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的一天，当四名新泽西警察出现在华裔作家李翊云的家中，说出一句“没有更好的方式开口说这件事”时，她心中已经隐隐感到不祥。警察刻意回避“自杀”这个字眼，只是说她的小儿子詹姆斯被列车撞死，甚至称正在“积极调查犯罪现场”，但李翊云几乎立刻明白——詹姆斯是自杀身亡的。

在她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中，她也用了警察的开场白来陈述这些事实：她和丈夫育有两子，两个孩子都已自杀身亡。大儿子文森特死于2017年，年仅16岁；小儿子詹姆斯死于2024年，年仅19岁。兄弟俩都选择了相同的方式告别世界——撞火车身亡，死亡地点都离家不远：文森特在普林斯顿交汇站附近，詹姆斯在普林斯顿车站附近。

面对两个儿子相继自杀的巨大悲剧，公众的反应本应是悲悯、尊重与克制。然而，在悲剧曝光后，尤其是在中文网络空间，李翊云却遭遇了极端对立的舆论风暴。一方面，是出于同情的哀悼；另一方面，是充满恶意的指责，甚至将她妖魔化为“失德艺术家”或“带有自杀诅咒的有毒母亲”。一些媒体与自媒体的标题更是触目惊心，诸如“疯狂母亲逼得两个儿子都自杀”，或是“李翊云：两个儿子替你而死，你可知罪？” 这样的语气不免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与公审式的道德清算。

必须承认，李翊云的家庭悲剧也的确引发了一系列无法轻易回避的问题：她的家族是否存在某种精神疾病或“自杀倾向”的遗传？她在童年遭受母亲身心虐待的经历，是否在无形中影响了她日后的母职？她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挽救儿子的生命？又为何在儿子死后表现得如此“冷静”甚至“正常”？连李翊云本人都反问过自己：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亲？儿子死后，她也常常会在打字、做饭、阅读或练琴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我怎么会处在这么一种极端状态？李翊云是一位对文字非常敏感的作家。她把自己的处境提升到“极端状态”，就暗含了对普通人轻率评判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