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的中東——以色列與伊朗衝突的前因與後果

飽經戰火創傷的中東地區，在上週又一次處在全面戰亂的邊緣。為了報復以色列2024年4月1日襲擊伊朗在敘利亞大馬士革的領事設施，伊朗革命衛隊在上週六（4月13日）發射了超過300枚長程武器，前所未有地瞄準了以色列本土內的目標。

據統計這其中包括超過170架自殺式無人機，30枚巡航導彈，以及120枚彈道導彈。以色列在美國、英國與約旦的幫助下攔截了絕大部分攻擊。只有10枚左右彈道導彈突破了防禦，造成十分輕微的損失。這次事件標誌着自2023年10月加沙戰爭開啓以來，中東局勢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伊朗方面已經宣布本輪軍事行動到此為止，並不尋求更進一步衝突。但德黑蘭表示假如以色列有進一步行動，伊朗必將報以顏色。以色列已經表示會對伊朗的襲擊做出反應。聯合國和美國等主要盟友都在呼籲雙方保持克制。截至本週三（4月17日），以色列戰爭內閣在數次會議後，仍然沒有就如何應對這次事件做出最終的決定。

一、危險的戰略互動

這輪危機的緣起看起來並不複雜。以色列戰機轟炸造成了7名伊朗軍事顧問喪生，其中包括革命衛隊（IRGC）精銳部隊聖城軍（Quds Force）的高級將領。從國際法角度，一國的領事設施被視作該國領土，因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也可以視作對伊朗本土的攻擊。說以色列越過了某條「界線」，因此招致了伊朗的報復聽起來十分順理成章。但刨析根源，伊朗此次行動背後的邏輯，並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直截了當。

實際上，早在去年加沙戰爭爆發之前，兩國就已長期處於非常緊張的對抗狀態。它們一邊避免將衝突升級為直接的大規模對抗，一邊利用代理人和特種作戰手段破壞對方的戰略利益，推進自己的戰略目標。這一持續數年的隱秘戰爭——以色列國安界稱作「戰間之戰」——（The War between the Wars），早就引起中東觀察家們的不安，但是直到最近為止，這場衝突還沒有越過不可控的界線。以色列及其盟友與伊朗之間激烈衝突的世界觀與戰略圖景，決定了它們敵對的大基調；而兩國面臨的戰略限制又將對抗限制在較低水平，沒有升級為全面的直接衝突。這兩個因素共同塑造了近十年來伊朗和以色列之間非戰非和、和戰之間的互動模式。

以色列根本的安全利益就是猶太國的生存與繁榮。作為誕生於戰爭，從內外敵人的包圍中中殺出一條血路的年輕國家，以色列的戰略文化中極其仰賴通過威懾（deterrence）與決定性武力。以色列國防軍（IDF）是中東地區技術最先進，作戰能力最強的軍隊，其情報部門如摩薩德與辛貝特也在世界範圍內享有聲譽。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是構成威懾的基石。以色列面對任何襲擊都力圖通過加倍奉還的方式予以回擊，不斷宣示其遏制力的可信性（credibility）。除常規軍事力量之外，以色列還有兩張王牌：其一是美國背書的安全保證，其二是以色列所擁有的核武打擊能力。但正如我們後文將分析到的，這兩項資產在實際環境中要發揮作用都有着不小的侷限性。

而在伊朗的戰略認知中，除了自身政權的生存之外，削弱、抵抗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也處在核心重要的位置。或者說，這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只要以海灣君主國和以色列為基石的美國主導的中東安全秩序還建在，伊朗的生存危機就無法解除。以色列既是伊朗的意識形態敵人，是一個壓迫性國際秩序的代表；也是地緣政治上的巨大威脅。隨着特朗普內閣所推行的「亞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s）逐漸落實，海灣君主國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由於對伊朗的共同敵對而愈發靠近。而伊朗核協議（JCPOA）體系的崩潰，也讓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的戰略緩和前景渺茫。換言之，在伊朗看來，它正面對着愈發惡化的地緣戰略環境，必須有所作為。

