
柯金源：就是學徒嘛，因為國中才剛畢業，就只能去工廠當學徒。到了高二，薪水增加了，除了學費以及貼補一點家用，還有點零用錢，那時候就很想要有一部相機。因為國中時期，對於山水或水彩畫、美術科方面一直很有興趣，所以存夠錢，就買了第一部相機。
早期拍攝的主題是以景觀為主，像是我家附近的環境，中部山區風景區、八卦山、草嶺十景、溪頭。那是1977、1978年摸索時期。真正意識到攝影創作、美學構圖，是高中畢業，想要考美術系，到臺北找補習班，因為美術相關科系有術科，才想要加強美術。1979年之後，攝影美學的基礎也逐漸完成。這本書有放1980年代拍攝的五股濕地。那時候五股濕地，因為海水倒灌，還有一部分是地勢低窪的農田，因水災之後長期積水不退，就變成濕地。其實兩、三百年前，那附近本來就是濕地，是後來漳泉居民進行開墾才變成農地。我當時是沒有相關環境資料，只是覺得，在臺北都會區的近郊有一大片水域，就像是淺淺的大湖泊，有空就去那邊拍照。我現在回頭找當時拍攝的資料，可以看到1977年間的紀錄影像，包括家鄉附近、中部山區景觀，現在剛好成為環境對比的圖像。我當時買的第一部相機，是 Nikon的，好像是一萬多塊，每個月存幾千塊，也存了大半年。
莊瑞琳：你有遇到什麼反對嗎？家裡根本不懂（你在做的這些事）
柯金源：有啊，1984年剛退伍，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就直接到商業攝影公司當助理，那時候，祖母是不太支持，覺得好像不是一個很扎實的工作。當時臺灣的就業環境跟景氣，或者對小孩子的期待，如果你書讀得很好，一直升學，就去當老師或公務人員，如果沒有往教職發展，就去學個一技之長，學成之後就開一家小工廠。在鄉下大家都有房子，不然就是有農地，可以蓋個小工廠，先從代工做起，有能力再繼續擴大。長輩們希望我們這一代循這樣的模式發展，好好把技術學好，未來可以當一個小老闆。但我覺得那不是我的興趣，我還是鍾情於國中時期的夢想，所以就留在臺北，開始找機會上課、補習，用各種方法磨練自己的專業技術，後來，因為各種機緣才逐漸轉變。
莊瑞琳：那時有去考美術系嗎？
柯金源：沒有。後來發現，我對於要每天交老師規定的作業，不是很認同，也有點叛逆，雖然已經高中畢業，當兵回來，但還是叛逆。我是先到學校修相關學分，聽老師照本宣科的內容，一、兩個學期下來修了一些學分，那種體制內的教育，沒有辦法讓我誠心信服，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走自己的路。當兵對男生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斷代，當兵之前我已經選了美術、攝影影像這條路，當兵三年期間，還是繼續從事創作，一直在做基礎技術磨練，退伍就直接跳進專業領域。縱然家庭反對，我還是持續做。只是後來還是必須要去掛單一個正式的媒體機構，他們才覺得這是一個工作，有在上班。所以我是1987年才在機構裡面上班，不然之前都有點像是現在講的獨立工作者。
莊瑞琳：你在攝影這件事幾乎有點是自學，哪些東西影響你？你怎麼摸索攝影美學？或者你為何想要繼續探索紀實攝影？
柯金源：早期美學的基礎，因為學校上課，畫畫要看很多相關的美學書籍，就是臨摹為主，也會看很多藝術家的傳記，就受到一些影響。但我不記得到底哪一本影響比較大，那時候看得很雜，文學、美學都看，因為鄉下真的很窮，買不起其他課外書，到了高中之後才能大量閱讀，就看得更雜了。但在服兵役期間，有一本很舊的翻譯書《相機跑天下》（My Way with a Camera，是攝影家Victor Blackman的作品，1980年徐氏文教出版），可說是我在紀實報導攝影領域的啟蒙書。這本書講獨立記者的經歷，如何用影像去做紀實報導，自由投稿。是一本翻譯書，我記得是水藍色的書皮，很久以前想要找，找不到了，不知道被我塞到哪裡去，網路也找不到資訊。想說再買回來回味一下，經過了快四十年，看看有沒有新的體驗。
為什麼我會特別記得這本書，因為它開啟了我另外一條路，就是紀實報導。它有一個概念是，你可以當一個獨立的自由工作者，用報導作品傳達一些想法，也可以讓你活下來，這很吸引我。所以，我當完兵後，還是念念不忘這樣的想法，才會在商業攝影的工作之外，再去涉獵紀實攝影，經常到處跑，覺得那比較符合我自己的個性，可以用影像當作表達工具，傳達想說的任何資訊。
