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野火已经烧了超过两个月，规模可能是1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卫星监测平台指出，从今年1月到8月，印尼全境累计已烧毁近90万公顷土地。印尼林业部长指出，印尼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火势预计会持续延烧到11月雨季来临为止。

在印尼七月到十月的旱季，野火并不少见。但今年的野火已经延烧超过两个月，路透社报导，其规模可能是1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截至10月9日还有至少11处火场未扑灭，范围仍有8万5千公顷，大量雾霾更造成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邻国苦不堪言。

根据印尼林业部统计，从今年1月到7月，全国已有超过20万公顷的森林与土地遭大火吞噬。卫星监测平台“Nusantara Atlas”则指出，从今年1月到8月，印尼全境累计已烧毁近90万公顷土地。印尼林业部长拉贾（Raja Juli Antoni）在9月指出，印尼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而火势预计会持续延烧到11月雨季来临为止。

面对这场“每年都会发生的灾难”，一群原住民组织与公民团体选择不再沉默——他们把印尼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及省长等官员告上了法庭，指控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火灾发生。

对人民、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冲击

这场大火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居民。印尼副卫生部长丹提（Dante Saksono Harbuwono）在9月初表示，仅7月到8月间，就有约1万3500人因呼吸道感染接受治疗，而婆罗洲与苏门答腊两座岛上，约有550万人直接暴露在浓烟之下。BBC于9月23日报导，有超过40000起病例发生在幼儿身上，症状从轻微咳嗽到肺炎不等。

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省一名46岁的教师兼志愿消防员埃莉（Ely Marlina）告诉《卫报》，自从烟霾来袭后，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门窗，但风还是会把浓烟一路带进屋内，“即使睡觉时，全家人也只能一直吸着烟”。她认为非常折磨，眼睛每天又刺又流泪，感觉随时会撑不住。

随着火势延烧，西加里曼丹的志工开始挨家挨户发送氧气瓶给呼吸困难的居民与消防人员。与此同时，学校纷纷停课，急诊室也被大批病患挤爆。

受害的不只是人类，动保人士在西加里曼丹重灾区抢救濒危的红毛猩猩，因浓烟昏厥的红毛猩猩，必须紧急施打氧气与点滴急救。动保人士警告，火灾不只摧毁栖地，也可能造成未来食物短缺，使红毛猩猩面临长期生存危机。

生态层面的损失同样巨大。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研究员凡-德尔-威夫（Guido van der Werf）向英国媒体《碳简报》（Carbon Brief）指出，根据全球火灾排放资料库，截至9月7日，印尼今年的野火已释放约7600万吨碳，速度与2015年印尼近年最严重的野火季相等

社会经济层面的冲击同样不容小觑。航班因能见度不足遭延误或取消，多座国家公园一度暂时关闭，数千所学校被迫停课或改为线上教学。

此外，森林大火产生的有毒烟雾不只笼罩印尼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邻近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让空气品质指数升至“不健康”等级。

野火的成因

吉多·凡·德尔·威夫在受访时说，野火的规模究竟会不会超过2015年，取决于今年圣婴现象持续多久，以及过去这些年泥炭地保育工作是否真的发挥效果。运行追踪亚洲火灾与森林砍伐平台 Nusantara Atlas 的地景生态学家加沃（David Gaveau）则表示，圣婴现象只是“助燃剂”，圣婴越强、干旱越久越严重，“但你还是需要一根火柴，而我们都知道那根火柴是什么：是人”。

印尼约有全球36%的热带泥炭地。天然泥炭地长期处于积水状态，不易燃烧；但排水工程会降低地下水位，使泥炭干燥并增加火灾风险。这些泥炭地一旦起火，能在地底闷烧数周甚至数月之久，难以彻底扑灭。自1990年代起，印尼开挖大规模的排水运河工程，将泥炭地转为棕榈油、造纸用林等经济作物种植地，永久性地降低了地下水位，原本湿润的地景变得极度易燃。一旦地表起火，火势会钻入地底泥炭层闷烧数周，即使地表看似扑灭，仍可能在数周后于他处重新窜出地表。

