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乡的街道在记忆中逐渐模糊，那些原本熟悉的区域无法提及的禁区。我们在异乡搭建的安身之所，真的可以成为归宿吗？

第一期通信来自于一位在美任教的读者，她谈及了专业成就背后的虚无，以及身分认知的拉扯。或许有些问题，物质与事业并没办法回答回答。在拒绝成为时代的表演者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份与日俱增的孤独，并在无家可归的常态中，重新寻找价值的坐标？

信件 #1：来自阿琪的投稿

给安徒老师、或是二十年后的我，或是随便的任何人：

十四年前大学工程系毕业，一心想当教授。但我知道自己资质不够，想试试在音乐学找出路。少年时在香港的音乐圈子遛过、哭过，学懂了世态炎凉。在美的研究路不算易走，但跌跌撞撞之中又闯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助理教授。转折之中又开始读民族意识、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东西，还刚刚开始了申请绿卡的程序。某国主席把世界弄得一团糟，但在我小小的生命里，此时此刻，我算是找到了一点点安稳。我有个蛮舒服的家，照料著两只家猫和两只街猫。

然而，上星期在心理辅导时，我说我把书稿交了给出版社。同样是助理教授的心理学家在替我高兴，但那时那刻我开始痛哭起来。我知道这书是有听众的，我也知道同事真是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理程碑。我也十分在乎我写的每一句话。但每一个恭喜、每一个笑容，只是令我感到更多的痛。痛在出书这回事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没什么大意义的事——我又不是写小说，又不是写散文。学术书，有数十人花钱买实体书已经算是幸运。赚不了钱之余，这基本是出钱买难受。

长大于九十年代的草根香港，家人都是要我努力读书，长大找一份收入安稳的工，没有甚么发掘潜质的东西。可幸是自己算是聪敏，学甚么的难度也不大，但也代表我像是当甚么也可以。同时间，我的回忆在成长时已经一点点地被破坏——幼稚园毕业后，校舍变成了豪宅。小学在我小六时由半日制转全日制，在全新的校舍过了最后一年。旧区重建、领展、家母的精神病…思乡之情不单不安心，还让自己更感叹世事变迁、时移世易是如何的快。二零年回港照料家父时，发现街上的人都多说了普通话、餐厅食碗变成了外判工作、曾心爱的大学也已经变成了磨人、磨心的地方。回家不单是变成了访家，这次家母的病已把我锁了在家外，再也走不进去。这几年回了内地家乡的爸只是不断地叫我结婚，没有想过他在文革的经历是我写书的动力。

但在美的生活让我看到人的变迁是同样可怕：美国人爱谈恋爱，找到了伴侣就忘记了友人。作为华人又不太爱说话的我又更容易被遗忘。选择当个non-binary的亚裔女生半是选择（我本身就是“男仔头”），半是主动地否定被色情化。别说找对象了，想找个时间和一个能理解一部分又肯接受自己的友人深谈都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面对学术界的顽固和离地主义，面对政治和管治的混乱，面对一个influencer/KOL当道的社会，不想当表演者的我感到无助和无比的疲惫。在心理辅导时哭出来的泪不单是一份孤独感，不单是迷茫，而是因为要面对这三十多年来一直逃避／从来没问过的问题：也许在物质、事业以外，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寻找过自我。原来事业成功、感情顺利、身体平安、万事如意⋯不知道自身价值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带来幸福。

但找到了又代表甚么？这会让我感到内心平安和快乐吗？

在大学时曾在瑞典游学，在斯德哥尔摩的机场在个艺术装置写著：“我是环球公民，天涯云游客，四海皆吾家。”过去这些年我一直相信这句话，也在这句子里找到了慰藉。但老师，当家不再是家、新家又不能安心，世界各地都面对著动荡⋯哪里可以找到心安处、吾乡？

此致，

阿琪

安徒回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