莊瑞琳：你在1977、1978年，高中時代就從家鄉開始記錄，可以稍微講一下當時記錄的（彰化）伸港是什麼樣子？
柯金源：我們家是一般俗稱的風頭水尾，在（彰化伸港）定興村，但我們家在七嘉村跟定興村交界，沒有直接靠海。跟海的直線距離還不到三公里，但以前，我們家有一部分田地在烏溪的溪床上，屬於出海口地帶，所以，家跟田，或生活的環境，還是在海的附近。我媽媽的娘家是曾家村，就更靠海了，所以我的外祖父、舅舅還是養牡蠣，抓魚維生。小時候家裡常常收到我媽娘家親戚送來的海產。但1980、1990年開始，因為彰濱工業區陸續開發，就沒辦法再靠海維生了，不再像以前，可以在不同季節抓到不同的魚蝦貝類。
所以我們家的環境，就是風頭水尾。每一年東北季風，風直接往村子吹，現在也還是。每年冬天我們家，桌子早上擦過，到下午就一層灰塵，因為北邊就是烏溪出海口，冬天一定會揚塵，空氣沒有看到沙子，但風裡的沙子很多，不用一天桌上就是一層沙。所以懸浮微粒一直都是這個村落的季節性的自然產物。冬天都要休耕，要承接第一道的東北季風，晚上咻咻咻，風很大，強到你人要抗風走。這是我們村子在氣候上的表徵。
另外一個是水尾，一般的農田灌溉用水，都是從上游河川引進水圳，流到下游，再到出海口。以水利會統計，水流到我家那邊，已經被用了四次或五次，因為每一條灌溉水圳，會依次分流，再進入各區農田，那灌溉尾水會再流入水圳、區域排水溝，繼續往下流，再被下游使用，這樣一道一道的，所以灌溉水圳的水，從上游到下游最少都會被用三次，最後才排到海裡面，但我們家的農田，是水圳的尾巴，所以灌溉用水被用了幾次之外，中間還會有不同村落的生活廢水排進來。我小時候是在我們家前面那條小河學會游泳，我們都利用游泳的時候摸一些蜆，夏天能抓到很多蜆，晚上就可以煮湯。
冬季的時候，因為雨量少，水圳通常會限水，甚至水門也會關，小河就會乾枯，每一段形成小水窪，都是濕泥地，那時候就可以去挖，很多的泥鰍跟鱔魚。一條河縮小成小水窪，沒有跑走的魚就在那邊，很容易抓到，所以冬天就可以抓沒有跑走的魚，到泥裡面去挖泥鰍跟鱔魚。等到春天水來了，河流生氣重新恢復一遍，每年都會有一個循環。但現在沒有了，從1970年代，水質愈來愈差，所以我開始會去記錄。以前每一年會有乾濕季，現在不是，現在生活廢水、畜牧廢水一直排下來，隨時都會有水，只是有沒有味道的差別。
莊瑞琳：所以你小時候有跟著爸爸去種田？
柯金源：有，一直種到國中啊。國中之前我都在家裡，幫忙務農。記得小時候，六、七歲時，會跟著爸爸坐牛車去烏溪旁邊的農地挖蘆筍，從家裡要走很遠，夏天河床的沙很燙，而且蘆筍都要在天還沒亮前挖，比較不會苦掉，所以都是天還沒有亮就被抱起來坐牛車，到了溪埔農地，大人們已經工作一段時間，才睡醒，再開始幫點小忙，因為小孩子有特權。我想，鄉村裡的小孩大多是這樣，除了到學校上課，其他時間就是在田裡面。
因為住在海邊或鄉村的人，只要當地的環境不被破壞，它就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外出工作的人如果因為景氣循環差而回鄉的時候，他可以依賴傳統的生活方式繼續維持生活所需，如果環境被破壞了，會形成新的社會問題。
莊瑞琳：你們家的田是幾代了？
柯金源：一部分是阿公傳下來的，大概五分之一，其他是我父親與哥哥陸續買的，就是努力工作存錢，有了錢再買農地耕種。所以，到我們這一代兄弟算是第三代，就是祖父有傳了一點給我爸爸，再給我們兄弟。我們對農地還是很重視、很依賴，我從鄉村到都會工作，心裡是比較沒有恐懼，為什麼？因為家裡還有農地，景氣再怎麼差，或職場不如意，回到家還有一塊農地可以自給自足，不會餓著。所以我從來不擔心被資遣，主要就是有家人，還有一塊農地。
所以在拍攝《退潮》紀錄片時，就把這樣的生活經驗轉換出來。因為住在海邊或鄉村的人，只要當地的環境不被破壞，它就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外出工作的人如果因為景氣循環差而回鄉的時候，他可以依賴傳統的生活方式繼續維持生活所需，如果環境被破壞了，會形成新的社會問題。《退潮》就記錄了幾位失業的中壯年，他們應該跟我一樣國中畢業就離家，中年失業了，只好回家，但海岸的資源還在，所以還可以回到以海維生的方式，養活一家人，這就是我說的無所懼，不用擔心未來。前提就是整個基礎環境要保護著。雖然目前沒有在種田，但很感謝我們家三哥幫忙看著，沒有荒廢掉，當我們想要回去的時候，家跟田都還在。
