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香港出现三组看似彼此无关、却同时发生的纪录。

全港登记出生人数仅31,714，创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跌至0.73，在全球236个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

另一边厢，公营普通学校登记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中小学生，则由2020/21学年的56,640人增至2025/26学年的71,740人，累积升幅达26.7%。其中，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ADHD）是第二大类别，达16,350人。

同年，全港总自杀率降至五年低位，每十万人13.57宗；但19岁或以下青少年自杀人数却由35宗升至47宗，增幅逾三成，创近十年新高。

出生、诊断与死亡，三者表面各自独立，却根植于相近的结构土壤，反映当代香港的生存图景：一个把“不确定性”转译为可筛查风险、又把成功想像为必须及早规划与持续监察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学童成长都被“精神病化”——精神医学的语言、诊断和治疗都在“自上而下”的系统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反馈中交织运作。

风险辨识，正是“教育-医疗-社福”系统设计的核心要义。然而，这意味著什么？本文梳理精神健康的关键数据，剖析香港校园推行的自杀预防“三层应急机制”以及针对SEN学生的“三层支援模式”，检视这套以守护“下一代”为名的制度如何运作，存在哪些落差，又可能带来甚么意料之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