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惨烈火灾吞噬了多名无辜生命，震惊全城，唤起无尽的哀悼与公愤。当局迅速拘捕多名涉案嫌疑人，将事件正式推入司法程序的轨道。基于无罪假定原则，本文不欲深究案情的细节，而是聚焦于一个更深层的难题：以严重疏忽误杀罪（gross negligence manslaughter）来追究大型灾难背后的责任，隐藏著何种棘手的法律与实务挑战。

“严重疏忽误杀罪”的犯罪元素

要令“严重疏忽误杀罪”成立，控方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标准 -“毫无合理疑点”- 向陪审团证明多项的核心犯罪元素。首先，被告须对受害人负有“谨慎责任（duty of care）”，即法律有理由对其施加义务，强制其采取合理措施，防范对他人造成可预见的伤害；其次，控方须证明被告的疏忽行为直接促成或构成受害人死亡的关键成因；最后，此疏忽不仅是普通失误，更须被认定为“严重（gross）”，即远超一般过失的界限，达到“极其恶劣”的层级。

然而，当这套严格框架套用到大型灾难时，其局限往往便开始浮现。楼宇火灾鲜少是单一失误引发的“意外”，而更常是多重系统性故障的恶性连锁，可能是设计的先天隐患，亦可能是日常维护的疏漏，以至紧急应变的失效。这些环节往往横跨企业的层层部门与多位人员，难以锁定单一“元凶”。这种分散性不仅模糊了因果链条，更让传统的个人化追责模式显得力不从心。

普通法历史：从公司豁免到人格化原则

高层的管理失当，可能被司法认定为并非“严重”或“直接”导致死亡，以致公司得以逃脱误杀罪的追责。

历史上，普通法向公司追究误杀罪所表现的犹豫，可追溯至上世纪初。早在1927年的R v Cory Bros & Co Ltd [1927] 1 KB 810一案中，英格兰法院断然驳回以误杀罪起诉公司之尝试，认定被告作为法人实体，无法犯下涉及“暴力”的罪行，实质上为公司提供了杀人指控的豁免盾牌，亦反映当时司法对公司人格的狭隘认知。

此后普通法逐渐演化出“人格化（identification）”原则，一定程度上填补此一空白。根据此原则，公司罪责仅能归诸其“主导心智（controlling minds）”，通常指董事、高级主管或决策核心，他们被视为公司的“分身”或“化身”（如参见Tesco Supermarkets Ltd v Nattrass [1972] AC 153）。若这些高层的意图或疏忽能证明为犯罪，公司即须连带负责。此原则对小型企业或家族式公司颇为适用，因为领导者往往亲自参与日常运作，直接知悉并处理风险。

然而，在现代较大型企业管理中，此框架即显露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