嚴格來說，我只有兩次在體制內工作，第一次就是到《財訊》當攝影編輯，有一部分是因為家庭因素，我需要一份穩定工作，讓家人安心。那時候老闆掛名是邱永漢，而且他還經營永漢日語跟書店，在媒體市場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只要說我是《財訊》記者，受訪者往往會說「喔，邱永漢！」後來我還是沒有忘情我的獨立紀實報導，所以在《財訊》待了四年就離開。當時總編輯是梁永煌，他給我很多幫助，我待到第二、第三年就跟他說，我還是想多拍環境相關的東西，可不可以用換假的方法，每個月我把假日累積起來，他答應讓我長期出去工作，一次大概一週，我就用這樣的形式拍了很多東西，去了很多地方。後來發現一週不夠，要半個月、一個月，有點超出他們的想法，所以還是離職，但他也同意協助我開闢一個專欄，我才會從1993年開始寫〈臺灣檔案〉。他們也擔心我這樣出去會不會餓死，因此《財訊》給我的稿費一篇是三千，解嚴後大學剛畢業的記者薪水一個月是兩萬五左右。
當時《財訊》的攝影組長蕭榕是我當兵的同袍，他說底片很貴，也幫我爭取到一個月二十卷彩色正片，有時候也會領十卷黑白負片，社長也同意了。每一個月，我有二十卷底片，最少兩篇專欄，六千元以上的稿費，很不錯了。
莊瑞琳：你一開始做攝影，但攝影跟記者不一定有絕對關係。
柯金源：我那時候在《人間》就看到這個現象，攝影跟文字其實分工很細，如果純粹以影像表現，空間比較小。但還是有啦，比如解嚴後，自立報系出了《臺北人》，好幾個刊物還是以影像為主，或者像綠色小組。那時我發現，當一個記者如果只會一個工具，在工作或呈現想要表達的議題時會受限，會有一些問題。所以就要求自己開始寫，當然一開始沒辦法寫得很好，有資深的文字編輯幫忙，像以前的同事楊森就幫了很多忙，我自己也慢慢磨練，多寫多看。目前為止還是覺得沒有寫得很好，只是能夠把一些事情交代出來。所以才會一邊寫一邊拍，同時做。
攝影是很專業的東西，不同時代也有很多轉變，從1987年解嚴，再來報禁開放，電子媒體開放，到1990年，我們幾個比較好的同事，就討論未來趨勢會怎麼走，那時候看到已經有境外衛星電視超視要進來，就在想，未來的媒體呈現一定會有轉換的可能性，所以1990年就開始在準備跨領域。那時候就亂學，包括記錄、攝影、剪接。文字撰述是更早一點，電子攝影video是1990年開始，真正去嘗試是1991年，用十六釐米電影機拍。1993年離開《財訊》回到獨立媒體工作者角色，一部分拍照跟寫稿，一部分跟朋友合作。
那時公共電視正在籌備期間，委託我朋友李進興（五色鳥傳播）製作了二十幾集的生態節目，我就去幫忙。早期是用電影攝影機拍，後來用電子攝影機video拍，大概幫他拍了一年，我同時也一直在寫稿。1995年吧，中視《大陸尋奇》製作單位長樂傳播也找我幫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雙軌或三軌在進行。
莊瑞琳：因為你也跑社會運動跟國會（採訪路線），為什麼後來會想專注在環境新聞？
柯金源：讓我覺得要定下來，是1990年東石網寮村因楊希颱風淹水三十九天。看到那種慘況，有一點回到自己的成長經驗，因為我們家每年也都會淹水。每年颱風豪雨，我們的農田就會積水，因為地勢低窪，又是水尾，上游的雨水會往下游跑，一定會宣洩不及，會回堵或內澇，所以每一年，田裡面都會有風災或水災的損害。每年夏天的時候，剛好又是西瓜或香瓜的盛產期，颱風一來下大雨就很慘，所以每年颱風，不管白天還是半夜都要去顧田埂，不要讓它崩掉，雨水很多就拿抽水機抽水。沒有抽水機的時候，只能用手，妳可以想像一下，大人小孩在田埂邊，下著大雨，用水瓢桶子不斷來回把田裡面的水往排水溝倒，那情境到現在想起來還有點悲傷。
我很能體會鄉下或偏遠地區在適應氣象災害時，能力是很薄弱的，但這種事情沒有人會去談，被當作習以為常，冬天就是颳風吃沙，夏天就是下雨水災。但到1990年，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我在臺北看到嘉義地方記者的新聞，說東石海堤潰決，整個村子泡在水裡，我就先去看。從臺北搭很久的國光號，下車再走進去，看了一次、兩次，想說怎麼會泡那麼久，村民把褲管撩起來，因為泡太久了，腳上的傷口已經有點潰爛，很多人都有一點皮膚病，讓我覺得偏遠地區跟環境問題真的要寫，不寫不行。