野火发生的原因有时与以火清理土地的做法有关，包括为开垦棕榈油种植园而非法纵火。

印尼媒体报导，印尼环境团体Walhi的调查发现，加里曼丹地区高达74%的火点，都落在企业特许经营范围内，其中1万739个火点位于棕榈油种植许可（HGU）范围、7880个火点位于采矿特许区、6905个火点则落在森林利用许可（PBPH）范围内。这项数据呼应了外界的质疑，野火不一定是意外。

今年的干旱程度也加剧了灾情。印尼气象气候地球物理局的资料显示，今年8月初，全国约九成地区降雨量偏低，而目前发展中的2026至2027年圣婴现象，正在让原本就容易起火的旱季变得更加干燥。

迟来的法律追责

面对延烧两个月的火势，印尼政府已投入64架飞机与54000名人力，在婆罗洲与苏门答腊展开空中及地面灭火行动。印尼内阁秘书长泰迪（Teddy Indra Wijaya）表示，政府正从空中到地面全力动员，目标是扑灭火势、降低浓烟影响，并保护民众免于森林与土地大火的威胁。他补充，由于火场面积广大，增加灭火难度。

国际支援也陆续到达，日本自卫队在9月派出约300名人员前往西加里曼丹协助灭火，马来西亚则提供了三架直升机、一架飞机与52名人员支援。东协国家也依循《跨境烟霾污染协定》架构，自8月底发布区域性野火警戒后，要求成员国每日提交火点活动与灭火应变资料。

但为什么灾难年复一年地重演？2015年发生史上最严重的野火之后，印尼政府曾推出一系列补救措施，包括在2016年成立专责的泥炭地与红树林复育机构（BRGM）。2021年起BRGM的职权更扩及红树林复育。但该机构已在2024年任务届满，2025年4月，印尼政府确认不再延长其任期，并将泥炭地及红树林复育工作分由林业部、环境部及海洋与渔业部负责。外界则质疑，原本集中处理泥炭地复育的专责机构撤除后，相关工作能否维持。

印尼环保非政府组织“印尼自然保育基金会”（Yayasan Konservasi Alam Nusantara）泥炭地战略负责人尼萨博士（Dr Nisa Novita）对此提出质疑，“这些年来确实有进步，但问题是，这样的努力究竟足不足以应付下一次强烈圣婴现象带来的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原住民与公民团体选择透过司法途径追究责任。9月中旬，名为“西加里曼丹之息”（Nafas Kalimantan Barat）的公民团体联盟，在西加里曼丹省首府的坤甸地方法院对总统及其他官员提起集体诉讼，指控政府未能有效预防与处理境内野火。

原告律师格罗里奥（Glorio Sanen）表示，这起诉讼是回应西加里曼丹民众对政府长期疏于防范、未能妥善处理每年重演的野火所累积的不满。西加里曼丹原住民联盟负责人Tono则指出，烟霾持续笼罩原住民村落，这些居民对野火的“贡献”其实最少，承受的却是最沉重的苦果。

诉状中也要求政府加强对特许经营业者的监管，尤其是那些将种植园与矿区设置在已抽干泥炭地生态系上的业者，因为加里曼丹多数火点都被发现座落在棕榈油、造纸用林与矿业特许区范围内。原告同时指控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BNPB）未能在西加里曼丹迅速展开灭火行动，并将此归咎于防灾与预防预算长期分配不当。

这并非印尼公民社会第一次尝试透过法律途径追责。2016年，七名印尼居民曾控告时任总统佐科威及其内阁官员与地方政府，未能妥善处理2015年的野火。这起诉讼一审时原告胜诉，但2022年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这项判决，接受政府提出的司法审查请求。这次的诉讼案已正式在坤甸地方法院登记，法院接下来是否受理原告各项主张，以及被告方将如何回应，将是下一阶段的关注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