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深记者龚玨出发去被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明州首府明尼亚波利斯（Minneapolis；下称明市）前，我本来有点疑虑。他原意是去采访1月24日的反ICE大罢工和游行，但当时北极冷锋将临，当地气温要掉到零下三十度。我问他：“要不要等一下，不确定这么冷还有没有人出去游行？”他说：“但事情应该还会迅速恶化，再等恐怕会错过很多东西。”

作为编辑，我一方面担心天气冷得没人出门，他去了也采不到东西，白白在明市待室内看雪景。当然也怕天气太坏冷死自己的记者，毕竟我也在美国中西部待过颇长一段时间，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冷我也是经历过的（就是室外稍为待久点，鼻子双手耳朵都会开始刺痛长frostbite的程度）。虽然，龚玨在我们的编辑室有俄罗斯王子之称（这样把他的秘密抖出来，应该不会生气吧），确实不应低估他在寒冬中的生存能力。但更让人不安的是无日无之的街头冲突。我嘱咐他千万别太过接近冲突中心，毕竟当时已经发生了月初三子之母Renee Good被ICE开三枪射杀的事件，而龚玨作为亚裔记者，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他这才怂怂的回复说：“其实……我也有点怕。”

怕归怕，他的记者触觉是对的。到达明市的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发信息：“我要去现场了，他们又杀了一个人。”就在1月24当日，37岁的护士 Alex Pretti 在拿手机拍摄ICE行动，并试图帮助一名被推倒在地的女性时，被多名ICE及CBP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武装人员按倒在马路旁，腰间合法携带的手枪被夺去，两名武装人员在数秒内向趴在地上的 Pretti 连开了十枪。当日数万明市人在严寒中上街游行，要ICE滚出明市，人们喊著：“Say his name”，然后再回应：“Alex Pretti！”。

美国国内一片沸腾，新闻头条全都是明市和ICE冲突的消息，月初委内瑞拉突袭的新闻周期这就过去了。然后我看了一眼电脑右上角的日期：原来现在还是2026年1月。

我常常想起新闻的价值判断这回事。人们常说做新闻要“客观”，做学术要“理性”，这些我们当然可以在字面上取得共识，但实际问下去就会有几千个更复杂的问题。端的编辑室不是《纽约时报》（希望我今晚会梦到拥有《纽时》的资源，祝我做个好梦……），资源人手都是要“谂过度过”（仔细计算）的，那么派不派记者去采访一个现场，本身就涉及一种价值判断（但那当然不代表不客观，毕竟不客观的话就不用去现场搜集事实了）。而我的判断应该是不论立场都可以认同的：美国移民执法的武装化（militarization）是一个对美国社会，以至国际社会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的事。

历史告诉我们，武装化的逻辑一旦启动，就会自我扩张。一旦执法机关开始把执法结果量化（抓捕数字、驱逐人数），那个数字就会变成自我增长的机制，这周的KPI是抓二千人，下周就会变成抓三千人，因为 the machine needs to be fed。高层要KPI，下层要“跑数”，要跑数就必须将目标扩大。最初ICE说只针对非法的﹑有犯罪纪录的移民，但现在我们眼见的事实是，即使一个美国公民在现场用手机录影，或有枪牌合法持枪，也会被政府机关称为“恐怖分子”。更不用说的是，暴力必然要绕过程序存在，但程序正义本身就是民主社会的根基。当世上其中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开始变成武装化社会，在世界其他角落的我们，也许更难想像如何能对抗威权扩张。

那天，龚玨在现场给我发来照片：他和监察﹑抗议ICE的当地民众一样，戴著3M的防毒面罩－－两边有桃红色过滤棉，我们在某年之后已经很熟悉的那一款，用来阻隔ICE用来驱散记者和民众的催泪弹。他采访了明尼阿波利斯抗议现场越南餐厅的华人老板，那位老板在Pretti被杀当日打开餐厅大门，让民众有个安全的地方休息。说话夹杂著英文和广东话的她，在谈起餐厅外横飞的催泪弹时，说不知道“tear gas”的广东话怎么说。龚玨凭著2019年观看香港社运直播时的记忆，用“唔咸唔淡”的广东话回答：ceoi leoi daan。

作为记者的天职是报道事实，但世上没有一个记者是像一张白纸般去现场的。一个人的记忆自然会模塑了他理解世界的方法，而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在这样的年代里，我想，真正应该做的新闻正正是这样的：让我们知道现场的真实，和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有甚么关连，而我们身处其中，又该怎样去make sense of it。这才是在零下三十度跑了一趟现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