另一方面，讓我氣憤的是，當時記者在臺北還是每天吃香喝辣，我是跑財經跟政治新聞，經常跟著部會首長的行程，或跟一些大老闆在五星級飯店訪談、吃飯。當時，在南京西路的新光百貨，有個媒體辦了一個企業形象展覽，我看了，心裡就想，怎麼跟我看的都不一樣，我對主流媒體的表現愈來愈不耐，媒體的報導跟我看的事實差太遠了。我那時候雖然也還在算是主流的媒體，但跑的東西已經自動分線了。可能因為《財訊》是會去挖檯面下的東西，所以我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樣，不會只看表象，會去挖背後的深層結構。
那是民智大開的時代，不然我以前算是黨國教育很成功的一代，但後來完全崩潰了，所以才會一路轉變，從主流媒體再回到自己獨立媒體的工作。
莊瑞琳：你開始決定要做環境相關報導或新聞之前，有前輩在做這個嗎？
柯金源：前面……沒有……公害比較多。媒體有《民生報》楊憲宏，他跑了比較多關於環境跟公害的東西。綠色小組還是著重社會運動，焦點沒有全放在環境，比較還是從民主運動切入，把環境運動納為民主運動的一環。但早期確實是結合的啦，我研究過那段歷史，互相為用在那當時可能也是一種必然。其他真正專職跑環境線的媒體還不多，不然就是《人間》……環境跟弱勢公害也是《人間》的重要議題，但1988年《人間》就收了，很可惜。因為我是長期訂戶，有次雜誌社打電話來說雜誌要停刊了，你還有幾期的錢，想要換什麼，我就說那就換其他書囉。
那時候很多想法是先把這些東西留下來，而且一開始我沒有想到可以產生時間軸對照，只是先記錄下來。後期有資料以後，可以做比對，才發現應該要持續記錄下去，才會有效果。
莊瑞琳：所以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典範可以效法，你是從自己發現的問題，從那些問題開始做。那時候國外的資訊也很少。
柯金源：對，不多，也沒特別印象。反正我就是到處去抓，有什麼研討會，有什麼老師，有什麼資料就去鑽、去學、去看，所以很多環境變遷跟背景資料、專業知識，都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
莊瑞琳：因為你的田野做得非常仔細，去過很多地方，什麼樣的狀況下你會覺得那是你的題材？
柯金源：有些東西並沒有意識到它會成為我要寫的對象，只是覺得這個地方有受到擾動，有破壞初期的徵兆，覺得應該要記錄下來。後來我已經慢慢降低我的美學攝影，純粹變成工具，那時候很多想法是先把這些東西留下來，而且一開始我沒有想到可以產生時間軸對照，只是先記錄下來。後期有資料以後，可以做比對，才發現應該要持續記錄下去，才會有效果。早期根本不曉得，到後來更意識到，應該要同角度，比對才會清楚。因為如果視覺語言要獨立，必須要讓人家一看就清楚，不需要再用文字輔助，不然無法獨立存在。是1994、1995年之後，才知道同角度的拍法要多一點，不然以前就是拍拍拍，先記錄下來而已。
莊瑞琳：1980、1990年代之後有很多公害汙染，環境事件愈來愈多，也有大的天災，有哪幾個事件對你影響很大？
柯金源：以天災的話，當然像是1990年歐菲莉颱風的花蓮秀林鄉銅門村，跟同一年拍過的紅葉村，因為我是海邊的小孩，沒有看過山上的土石流，第一次看到有點嚇到，想說怎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當時是自己去拍，我在《財訊》跟老闆爭取出去一週，是這樣來的，氣象災害並不是《財訊》的主題，但我一邊上班一邊跟老闆換假，所以拍了那些東西印象就很深刻。
1990年開始，我自己對災害的定義，每一次重大災害，會有一個新的名詞被外界提到或大家比較清楚的災害型態，我就把它留下來，譬如土石流、地滑、地震，不然同質性的太多了。公害的部分也是1990年代，我那時候記錄的第一筆，是1992年彰化和美的稻米鎘汙染。和美在我們隔壁鄉，想說農民種的米怎麼會是不能吃的，連地都不能再種了，怎麼會有這種事。汙染公害讓我覺得必須要花更多心力去看，所以就會記錄很多工廠排黑水，開始去找工業區排水溝。
