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較歷史社會學家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敘述中，近代伊始，歐洲的現代國家構建之路徑一直遵循這樣一條因果線索：「戰爭造就國家，國家發動戰爭。 「（War makes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數百年持續不斷的紛亂戰火，迫使歐洲的統治精英在生存壓力和權力野心的雙重催逼下發展出現代軍隊、現代財政、現代科層官僚制等機構，以期對外擊敗各式各樣的敵人，對內壓服大大小小的自治權力中心。 實現對領土疆域完整控制的現代主權國家由此誕生，其絕對君主制的治理後被民主制、自由經濟和福利國家的「三位一體」所取代。 歐洲民族國家的構建，由此成為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礎，也成為非歐洲族群生存和發展的樣板。 而反過來講，這理當意味著21世紀的歐洲早已走出了這段歷史。
但沉重的歷史拒絕輕易退場。 2024年11月19日，當歐洲各國領導人標記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侵略戰爭進入第1000天，俄軍於當日再度對烏克蘭全境發動大規模導彈和無人機空襲之際，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地緣政治和現實政治（Realpolitik）依然是當代世界最堅硬的權力要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消耗戰式（war of attrition）的大規模陸地常規戰爭，連帶其所有的血腥、殘酷和苦難，依然可以捲土重來; 歐洲人珍視的所有和平、自由與繁榮，依然可能在一個獨裁者的帝國執念與一個國家的法西斯式狂熱面前轟然倒塌——而大洋彼岸的強大盟友完全可能在白宮新主人的帶領下選擇袖手旁觀。
面對這關乎存亡根本的威脅，歐洲國家——以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幾乎每一個維度上的極度缺乏準備，更是顯得格外兇險。 法國總統馬克龍4月在巴黎索邦大學的歐洲政策演說中警告稱：「我們的歐洲並非永生不滅：她可能會死去。 」這種「死亡」固然可能是深陷經濟停滯之中緩慢而痛苦的病死，但同樣可能是一場撲面而來的戰爭衝擊下措不及防的暴亡。