兩國之間並不缺乏敵意。伊朗的政治軍事精英從來不放過任何機會表達要把「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從地球上抹去的願望；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不但強烈反對伊朗核協議，甚至鼓動美國和以色列聯合打擊伊朗境內的核設施。不過，地緣政治的硬性條件同樣約束了決策者們的行動範圍。相對於伊朗，以色列是一個缺乏地理戰略縱深與人口儲備的小國。與伊朗爆發全面的消耗性戰爭，無論勝負，都會對以色列的經濟和社會造成毀滅性打擊。猶太國的安全不但依賴於自身的武力，也依賴於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合作，更離不開美國所提供的軍力、武器以及威懾力。而後兩方對於在中東再挑起一場毀滅性的大戰毫無興趣。伊朗的常規軍力相比以色列來說具有相當的劣勢，在正面的常規戰爭中很可能無法與 IDF 匹敵。另外，伊朗剛剛在2022年經歷了大規模社會抗議，其政治精英有理由擔心，在面臨大規模軍事失敗時，自身的執政地位會受到來自內部的威脅。

德黑蘭激進的地緣政治目標，與有限的資源與能力之間構成了戰略家們必須彌補的鴻溝。他們拿出的富於創造性的方案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抵抗之軸」（axis of resistance）。在伊拉克戰爭和阿拉伯之春後混亂的中東局勢中，伊朗挑選合適的當地勢力，通過資金、人員、技術的援助，形成鬆散、靈活但是堅韌的合作關係。這些當地勢力在意識形態與組織形態上豐富多樣，但都與德黑蘭共同分享着對以色列和美國主導下中東既成秩序的敵意。伊朗像是一家風投，不斷尋覓地緣政治的「獨角獸企業」，嘗試獲得超額回報。

從也門的例子來看，伊朗的不對稱戰略獲得了非凡的成功。相對於沙特聯軍所投入的武器和人力，伊朗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支持只能算微不足道。然而利雅得不但沒能達成目的重新扶植友善的也門政府，還讓自己和美國的關係受到了極大考驗。抵抗之軸成功的秘訣在於，比起伊朗主動出擊的水平，它更仰賴於對手的戰略失誤。而在中東這塊熱土，錯誤是最不缺乏的貨品，可能比石油還要豐富。相應的，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被襲擊之前，也滿足於通過精確打擊和暗殺等手段來「管控」伊朗及其代理人帶來的威脅。以色列認為自己在可信地威懾了區域敵人的同時，也沒有過分挑動美國和阿拉伯合作者的神經，讓他們為戰爭的危險感到不安。

伊朗通過不斷擴大的代理人網絡試圖達成兩個戰略目的。首先，是形成屬於自己的遏制力。也門的胡塞武裝和黎巴嫩的真主黨就分別對海灣君主國與以色列構成了巨大威脅。它讓前者尋求與伊朗關係的緩和，讓後者不敢在黎巴嫩邊境輕舉妄動。其次，是提供戰略靈活性。通過代理人間接實現戰略利益為德黑蘭提供了掩護與緩衝。在必要時刻可以通過否認自身的責任等靈活多變的姿態，來降低局勢升級的風險。由代理人而不是伊朗本土承受對手的打擊，也給了伊朗更多選擇戰略耐心的空間，而不必急於採納有升級危險的活動。

放在這一大背景下來看，伊朗在週末的大規模導彈襲擊就顯得不同尋常了起來。因為過去十年中伊朗的中東戰略試圖建立的，恰恰就是靈活和多樣的手段。套用核戰略術語，抵抗之軸給伊朗提供了操作「升級階梯」（escalation ladder）上的多種選擇，讓德黑蘭可以在低烈度、低升級危險的前提下步步為營擴張自己的勢力，可進可退。為何在這個時間點不惜冒着爆發一場並不想要的中東大戰的風險，也要選擇大張旗鼓直接攻擊以色列呢？

種種跡象表明，伊朗並不是不知道這一行動蘊含的風險，也試圖通過仔細選擇行動的性質與範圍來緩解這一危險。德黑蘭的攻擊目標，是內蓋夫沙漠的 IDF 空軍基地與不被國際承認的以色列佔領區戈蘭高地。它通過多種渠道放出消息，給了美國與盟友充分防禦的時間。在襲擊結束後，伊朗官方迅速宣布勝利並主動表示行動結束。這種自覺性，反過來就更加讓伊朗這次選擇大規模反擊以色列成了需要解釋的問題。

二、對抗的悖論

在筆者看來，伊朗這一決策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爭危機，並不是出於一時衝動或誤判，而是其與以色列危險的戰略互動的邏輯後果。伊朗軍事領導人在襲擊結束後發表聲明稱這次行動代表了「新的計算方程式」。只有拆解兩國戰略衝突的內在動力，才能理解這句表態的含義。或者換句話說，理解兩國在戰略上的共同失敗。前文提到，抵抗之軸策略是為了彌補伊朗的目標和手段、風險與穩定之間的矛盾而設計出來的。但它在為伊朗引入新的能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風險。