1992年，新莊發生垃圾抗爭，他們在瓊林里有一個河濱垃圾場，一直堆，發生悶燒，已經很滿了，當地里民抗議，我去拍的時候，他們就住在馬路邊搭帳棚，不讓垃圾車進去倒。我才發現臺灣這麼多垃圾，我們在鄉下沒什麼垃圾，都是資源，我就開始拍臺灣的垃圾，不管山區海邊，就去找垃圾拍。
隔年遇到大乾旱，臺灣大概十年會有一次大乾旱，就會缺水，到處旱災，所以水資源也是問題很大，就到處去拍水庫。所以我很多的主題裡面，都是有一個出發點，可能是單一的點，但我就開始拉開，比如垃圾問題，就從1992年新莊，一路灑開，到全臺灣去拍有問題的違法垃圾場，垃圾場真的很多，溪邊、海邊、稻田、山區都有。
水庫也是有很多問題，八、九十個水庫的問題，從臺灣拍到其他島嶼金門、澎湖。當然有一部分是覺得說，我要去瞭解，不是為了拍才去，因為1990年時，對主流媒體的報導已經沒有信任感，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我自己去看。
莊瑞琳：我看《黑》那部記錄片，緣起應該是彰化和美，從1992年那時候到了2013年，累積成《黑》，片子裡提到你怎麼調查受到汙染的農地。你說你環島好幾次，做這麼多樣區，有個能力我覺得很厲害，就是田野能力到底要怎麼來？這些東西沒辦法有教科書，因為政府就是不會想讓人家知道這些事情，你要怎麼整合資料，發現問題，甚至自己做地圖，這些能力怎麼來的？
柯金源：一開始就像是餓很久，到處抓，抓到後來自己才有辦法歸納。以前用的方法比較笨，就是剪報，主要就是各地方報導，再來就是研究機構的資料，這兩個是很重要的研究基礎，我會一個個歸納之後，再去做田野的印證。最後三方資料比對後，如果當時可以寫小短篇，就會先寫，如果沒有就先放著。所以我家有很多抽屜式資料庫，一個一個歸納。為了要讓田野邏輯更清楚，就大量買地圖，只要出版社有新出的地圖我就去買，買最多的一次是花了一萬多塊，一縣市一本。
我最早買的是內政部的經建圖，一張兩百五十元，但太大張了不方便帶出門，後來出了地圖集，我就去買整本的，一直放在車子裡面。我就把很多地圖匯進我的資料，後來有電子版就更方便，我就開始標。現在也有一些GIS的資源釋放出來，就可以拿來套用。所以我的地圖裡面會有我自己標的，再來就是用官方的資料套進來。這樣做田調時就會很清楚。那些概念都是自己摸索的，因為學術界都是做小尺度的地方，例如做梨山的滑坡問題，可能做很詳細，但我是各地方都要有，就要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蒐集，最後匯整進來。會有點雜，但對自己很有用。
莊瑞琳：那你怎麼找到那些人？
柯金源：人很大部分就是先去找研究資料，因為很多資料，政府都有委託計畫，所以我花很多時間去官方圖書館，看研究計畫，知道裡面哪些人做什麼案子，抄出來，再去學校問。所以我那時候也是很大膽，很多東西都不懂，就直接打電話去研究室，早期的地質學、海洋學界的大老像王執民、張崑雄，我都是直接去中研院、學校找他們，1990年代，我才二十幾歲，小毛頭，可能就是餓太久，什麼東西都想要知道。
莊瑞琳：那在各地的受訪者，你怎麼去找這些人？
柯金源：如果對當地不熟，我通常都會找村里長或意見領袖。比如我去東石，我一定去找村長，因為村長是這個社區的對外代表，任何人去找他，他通常會見你，講清楚要幹嘛，他通常也會協助你。重點是要他協助我找什麼人。一次兩次之後，因為我們本身就有報導的東西，拿給他看，他可能有印象，那種信任度很快就會接上，人脈一直一直累加，所以各地都有類似選舉的樁腳。有時候到那邊去，就會順道去看他們一下，雖然已經沒有採訪關係，但偶爾去繞一下，就這樣朋友很多，全臺灣各地，從海邊到山區都有。
莊瑞琳：但這個田野會有負擔嗎？會有倫理上的壓力嗎？
柯金源：會啊，一定會有。但我們做田調跟報導，就是要協助當地人，如果他有問題來找你，本來就一定要幫忙，所以不能說負擔，是事情會愈來愈多。
莊瑞琳：它不是採訪完就結束的關係，經常是沒有辦法結束的關係。
柯金源：對，對，要幫他排除一些困難或紛爭。一直都有啊。比如中研院有個老師說看到《黑》這部紀錄片，可不可以去認識一些受訪者。我說好啊，但我很多資料來自某個研究單位，你想要更清楚，我帶你去認識研究單位好了，先不要去找農民。我就開車帶他去，讓他們認識，再讓他們自己研究下一步怎麼走。你直接去找農民，他們有自己的生計問題，你要協助他做整治，如果經費不夠，他們要怎麼生存，那你先找研究單位。
