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之元朗事件，堪稱香港「反逃犯修例運動」（或稱「反送中運動」）的分水嶺。當晚，為數大約一百名與親北京團體或人物關係密切^[1]的白衣人，手持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藤條、木棍和其他武器，以「保衛元朗」為名，聚集於香港鐵路元朗站內，對民眾展開無差別的兇殘襲擊。香港區域法院法官葉佐文裁定部分白衣人暴動罪成時形容，此為「無的放[矢]的集體私刑」^[2]，並於其後總結，這些白衣人「向車站範圍及車廂範圍的人無差別地刻意作出威脅、挑釁及襲擊行為，目的是要令對方受驚及身體受到嚴重傷害，一些人的身體也確是受到嚴重傷害」^[3]。

然而，香港警方當晚遲遲未到場介入^[4]，令人質疑其是否默許暴力行為，徹底改變了社會大眾對香港警隊的認知，而且是次在公共交通工具發生的無差別襲擊在香港社會造成廣泛「道德震撼（moral shock）」^[5]，使示威者的激進行動越加獲得正當性和（尤其是基層）市民支持^[6]，從此成為民眾動員對抗當局的重要觸媒。事後多份警政和傳播學文獻指出^[7]，元朗襲擊事件引發了對白衣暴徒與警方的雙重憤怒，抗議對象開始從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轉向對抗警方權威。警方未能迅速制止疑似三合會成員的暴力襲擊，被廣泛解讀為警方與黑社會之間存有故意且腐敗的勾結，民眾對警方合法性的信任迅速崩潰，進而推動社會的激進化。

諷刺地，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林卓廷》^[8]一案中，竟指當日於元朗站付費區閘內範圍被大批白衣人襲擊的市民，其中包括時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因曾與白衣施襲者對峙或嘗試擲物、射水還擊，所以同屬暴動一員。陳法官達至此結論的推論過程不但充斥原則性與邏輯錯誤，更未能正視事件中一眾「非白衣人」被告人所面臨的即時且非法暴力威脅。依據普通法，自衛是一項普遍適用的辯護理由，允許個人在遭遇非法侵害時，採取合理且必要的防衛措施以保護自身及他人安全。

在元朗事件中，被告人身處突發的暴力情境，面對白衣人的無差別襲擊，其反應乃出於保護自身及他人的合理需要。本文批評，陳法官以事後孔明的標準，苛求被告人的行為，忽略其作為普通市民在危機下的自然反應，對自衛行為之必要性與相稱性未能準確判斷，判決存有嚴重法律誤解，未能適切反映事件背景與法律原則。執筆之時，《林卓廷案》中全數七名報告人都已提出上訴，陳法官的誤解若不予匡正，長此以往將致使公民將來在目睹弱者受攻擊時，不再敢挺身而出相助，唯恐自身反成檢控與懲罰的對象，實乃社會公義與法治之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