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端傳媒推出「人類命運不共同？」系列評論，已發出兩篇，本篇為第三篇，從氣候和環境角度看人與「非人」的命運共生，也嘗試從原住民女性主義的案例和理論中找到關於共生的啓發。不論我們是否再談「共同體」或「團結」，我們在co-exist的過程中或許都可以提出新的倫理想象——關乎個體與世界、我們與他人，可以是怎樣的關係？
關注跨文化聯結及氣候問題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什，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大錯亂》（The Great Derangement）中寫道：「人類世的進程顛倒了現代性的時間秩序：那些身處邊緣的人，如今最先經歷着、等待着我們所有人的未來。」
人類世（Anthropocene） 是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J. Crutzen）和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在2000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一個由人類主導的全新地質時代。在人類世中，溫室氣體排放增多，全球不可逆得變暖，大量動物滅絕，城市化和工業化農業擴張，土地中永久沉澱下塑料、核廢料等人造材料。
25年後的今天，「人類世」還沒有被國際地層委員會（ICS）正式列為地質年代單位。「氣候危機」（climate crisis）在大多數報道中還是會被中立地寫成「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甚至「變化」一詞，在保守人士看來也仍然是一種陰謀論。 任何懂得使用「人類世」一詞的人，都已經站在批判和悲憫的起點了。 洛杉磯大火來了，現代性進程中受益最多的全球北方精英，剛好可以坐飛機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