莊瑞琳：你開始做這些報導時，臺灣的環境運動才慢慢開始？很多地方已經發生問題，其實還沒有什麼環境團體可以協助。
柯金源：1990年以前，會有環境問題的大部分是因為公害，倡議型的有反核跟山林保育。陳玉峰老師就是我在森林植物領域的啟蒙，臺灣的環境運動大約從1980年代後開始，像環保聯盟、綠色聯盟，跟我做記錄報導幾乎是同期，在那之前就不多。1987年是臺灣社會巨大震盪的時候，1990年前後最多的就是民主運動，整個社會大翻轉。1985到1995年，是臺灣政治、經濟、社會運動的震盪十年，這十年也是報導攝影的黃金十年，很重要的十年。1995年之後，慢慢被電子媒體取代，應該說有點分化，比較多元，不會像1990年代前後的紀實攝影，比較偏人文色彩。
莊瑞琳：那時候會出現內心的界線嗎？你為什麼不會去走真正的環境運動？或者你認為你的報導就是某一種環境運動？
柯金源：比較像你說的「或者」。一個運動應該要多元並進，不要全部偏廢在一個區塊，會讓可能性降低，所以我會設定自己是在另外一條路線或側翼，我也在做這樣的一個紙上運動。有一些朋友說，要不要站到第一線，我覺得說，這樣會讓彈性減少，反而不好，我們目標一致，但每個區塊都要有人。
莊瑞琳：這次為了做這本書，要重新想一遍你三十幾年做了哪些事情，我覺得幾乎是在做人生的整理。這次整理起來，你會怎麼去想臺灣這三十年環境變化的斷點，是根據環境運動嗎？還是幾個指標的環境事件，或者是環境問題在不同時代的變化？
柯金源：臺灣以整個環境來講，應該1995年之前是一個階段，當時，臺灣要發展，人民要活下來，大家都要累積財富，政府要衝高GDP，所以1995年之前，當環境跟經濟發展相衝突，環境問題連考慮都不用。但1995年開始不一樣，當經濟影響環境時，就會有更多討論跟折衝，可能跟我們的立法也有關係。那時法規開始進步，例如《環評法》、《野保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各種汙染防治法規開始上路。因為當時民進黨大批進入立法院，政治生態改變，所以修法進步了。所以我認為，臺灣有比較大的改變是在1995年之後，1995年之前類似蠻荒時代。
1995年之後，比較大的轉折是到國光石化，國光石化決戰點是2011年4月，但2010年底時就看出它的方向了。所以我覺得1995到2010年這十五年，是臺灣很大的環境教育跟環境價值觀形塑的年代，它剛好跨了兩個政黨。國光石化之後，有點像是在打轉，那時候有一個名詞叫「後國光時代」，觀察點在於1995年之前政治剛解嚴，很多價值觀、想法觀念開始形塑，一直累積到2010年才開花結果。很多所謂的公民意識、環境價值，是到2010年的國光石化才整個顯現出來，所以醞釀期很長，大概十五年。
國光石化之後就有很多折衝，有點像是要重整，有時候會看，它反而是百家爭鳴，遍地開花，但脈絡很難串連，因為軋進了太多議題在裡面攪和，有些是屬於價值觀選擇，有些是利益衝突，有些是中央級，有些是屬於地方級的，一直在辯證。現在正處於一個混沌的階段，我認為國光石化到現在，七年，還是一個混沌的狀態。
莊瑞琳：你剛剛說的臺灣環境教育開始形塑的這個階段，是你開始做《我們的島》，差不多也是2000年開始，每年你會固定推出長的環境紀錄片。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你觀察環境意識的變化，有沒有影響你做這些作品？
柯金源：有，因為一直在調整與對話，很簡單，因為我們花時間冒著生命危險做這些事情，就是要讓它改變。如果要改變，你就要跟更多人溝通，他們已經改變閱讀習慣，你就要跟著調整，不管是媒介還是表現形式，也是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下做調整。2000年之後到現在，可以分幾個時期，早期比較多是資訊提供跟政策監督，到中期比較多是道德召喚，在片子裡會埋入環境價值的道德詮釋。現在比較像是，配合現在混沌的狀況，讓你重新思索生命真正的價值。前面走過一、二十年的過程，太多好壞的例子，如果現在價值觀已經成熟，那你要怎麼選擇，重新回看你跟環境的關係？