伊朗與地區代理人有着反對以色列的共同目標，但兩者的利益並不完全重合。代理人利用伊朗提供的資源追求自身的目的，可能會反過來損害伊朗的戰略利益。它們會打賭就算真的出事伊朗也不會對他們棄之不顧，從而採取更加冒險的行事方式。這就係統性提升了伊朗被拖入本來不願參與的衝突的風險，哈馬斯去年10月對以色列的襲擊最好不過地體現了這一動力。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儘管德黑蘭給哈馬斯提供了相當多的支援，但是襲擊本身確實沒有伊朗的直接參與。即便如此，伊朗與哈馬斯的關係已然在以色列與美國促生了主張強硬回應的聲音。伊朗同樣承受了來自自己盟友網絡內部的壓力，要為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事業提供更多支援，乃至於與以色列直接對抗。這恰恰就是德黑蘭一直以來想要避免的局面。

正如以色列將自身安全立基於威懾的可信度一樣，伊朗的代理人網絡如果真的想要實現德黑蘭希望的遏制力，同樣需要可信度。如果對手發現你的威脅不過是虛張聲勢，威懾就失去了效用。正如筆者曾經闡述過的，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證明了以色列遏制戰略的徹底失敗，擺在猶太國面前的是如何重建遏制力的可信度這一艱鉅任務。在這一背景下，以色列的戰略計算發生了變化，比起衝突升級的風險，它更看重力量展示以及直接打擊對手。

從去年底開始，以色列對黎巴嫩、敘利亞境內伊朗代理人的攻擊逐步升級，不斷探索德黑蘭戰略耐心的邊界。正如伊朗的背書讓其地方盟友更加冒險一樣，拜登政府不斷重複對以色列的安全保證，同樣也助長了以色列愈發大膽和激進的行動。以色列或許相信，自己不管是在低烈度的衝突還是全面的戰爭中，都享有強有力的優勢——也就是所謂升級佔優（escalation dominance）。德黑蘭除了選擇忍耐別無選擇，衝突升級的危險對以色列來說可控的、可接受的。

以色列的積極主動的確把一個伊朗無法迴避的難題擺上了檯面：到底要不要給以色列一些顏色？哪怕以色列並沒有直接襲擊伊朗本土？如果按照以色列所期望的那樣，伊朗一味選擇剋制，以色列必然會不斷擴大自己攻勢的範圍與烈度。德黑蘭就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的「抵抗之軸」不過是徒有其表。如果德黑蘭選擇以強有力的信號表明「到此為止」，那麼就等於繞了一圈又回到了與以色列和美國直接衝突這個可能性，這也是伊朗領導人所不願見到的。從伊朗的決策者選擇冒險強力回擊來看，他們大概認為第一種前景是更加無法接受的危險。他們大概同樣認為，以色列或者說美國無法承擔全面戰爭的危險，從而對伊朗的回應抱有剋制態度。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看出，無論是戰術上的創新（伊朗）還是壓倒性的技術優勢（以色列）都只能緩和、掩蓋、拖延對抗與威懾邏輯內在的衝突危險。一旦雙方都想要傳遞出自己運用力量的決心和膽量來建立可信威懾，就會進入某種膽小鬼博弈（game of chicken）的困境。哪怕兩邊都不想擴大沖突，也會出於喪失可信度的恐懼而一步步滑向越來越嚴重的對抗。

前文提到的阻止衝突升級為不可控戰爭的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多少為這晦暗的現狀提供了一絲希望。以色列防禦導彈襲擊的成功，更進一步展現出它對阿拉伯夥伴與美國的依賴程度。這就讓美國和阿拉伯國家請求其剋制的聲音有了更多分量。但是，就算這一輪危機在各方努力下最終穩定下來，不着手解決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對抗螺旋，類似的驚險還會在未來一再上演。

更何況，除了戰爭的危險，還有一個更大的陰影盤旋在上方。由於核武器被認為是終極的威懾力，因此威懾競賽的邏輯終點就是核擴散。如果以色列為了重建可信的威懾不斷打破伊朗建立自身威懾的努力，那麼德黑蘭可能會得出結論，追求核武是唯一選擇。這又反過來促使以色列有動機在伊朗邁過核門檻之前鋌而走險，襲擊伊朗的核設施：整個中東、整個世界不能永遠指望好運站在和平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