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6日的布鲁塞尔，气氛并不陌生。欧盟能源部长会议刚刚结束，讨论的主题与四年前几乎如出一辙：化石能源价格飙升、由此导致电价上涨、成员国分歧加剧。只是这一次，引爆危机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东。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引发后者的报复，其中就包括扰乱重要的航运通道——荷姆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这里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的运输命脉，从这里，每天经过的船只将波斯湾产出的化石燃料输送到世界各地，或转化为电能点亮千家万户，驱动工厂开工；或者被制成化肥，保证农田产量；又或者成为成千上万车辆的燃料。而随着这一重要航路的中断，这一切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都不再确定。

尽管战前经由荷姆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中，只有约10%输往欧洲，但欧洲的真正脆弱性在于其对天然气进口的系统性依赖。由于大宗商品定价的全球化，任何地区性冲突都会引发全球市场的恐慌性抢购，从而直接推高欧盟的进口价格。

更棘手的是，在现行欧盟电力市场定价机制下，即便欧洲本土能源供应并未中断，电价仍然会被全球天然气市场所牵动。在会议前发给与会能源部长的一封信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强调，在中东爆发的冲突已经让欧盟在进口化石能源上多付出了60亿欧元（编按：此为3月中旬数据）。她在信中写道：「这就是我们对化石能源依赖的代价。」

近四年前的2022年9月，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以及随之带来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涨，冯德莱恩曾宣称：「我们要终结天然气价格对电力价格的决定性影响。」而在2026年3月11日公开讲话中，她只能再次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减少天然气对电价的影响。」四年时间，政策表述几乎未变，而危机却以不同形式再度上演。

在欧盟层面，冯德莱恩表示将会采取「有针对性且临时性的措施」来「处理能源冲击并保护我们的经济」。有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开始陆续出台纾困措施：葡萄牙下调了燃油税以缓解价格压力；希腊决定限制加油站利润空间；法国则宣布对农业和公路运输业等受冲击最深的行业提供补助。

面对几乎是重播回放的场景，这种近乎重复的表述，并非修辞贫乏，而是一种现实写照：欧洲的能源问题，从未真正获得解决。

危机再次回归：从「供应冲击」到「价格冲击」

2022年能源危机是一场典型的供应危机。当时欧盟将近一半的天然气经由管道从俄罗斯进口，一旦俄罗斯出于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而决定中断供给，欧洲立刻面临「断气」的现实风险。相较之下，2026年这场危机，更为隐蔽，也更难控制。

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迅速推高全球油气价格。欧洲虽然在实体供应上并未出现严重短缺，却不得不承受全球市场价格上涨的冲击。这种变化意味着，欧洲的脆弱性已经从「依赖单一供应国」，转向「暴露于全球市场波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9日提到荷姆兹海峡局势时警告，航运安全问题可能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并表示法国正考虑与欧洲及其他伙伴协调，组成「志愿者联盟」，来确保航行自由。但他也同时强调，这一举措只有在「冲突最激烈的阶段结束后」才会实施，防止法国被直接卷入冲突。

如果说外部冲击难以避免，那么欧洲内部的电价定价制度则放大了冲击的影响。欧盟统一电力市场采「边际定价机制」，电价由满足需求时最后接入电网的发电站成本决定，以此促进电能在成员国间自由流通。在需求高峰时，这一角色通常由灵活性较强的天然气电厂承担，使得天然气价格与电价形成强连动。

结果是，即便欧洲电力结构已经达到显著去碳化——2025年欧盟约48%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比2020年的37.4%显著提升，但天然气的价格仍然左右着电价水平。西班牙经济学家、能源专家法布拉（Natalia Fabra）直言：「我们什么都没学到。欧盟文件里写满了（天然气价格和电价）要『脱钩』，但成员国没有真正执行。」她的批评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制度改革滞后于能源转型。

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电力中约三分之二来自非化石能源（含核能），价格却依然被化石能源「绑架」。在德国和义大利，这种现象尤为明显——2026年3月，电价分别达到每兆瓦时约100欧元和136欧元，而法国和西班牙则明显更低。这种差异并非偶然，而是能源结构与政策选择的直接结果。

「去俄罗斯」之后：新的依赖与新的风险

欧洲并非没有行动。自2022年以来，欧盟大幅削减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并且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俄罗斯天然气在欧盟天然气进口的占比已从45%降至约13%，这一转变堪称历史性。