莊瑞琳：如果從《來自斷層的消息》一路看下來到《海》，會發現這除了是你個人記錄跟美學的成熟以外，其實我覺得社會的條件也成熟了。《來自斷層的消息》是要記錄九二一，所以現場新聞感很強，到2004年的《獼猴列傳》你已經在做很完整的彌猴研究，你有一個獼猴論述出來，非常有架構，甚至它的國際版像一本書一樣，可以分章節。到了《海》，中間還有《黑》這樣的題目。《海》基本上已經是一個美學作品，也表示社會可以看得懂這樣的作品，如果《海》放在十年前是不可能成立的。你不需要告訴他這個物種是什麼，都是在告訴他生命是什麼，不需要論述了。這除了是你個人，也是社會已經走到這個階段。那你對接下來的環境報導或社會的環境意識，是樂觀的嗎？
柯金源：我是樂觀的。經過這麼多年，看過這麼多例子，也讓你有權力選擇，所以大家應該會覺得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而不會想要在手上握有更多的錢。因為你到中國、到香港，甚至到其他歐美地區都會面臨環境惡化的問題，倒不如好好守住這座島嶼。
所以環境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有復原能力。
莊瑞琳：所以不會因為這些環境都是不可逆的，已經消失了，還是覺得很悲觀？
柯金源：我覺得環境有復原的能力，只是時間長短。因為我們看到真實的例子，就算真的被破壞了，但你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就會復原，例如我在嘉義中埔鄉拍的一個檳榔園案例，地主後來就不整理了，不砍也不使用，就讓它荒廢，到第七年，很多小灌木雜草長出來以後，就開始有動物進來了，到現在二十幾年，就變成生態園區。因為不整理，檳榔自己開花結果，種子掉下來，有些也會生長，小的長出來，老的就會倒下去。植物就變成自然的演替跟競爭，變成學術界的研究樣區。海洋也是一樣，只要不再繼續破壞，二十年後，洋流是相通的，物種會隨著洋流輸送，如果棲地沒有破壞跟改變，它有可能慢慢恢復。上次問海洋學者，他說二、三十年，就可以恢復到以前的五、六成水準。所以環境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它有復原能力。
至於工業生產的部分，只要先把現行法規徹底執行，就會有很多的改善了，我們欠缺的是執行的決心而已。而且大家觀念愈來愈清楚，因為空氣汙染是大家吸的，不是誰的問題，是大家要共同面對的。未來就算政府要帶頭破壞，也會愈來愈困難，像現在這種混沌的時候，不管是全國還是地方性問題，每個議題都會遭遇很多阻力。雖然有時候也會被突圍，但它有可能會累積能量，在下一次迸發出來。假設宜蘭農地繼續開放，風機繼續設立，累積的能量最後可能會換朝執政。所以我對人還是有樂觀、有期待。
莊瑞琳：做了這麼多報導或記錄片，你覺得最痛苦跟最困難的是什麼？表面上，可能以為是去南極或北極，但可能你一直記得最辛苦與困難的不是這個，而是別的。
柯金源：還是台塑集團的《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因為要蒐集很多資料，必須要很小心資料的正確性。
莊瑞琳：我本來以為你會回答很危險的地方，極地啊，潛水啊，因為有可能喪失生命，但你說的還是人的問題，不是自然讓你恐懼。
柯金源：我覺得那些東西都還是可以掌握，在野外跑這麼久，我們知道危險在哪裡。
莊瑞琳：但我覺得你有時候也蠻不顧一切的，你有一次跟蔡崇隆說，你有次潛水，你的配備其實很簡單，但你還是潛到水下六十米，想要追逐那個報導。
柯金源：那次是外國學者來，要潛到一百米研究深海魚類，就想說應該要多拍一點。
莊瑞琳：就為了那個多拍一點？
柯金源：我自己知道生理的反應，因為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身體，所以到了一個點，我就會適可而止，不要突破紅線。所以要知道危險。有很多採訪或行動，在可控制的情況之下，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莊瑞琳：那你最滿意的作品，不一定是技術最好的，而是心中最好的作品，還是《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嗎？
柯金源：（沈思）最滿意的……好像還沒有……
莊瑞琳：因為我常常會心想說，出版了這本書，我現在可以死去，或出版社現在倒了也沒關係。
柯金源：有人會問我，如果只能看一部我的作品，要推薦哪一部，我還是會推薦《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
莊瑞琳：而且那部片完全講到臺灣的許多問題，因為那（台塑）是臺灣之光，經營之神。
柯金源：是濃縮的問題，各種現象的問題。後來有研究生說，他看了這部片才知道台塑真實的情況，不然以前接受的都是單面的資訊，台塑多麼賺錢，企業的社會責任做得多好，看了之後才知道台塑是這樣。還有一個臺大化工的學生，本來畢業後跟學長一樣去大企業上班，看了《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後，去考了成大臺文所，還來《我們的島》實習，幫忙扛腳架。他現在不知道畢業了沒。以早期的價值觀，化工系的出路很好，高科技領域，在產業界一定是很夯的搶手人才。結果他看了以後就……我那時候就說，對不起，一部片子讓你人生開始走入黑暗嗎……（笑），好慘（笑）。
莊瑞琳：如果有人要像你一樣，做跟你一樣的工作，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應該很多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柯金源：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心，你的選擇，你想要什麼，因為每一個人都有選擇權，你要先問自己，你想要什麼東西？再來是看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每個人應該要很清楚自己要什麼，再去看下一步。我們早期有時候是被期待或被規劃的，被期待當老師或公務員，或在家開個小工廠，當個小老闆，或者剛好他們家有一個哥哥或爸爸開工廠，你就回來接事業。但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力。
莊瑞琳：最後問一下，你有宗教信仰嗎？
柯金源：沒有，我們鄉下家裡是民間信仰，傳統的閩南人的信仰。
莊瑞琳：所以你拍大的題材或危險的地方你會去拜拜嗎？
柯金源：沒有。
莊瑞琳：那你對生命價值的形塑要怎麼來？如果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或信念？什麼人的東西對你來說很重要？或者你這一生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做這些事情？
柯金源：回到最初，我花很大心力在形塑我自己的藝術美學能力，目標是希望成為一個藝術家。那時候亂看，有一本叫作《梵谷傳》，裡面有一句是，「你覺得藝術是什麼？」我就會覺得說，對，我花很大心力，那時候為了要衝美學創作，生活顛倒很瘋狂，幾乎是命都不要了在衝，但完成了自我之後，又怎樣？你的藝術領域，到了藝術殿堂之後，那然後呢？我就開始思考說，難道我就是要追求那樣的東西嗎？那好，回到生命，如果不要這樣的話，那我是什麼？所以會開始想，這輩子活下來，我要幹什麼，生命可以怎麼來用，那我就覺得我的生命應該要拿來，我對某一個事情是有實質意義的。我就覺得環境變遷應該是我可以用生命投入的，一直到現在，我愈來愈清楚，我自己的選擇，所以我不以為苦，我不覺得是辛苦的東西或危險的東西。以前在衝美學領域時，就是山上跑、海邊跑，也很危險……那時候覺得命可以不要。
莊瑞琳：你不覺得你現在做的事情也是美學嗎？只是不是傳統藝術上的那種講法，但你也在完成另外一種美學。
柯金源：是啦，對，但因為你要跟一般人溝通，有些結構還是要兼顧，所以這也是一個溝通技巧。
莊瑞琳：所以你有想過你要做到什麼時候嗎？這樣一直記錄，要紀錄到什麼時候？
柯金源：如果有人可以接手的話，有其他人可以做同樣的事情的話。
莊瑞琳：那如果有人可以接手，你想做什麼？
柯金源：回家種田（笑）可以慢慢自給自足，無所懼地回去。就跟剛離開家的時候一樣。
我非常喜歡公視我們的島，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