问题在于，这数字背后并非是「摆脱依赖」，而是「重新分配依赖」。如今，美国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方之一，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挪威、阿尔及利亚等国也成为关键供应来源。这种多元化确实降低了单一风险，却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专家卡达斯（Szymon Kardas）指出，欧洲「只是用一种依赖替代了另一种依赖」，在这种结构下，每一次地缘政治冲击都会迅速传导至欧洲经济。

新的依赖带来了新的战略风险。美国驻欧盟大使普兹德（Andrew Puzder）近期公开提出要求：欧洲议会必须尽快批准去年夏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冯德莱恩达成的贸易协议，否则不会为欧洲购买美国天然气提供优惠。根据该协议，欧盟承诺在未来数年内采购约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此前对欧盟加征的关税违法，但美方仍利用欧洲在能源危机中的弱势地位，以贸易协议作为筹码，强推采购承诺。（注：截至发稿时，欧洲议会已经通过美欧贸易协定）

更重要的是，液化天然气的成本显著高于管道气。运输、液化和再气化的成本，使得欧洲能源价格长期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一结构性劣势正在侵蚀欧洲工业竞争力。德国的情况尤为典型。作为欧洲最大工业国，其能源密集型产业长期依赖廉价能源。在当前高价环境下，政府每年需要投入约310亿欧元用于支持企业能源成本，这一规模接近2022年危机时期水平。

难以达成的欧盟能源三角：价格低廉、减碳、不对俄罗斯依赖

面对新一轮危机，欧盟内部的裂痕迅速显现。义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公开呼吁「紧急暂停碳市场（ETS）」，认为碳排放交易体系「人为抬高电价」。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表达了类似立场。

长期在对俄政策上持相对温和立场的匈牙利则更进一步主张恢复获取俄罗斯的能源。比利时首相德韦弗（Bart De Wever）也在能源危机背景之下做出类似表态，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应「重新正常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以重新获得廉价能源。

但在俄罗斯仍于乌克兰作战的背景下，重新恢复能源联系隐含着高度不确定的战略风险。德国能源部长赖歇（Katherina Reiche）明确表示：「重新从俄罗斯获取天然气，意味着回到一种完全不安全的状态，等同于支持一个发动战争的政权。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冯德莱恩也指出，恢复俄罗斯能源供应是「战略错误」，因为任何能源交易都可能转化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资源与能力。

此外，欧盟委员会表示愿意在短期内适度调整碳配额机制，但仍拒绝因应能源危机而放弃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是欧盟实现气候目标的核心制度之一。该体系通过设定「排放总量上限」并允许企业之间「交易」排放配额，将碳成本内生化到电力与工业生产之中，在价格层面激励企业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投资可再生能源与低碳技术。一旦这一机制在政治压力下被削弱甚至暂停，短期内或许能够缓解能源价格压力，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动摇欧洲能源转型的制度基础，使资源本就匮乏的欧洲大陆重新滑向对外部化石能源的依赖，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这使欧盟陷入一个难以同时满足的「能源三角困局」：一方面，企业与居民需要可负担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欧盟必须推进减碳目标；与此同时，一些成员国则坚持在能源上彻底与俄罗斯脱钩。这三重目标之间的张力，正成为欧洲能源政策最难解的核心矛盾。

转型困境：核能争议与可再生能源的局限

在长期路径上，欧洲仍寄望于能源转型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可再生能源中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太阳能发电）在一天和一年范围内都有一定的间歇性，难以完全替代天然气在电力调峰中的作用。在缺乏大规模储能和跨国电网协同的情况下，天然气仍然是「系统稳定器」。

与此同时，核能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冯德莱恩3月10日于法国巴黎举行的核能峰会上直言，欧洲削减对核能的投入是「一个战略错误」。但核电无论建造的周期还是技术储备都需要长期投入，哪怕是最微小的政策转向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决定停止核电，并于2023年关停了最后一座核电站。在大规模建设可再生能源后，德国不得不保留大量的天然气发电厂，而面对此次的天然气价格危机，德国不排除将会扩展煤电的使用，但对核能的态度依然坚决。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德国退出核能的决定「不可逆转」。

在莱茵河对岸的法国一直积极推动核电，但马克龙早在2022年明确提出要继续修建核电，至今依旧都未有项目开工，足见此类工程的周期之长。

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之外，欧洲还试图通过将能源消费电力化，从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交通领域。来自智库Ember的能源分析师罗斯维（Chris Rosslowe）在接受法国《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表示，「在欧洲，石油消费最大的领域就是交通。发展电动汽车因此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唯一能在这次以及未来石油危机中保护欧洲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开展电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